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长征记》第二十二章 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上）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时间:2016-09-29 点击:
第二十二章 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上）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自右向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十分震惊，不敢轻举妄动，并调整部署，全力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在南侧，西北军主力第17路军以两个师主力驻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东北军将主力两个军一个部署于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一个军部署于甘肃合水、太白镇地区并拟东调进入陕西黄陵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在北部，陕北军阀以一个师部署于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不断向南袭扰，企图夺占陕甘苏区的安塞、安定、瓦窑堡等地；在东部，陕北军阀一个师据守米脂、绥德和清涧地区，山西军阀阎锡山晋绥军的步兵四个旅、骑兵一个旅进入陕西，分别位于吴堡、义合镇和神木、府谷地区，并对神府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清剿”。在西面，国民党军在宁夏、甘肃边境地区部署了两个师。国民党军从四面对陕甘苏区形成了封锁、围困。
如何巩固与扩大苏区，当时中央和红军内部有两种意见：博古等人主张红军应该“稳固地向前发展”，也就是继续实行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行之有效的“以巩固求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南，与东北军、第17路军作战，寻求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毛泽东此刻则放弃了自己所独创的“波浪式推进”的方略，主张红一方面军充分利用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大举东征，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央和红军内部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本质，在于是采取机械地、教条化的思想路线，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博古等人虽然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坚决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在具体问题上却难以摆脱程式化、教条化思维，认为“以发展求巩固”是“冒进”、“冒险”。更多的人则是不理解毛泽东，更不理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一贯实行的“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一切以夺取胜利、发展红军为第一要务。他东征山西的军事战略设想，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分析之上，同时又基于对军事形势的细致解剖，高瞻远瞩，是为红军找到的一条既求生存，又求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军事方略。他因此说服众人，最终形成了东征的战略决策。
瓦窑堡会议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鄜县以西、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并派出一部协同陕甘苏区地方武装围攻甘泉、围困延安。
正在此时，原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蒙古辗转来到陕北苏区。他也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成功到达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第一人。
张浩带来了两条主要的信息：一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决议精神；二是斯大林同意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这对于一直以来想取得苏联援助的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于11月20日和25日两次致信毛泽东，主张迅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毛泽东考虑到红军需要休整、扩大，根据地需要巩固，于11月30日复电张闻天，主张“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继而，他又于12月1日给张闻天写信，进一步详细地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标；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新时期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张浩（即林育英，1935年12月由苏联回国，到达陕甘苏区）、郭洪涛等人出席。会议全面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现在又在并吞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还明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就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等问题，指明了党的方针与政策。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是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和东征的意义。他指出：在陕甘苏区的北面，陕北地方军阀兵力虽不强，但临近长城和长城外荒无人烟的沙漠，红军没有发展前途。西面宁夏、甘肃边境地区，国民党军兵力也不多，但系地瘠民贫、人口不多的回民聚居区，红军发展也是困难重重。南面的关中、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密集，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17路军八个多师驻守，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也正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红军如向南发展，必将与国民党军重兵相抗，前途未卜。只有东面的山西，提供了红军发展的空间。山西军阀阎锡山号称拥有十万人的晋绥军，但分布在晋绥两省，缺乏同红军作战经验。同时山西是日本急谋夺取的华北五省之一，也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重要通道。阎锡山媚日反共，派出五个旅“进剿”陕北苏区，严重威胁着苏区的巩固。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容易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认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而“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东征山西，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可以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缓解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一举四得。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于12月23日以毛泽东报告的军事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在中国红军和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时状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应该还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应估计到1936年下半年红一方面军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争。要求红一方面军猛烈扩大到五万人。
陕北地区的红军部队
为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决议对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和行动步骤做出明确的规定，指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大任务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确定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并分作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为巩固陕北苏区和确保东征山西时后方的安全，应给北面和南面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扩大红军五千人，组建红28、红29军；扩大整理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并着手组织骑兵旅、蒙古游击队；完成东渡黄河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等。以上限于1936年2月5日前完成。第二步，东征作战，准备以六个月的时间，击破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区为初步的苏区；扩大红军，筹措资财；调动入陕之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陕北苏区已失的土地；完成北出绥远的各项准备；保证必要时回陕所需的船只；加强对河北与陕南等地的游击战争的指导；沟通与苏联和红2、红6军团的通信联络。第三步，依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之进攻程度，决定红军由山西向绥远进军的时机。
决议还对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各地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估计，提出了在长江南北原有苏区、日本占领区和“自治”区游击战争的目标与方针，并总结了九年来指导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成的权力”。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刻，是在红军扩大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制定了全党全军进入新阶段的基本战略方针，为红一方面军规定了战略任务，指明前进方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红军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陕甘苏区进入了巩固与发展时期。
东征准备
12月24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依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签发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随后，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颁布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红一方面军在陕甘苏区党政军民的支持、配合下，全面转入东征作战准备。
首先是扩大、充实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陕甘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至1936年1月，五千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另有七百五十多名伤病员出院归队，一百八十四名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到部队，并争取了二千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以红1军团扩编为三个师，除保留原红2、红4师之外，以第1、第13团为基础，加上新建的第3团，重建了第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其他各部也做了调整充实，方面军辖两个军团六个师，总兵力增加到一万两千七百人。陕甘苏区地方武装部队力量也得到加强。在北线，以陕北独立第1、第2、第4团为基础组建了第28军，辖三个团一千二百余人，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在南线，以红军第1团及中宜、宜川独立营和华池等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军第29军，暂编两个团，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治委员。此外，还整理与扩建了六个独立营、十个基干游击队。
为了打击南北两线进犯之敌，确保红军东征后后方巩固，同时迷惑国民党军，隐蔽东征作战的准备与意图，从12月下旬开始，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展开北征和南征作战。刘志丹、宋任穷指挥红15军团第78师、军委骑兵团和红28军组成北路军，北出横山，向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第86师发动进攻，包围横山县城。彭德怀率方面军主力南下进至洛河以东宜川、洛川之间，以第1、第13团和第81师围攻甘泉，红1军团主力在宜洛地区扫除民团据守的围寨，开展群众工作，并派红4师进出于宜川、韩城、郃阳（今合阳）、澄城、洛川5县城之间，发动群众，扩大苏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
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中共中央在此期间积极进行了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派出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秘密谈判，达成了联合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为表示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反蒋之诚意，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月中旬解除对甘泉之包围，并由宜、洛地区北撤。这一成功的统战工作，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使得陕甘苏区所面临的南部威胁得到缓和。
一切准备都在按照计划稳步推进。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率领中央政治局在东征作战中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另以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共西北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王稼祥病愈后参加会议，负责红军的后方工作，坚持陕甘苏区的斗争和开展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月19日，军委下达《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东征山西，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要求陕甘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
但是，东征作战事关重大，毕竟红军长征初到陕北，主力大举东征，后方力量单薄，如果国民党军趁机进攻苏区，一旦陕甘苏区失守，而东征作战又无法到达预定目的，则后果不堪设想。因而，虽然东征作战准备全面展开，但许多高级指挥员依旧对此忧心忡忡。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致电中央，提出红军还是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巩固陕甘苏区上，可考虑向北发展。如果决意东征山西，必须确保在蒋介石中央军大举增援的情况下，红军主力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这一建议反映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看法，其核心是担心东征山西，会丢了陕北根据地。彭德怀后来说：“我的这种想法，反映了红军当时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当然也有人有其他考虑，李德此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对战略意见书》，指责东进山西，并转进到绥远，接近中蒙边境，是“想挑起日苏战争”。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东征作战的意义、目的进行了详细说明，耐心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并批驳了李德的观点。他强调：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有利的。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同时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他充分尊重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指出：在东征作战中，一定要保证黄河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
会议最终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为左路军，红15军团为右路军。
在黄河东岸，统治山西二十四年的阎锡山自红军直罗镇战役胜利一直处于紧张之中，生怕红军会乘胜东进，威胁其封建统治。为阻止红军东进，他以四个旅一个团连同沿黄河沿岸各县的十二个“防共保卫团”，统归晋绥军前敌总指挥、第34军军长杨爱源指挥，布防在黄河东岸黑峪口至禹门口之间三百多公里的地段上，控制渡口，并构筑大量碉堡，部署各种火器，设置多层工事，力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止红军东进。
能否越过黄河天堑，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东征作战成败的关键。延长会议后，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电令，林彪、徐海东分别带先头师师长和先头团团长到河岸现地侦察，较详细地掌握了渡河点附近及突破点的敌情、地形等情况。彭德怀、毛泽东也亲自到黄河沿岸侦察渡河点情况。
在清涧县的袁家沟，毛泽东深入调查了黄河沿岸的情况，并亲自到黄河岸边的铺子洼观察对岸敌情。他曾经设想利用黄河结冰期指挥部队从冰上过河，但调查后发现这一年开春早，部分河冰已经开始解冻。考虑到部队东征后与西岸的交通联络和准备必要时回渡，他决定改变渡河点，选择河面较窄、地形较隐蔽的延水关至福禄坪地段上实施槽渡。
清涧县袁家沟红军总部机关旧址
2月7日，大雪初霁。毛泽东再次来到黄河岸边。壮丽的北国风光引得他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指点江山，直抒胸臆，革命领袖、卓越统帅的豪情壮志跃然纸上。就这样，毛泽东吟诵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指挥红一方面军踏上了东征的征程，展开了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的征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