我为农民看病
来源: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 作者: 罗达三 时间:2026-05-14 点击:
我们在新干县鸡峰公社阳团大队落户。阳团地处丘陵地带，四面环山，是个有200 多户人家，1500多人的大村庄。对于一个大城市的中学生来说，“农村缺医少药”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到阳团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五十多名同学被分到多户人家吃“派饭“。吃饭期间，听到隔壁哭声大作，出去一看，原来是生产队会计的11岁的妹妹患肺结核病亡。
自从二战末期链霉素发明以来，肺结核早就不应该是不治之症了。会计家穷，沒钱买棺木。同学黎瑾下乡前学习过做木匠，自告奋勇，连夜为女孩赶做了一口简易棺材。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对“缺医少药”有了一个切身体会。我们每个知青都拜一位贫下中农为“师傅”，稍作安顿，就随师傅下地了。这一干就十年。
在这期间，也有少部份知青当了小学教师，拖拉机手，气象员，木匠, 大队干部等。过去农民有点头痛脑热，皮肉擦伤出血什么的，往往要去5里外的小坑诊所就诊。知道我们知青带有药品胶布后，会到我们的住处来，我便免费提供一些药品药膏、纱布胶带之类的医疗用品应急。
虽然初来乍到，农村劳动生活很辛苦，但也很快慰。我们下乡后不久，全国倡导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阳团大队也办起了合作医疗，我和另一位当地老乡姚买根成了首批赤脚医生。农闲时节，我们以看病为主，农忙的时候，白天下地，晚上和休息时看病。我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书本是我的启蒙老师，有空就看医学书籍。每次去公社医院开会学习，我抓住一切机会，站在医生旁看他们怎么诊断，怎么开药。中医师西医生都是我的老师。为了观察诊治效果，我主动上门随访。对病情可能瞬息多变的婴幼儿和老年患者，常常当天或第二天随访。有时遇到危重病人，比如农药中毒，我会长时间守在病人旁边，观察病情，及时处置。这样逐步获得农民的信任和尊重，也有助我快速积累临床经验。
无论刮风下雨，半夜三更，还是到5里路外的棚下小队出诊，我24小时随叫随到，一个药箱，一盏马灯， 365 天不离手。那时农村的住房，都是土砖墙壁，土砖和土砖间常常有空隙，既不防风也不隔音。有一次半夜里老乡来叫出诊，轻声叫“罗医师”，我立即答应。他问：“你怎么还没有睡？”。其实我早已入睡，但睡梦中能听到他的脚步声。
长期农村赤脚医生的生活，使我形成一种“特异功能”，自嘲为“还没躺下就睡着了，还没醒就起来了”。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合作医疗室能够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了，也能治疗一些以往需转院治疗的急、重症病，如小儿肺炎，急性肠胃炎，外科小手术等。合作医疗的费用，主要由大队拨款，加上每次看病的处方费（赊账，年终结算），赤脚医生则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年终分红。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合作医疗虽以西药为主，但是中草药和针灸火罐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不可或缺，有与西药相辅相补的作用。我常用针炙治疗腹痛、腰腿痛、面瘫等病痛，还常随草药师上山采挖草药。传统的中草药使用方法多用水煎，很不方便。我买来一个玻璃蒸溜器，试着提取草药有效成份如鱼腥草的挥发油。
我也自己设计过一个土制压片器，希望能把晒干的草药碾碎压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改变中草药剂型的设想没有实现。村里有一个出生地主的中医师叫姚历年，文革时期从附近的小坑诊所被遣返回村劳动，我不避嫌，虚心向他学习，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一次，一位高龄婆婆生病，在公社医院治疗无果，家人担心人财两空，抬她回村，杀鸡宰鹅，准备为她办丧事。我把姚历年请来看看，他望闻问切之后，开了一帖药，喝下去没多久，病人奇迹般的转危为安了。我在亲历实践中，体会到中医药是中华民族赖以传承的一块瑰宝。
现在有一股抵毁中医药的涌动暗流，甚至波及我所在的医学院朋友圈，令我非常不安。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也有幸报名、考试、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录取，终于实现了我多年来渴望得到在正规医学院学习的願望。乡亲们知道我将回沪读书，争先恐后地拖我去各家吃饭，我尽量婉言谢绝，但盛情难却。我的心情非常矛盾复杂，插队落户十年，饱尝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但也突然发现，我的心、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已经和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和这里的人们溶在了一起。
临别那天早晨，我坐在拖拉机拖斗上向来送行的乡亲们挥手告别，当拖拉机启动的一霎那，顿时感觉鼻子酸酸的：我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啊！大学毕业后读研，出国留学，工作。我和曾在阳团一同插队落户、同吃一锅饭的中学同学龚纪光结婚生子。
2008年夏天，儿子大学毕业，也正好是我们去江西插队落户四十周年，我们决定带儿子去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离开阳团后第一次回去。进村的泥石子路，被一条平整的水泥路取代，村里盖起了一些小楼房，但是到处残墙断壁，杂乱无章，原来干净的小巷沟渠残缺不全，合作医疗室被一家私人诊所取代。
三十年前知青回城时，大队林场大片杉树相继成材，但自”包产到户”后，被砍所剩无几。但阳团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村里有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一进门，老人们在看电视，打麻将，见我们进来，都起身叫我“罗医师”，显然都还认得我。我们亲切握手交谈，非常高兴。那时正是双抢（抢收抢种）农忙季节，有缺劳力的农户雇用湖南农民帮助收割的。午饭由阳团支部书记招待，歺桌设在一个被废弃的看似学校的院舍内，环视屋子四壁，窗沿下整齐排满了空酒瓶。饭菜很丰盛，但我心里却五味杂陈。回沪后与知青同学们谈及此行感想：这样下去，农村现代化何时能实现？次年（2009）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第一次阐述了农村土地流转新政，为改变中国农村困境，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
又过了十年（2018），插队落户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阳团知青组团“回乡”。阳团村內修起了几条水泥路，路边有私人轿车停靠，当年的土砖房己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新砖瓦房和2-3层楼房，手机成了年轻人的标配，1500人的村庄有200多人外出挣钱。村里土地平坦的地方还出现了农机专业户，农忙时提供收割播种的有偿服务，显然阳团已经摆脱了贫困。阳团老乡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热情好客。虽然当年拜的“师傅”不少已经过世，但是所到之处，左一个“罗医师”，右一个“罗医师”，拉着去各家喝擂茶、吃饭、拍照，象回家一样，依然如故。照片中的母亲和孩子，我因两次回去都没见到她们感到遗憾。但是值得宽慰的是我曾经为她们和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服务过，也在那块土地上学到了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东西。
半个世纪前祖国大地上的上山下乡运动当事人大部已逾耳顺之年，让后人去评价那段历史吧！
作者简介：罗达三，男，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现位育中学）66届初中毕业。1968年江西省新干县鸡峰公社阳团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12月上海一医医学系学习，1982年9月上海一医针麻教验室硕士生，1985年9月上海一医国家神经生物学教研室助教。1986年6月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博士生。1989年11月加拿大卡加利大学博士后，1992年1月加拿大UBC大学研究员，1999年McKesson公司技术经理。2017年退休。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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