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长征记》第二十章 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时间:2016-09-24 点击:
第二十章 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到达俄界的第二天，9月12日，政治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行动方针。在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后，会议确定，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一边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一边休养兵力，扩大部队，创建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
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日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并“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对于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将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成立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9月12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罗达（今洛大）地区，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突入甘南
在红军徘徊于川西北的班佑、巴西、包座、俄界地区时，蒋介石对围绪红军的部署进行调整，除令毛炳文等部坚守南面防线外，急电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督令所部妥为防堵，薛岳部迅速向川甘边地区集中，宁夏军阀马鸿逵部在固原及陕甘边之环县布防，东北军于学忠部第51军迅速开往平凉、固原地区作纵深防堵配置，此外，令川军各部从东、南两个方向继续紧逼红军，青海军阀马步芳部重兵把守玉树、果洛—线，防止红军西进。
朱绍良接令后，令鲁大昌部新编第14师派兵火速进驻腊子口附近筑工事固守，并派第3军第12师唐维源部进驻岷州（今岷县）以为策应。然而，由于时间仓促，难以形成稳固的封锁线，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兵力比较薄弱。
中央决定，趁国民党军部署尚未完成的有利时机，红1军在前，红3军殿后，军委纵队在中，迅速向岷州前进，彻底摆脱困境。
从俄界到岷州，中间横着一道天险腊子口。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第1旅在此据险扼守，并在隘口至岷州设置了数道防线，共部署了三个团。突破了腊子口，国民党军阻挡红军北上的企图就将彻底破产。而拿不下腊子口，则红军或者将被迫掉头南下，重过草地，或者将西进青海，或者将东出川东北取道汉中北上，无论哪条路都将落入国民党军重兵堵截之中，对于刚刚经历了草地煎熬、兵力单薄的陕甘支队来说，都是凶多吉少。
16日，毛泽东随红1军经黑拉到达黑朵寺（今黑多寺）。在这里，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商量后，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取腊子口，打开通往甘南的通道。当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作战计划，指出：腊子口“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红4团再次担负了开路先锋的任务。红1军军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训令红4团：必须在16日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
从俄界到腊子口，路程一百九十余公里。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4团昼夜兼程，翻山越岭，穿越原始森林，向腊子口前进。红1军令红2师陈光、政委肖华随红4团行动，并指示陈光、肖华：无论16日是否夺取腊子口，红2师主力都应于17日迅速通过腊子口，攻占大草滩等地。
16日上午，部队在距腊子口只有几十里的地方，与国民党军新编第12师第6团遭遇。虽然国民党军以逸待劳，但也刚到不久，正在构筑工事，红4团在行进中发起进攻，两个连的官兵与担负迂回任务的一个营到位，就发起冲锋。一顿手榴弹加上机枪扫射，官兵呼喊着，手持大刀冲入了敌军阵地。国民党军以为红军缺粮少弹、早已溃不成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如此神勇，前卫一个营还没来得及抵抗，防线就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兵丢下枪支和工具，掉头拼命逃命。
战斗仅用二十分钟就告结束。红4团继续前进，在黑朵附近捉到三个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审问后得知前面有国民党军一个营沿大路右侧设伏，准备伏击红军。黄开湘、杨成武将计就计，令先头连用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装、装备，化装前进，直到进入国民党军的潜伏阵地，方突然开火，以一个连打垮敌军一个营，并缴获大批物资。随后，穷追猛打，当天下午，直抵腊子口下。
红4团先头第1营不停顿地发起进攻，但被国民党守军凭借天险，以机枪与手榴弹火力所阻，数次进攻均未奏效。入夜后，红4团调整部署，黄开湘率军侦察连和第1营1连、2连组成迂回部队，攀崖绕至守军背后进攻；杨成武指挥第2营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迂回部队在一位苗族战士的带领下，攀上右侧悬崖，隐蔽进至守军背后的山顶，突然发起进攻。守军措手不及，立即陷入混乱。正面进攻部队趁势猛攻，前后夹击，激战两个多小时，终于在17日凌晨夺取了隘口，并冲破隘口后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又攻破了守军在隘口后山谷后段设置的第二道防线。
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日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并“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对于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将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成立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9月12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罗达（今洛大）地区，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突入甘南
在红军徘徊于川西北的班佑、巴西、包座、俄界地区时，蒋介石对围绪红军的部署进行调整，除令毛炳文等部坚守南面防线外，急电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督令所部妥为防堵，薛岳部迅速向川甘边地区集中，宁夏军阀马鸿逵部在固原及陕甘边之环县布防，东北军于学忠部第51军迅速开往平凉、固原地区作纵深防堵配置，此外，令川军各部从东、南两个方向继续紧逼红军，青海军阀马步芳部重兵把守玉树、果洛—线，防止红军西进。
朱绍良接令后，令鲁大昌部新编第14师派兵火速进驻腊子口附近筑工事固守，并派第3军第12师唐维源部进驻岷州（今岷县）以为策应。然而，由于时间仓促，难以形成稳固的封锁线，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兵力比较薄弱。
中央决定，趁国民党军部署尚未完成的有利时机，红1军在前，红3军殿后，军委纵队在中，迅速向岷州前进，彻底摆脱困境。
从俄界到岷州，中间横着一道天险腊子口。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第1旅在此据险扼守，并在隘口至岷州设置了数道防线，共部署了三个团。突破了腊子口，国民党军阻挡红军北上的企图就将彻底破产。而拿不下腊子口，则红军或者将被迫掉头南下，重过草地，或者将西进青海，或者将东出川东北取道汉中北上，无论哪条路都将落入国民党军重兵堵截之中，对于刚刚经历了草地煎熬、兵力单薄的陕甘支队来说，都是凶多吉少。
16日，毛泽东随红1军经黑拉到达黑朵寺（今黑多寺）。在这里，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商量后，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取腊子口，打开通往甘南的通道。当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作战计划，指出：腊子口“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红4团再次担负了开路先锋的任务。红1军军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训令红4团：必须在16日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
从俄界到腊子口，路程一百九十余公里。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4团昼夜兼程，翻山越岭，穿越原始森林，向腊子口前进。红1军令红2师陈光、政委肖华随红4团行动，并指示陈光、肖华：无论16日是否夺取腊子口，红2师主力都应于17日迅速通过腊子口，攻占大草滩等地。
16日上午，部队在距腊子口只有几十里的地方，与国民党军新编第12师第6团遭遇。虽然国民党军以逸待劳，但也刚到不久，正在构筑工事，红4团在行进中发起进攻，两个连的官兵与担负迂回任务的一个营到位，就发起冲锋。一顿手榴弹加上机枪扫射，官兵呼喊着，手持大刀冲入了敌军阵地。国民党军以为红军缺粮少弹、早已溃不成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如此神勇，前卫一个营还没来得及抵抗，防线就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兵丢下枪支和工具，掉头拼命逃命。
战斗仅用二十分钟就告结束。红4团继续前进，在黑朵附近捉到三个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审问后得知前面有国民党军一个营沿大路右侧设伏，准备伏击红军。黄开湘、杨成武将计就计，令先头连用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装、装备，化装前进，直到进入国民党军的潜伏阵地，方突然开火，以一个连打垮敌军一个营，并缴获大批物资。随后，穷追猛打，当天下午，直抵腊子口下。
红4团先头第1营不停顿地发起进攻，但被国民党守军凭借天险，以机枪与手榴弹火力所阻，数次进攻均未奏效。入夜后，红4团调整部署，黄开湘率军侦察连和第1营1连、2连组成迂回部队，攀崖绕至守军背后进攻；杨成武指挥第2营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迂回部队在一位苗族战士的带领下，攀上右侧悬崖，隐蔽进至守军背后的山顶，突然发起进攻。守军措手不及，立即陷入混乱。正面进攻部队趁势猛攻，前后夹击，激战两个多小时，终于在17日凌晨夺取了隘口，并冲破隘口后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又攻破了守军在隘口后山谷后段设置的第二道防线。
《战士》报报道夺取腊子口的消息
国民党军第1旅已经被红4团打得心惊胆战，后退很快变成了大溃退。红4团主力紧追不舍，第1旅三个团的防线一触即溃。国民党军第1旅旅长梁应奎亲自指挥一部在大刺山（又称岷山）设防，以密集的火力封锁道路，企图守住岷州南面的最后一座屏障，掩护部属撤退。但红4团根本不与其纠缠，兵分两路，从大刺山的两侧猛插下去，准备围歼守敌，吓得梁应奎急忙收兵逃往岷州，沿途到处都是丢下的伤兵、枪支、弹药、粮食和各种物资。
就这样，红4团一天猛追九十里。天黑时，红4团追到了大草滩，这里是国民党军第1旅的补给基地，国民党军溃兵以为红军连续作战两天一夜，不会再追过来，正在点火做饭，红4团先头营突然发起进攻。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后，红4团占领了大草滩。
在大草滩，红4团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一千多公斤。对于经过雪山草地行军，长期缺粮少盐的红军来说，真是天降甘霖。更令红4团官兵兴奋的是，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进几个月后，红军部队在大草滩首次受到了汉族、回族群众的欢迎。见到了可以互通语言的百姓，红军官兵兴奋异常。
当晚，红1军侦察连乘胜前进，进至岷州，占领岷州城东关。团主力则挥师东进，甩开了岷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于18日进占哈达铺。
腊子口战斗至此胜利结束。红军由此彻底走出了川西北的苦寒之地，突入甘肃南部地区。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随之彻底破产。
18日，中央和陕甘支队主力全部通过腊子口。
哈达铺整编
哈达铺是甘肃宕昌县的一个小镇，以盛产中药当归而闻名，镇上居民回族占一半以上。18日，红1军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哈达铺，不费一枪一弹，将当地保安队全部缴械，占领全镇。
此刻，由于陕甘支队行动神速，飘忽不定，国民党军根本来不及调整部署，薛岳、胡宗南和东北军各部都距离甚远，鞭长莫及，而甘南的鲁大昌部则在腊子口一战中遭受惨败，完全吓破了胆，不敢贸然与红军交战。因而，中央决定，陕甘支队在哈达铺休整两天，一面恢复体力，一面进行整编，同时等候红四方面军部队一起北上。
为了迅速恢复战士们的体力，中央做出决定，全军上下，上到司令员，下到炊事员、挑夫，每人发大洋一块，改善生活。红军总政治部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哈达铺地处偏僻之处，交通不便，物价十分便宜，加上缴获国民党军的大米、白面，红军每个连队都杀鸡杀鸭、宰猪宰羊，顿顿吃肉，顿顿“过年”。官兵们在雪山、草地艰苦转战几个月，终于能够饱饱地吃一次舒心的饭了，人人喜形于色，疲劳、饥饿一扫而光。
更为让人兴奋的是，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红军北上和长征的最后目的地。
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处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中，终日作战，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中停留近三个月，几乎完全与外部隔绝，根本无法得到其他红军部队活动的任何确切消息。因此，虽然在6月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究竟应该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始终无法最后定案。毛泽东甚至做好了长期进行无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的准备，并计划将红军中年纪比较大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等人送到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在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特意交代红1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注意在镇上收集“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找些“精神食粮”。梁兴初不负使命，率部在占领哈达铺时，抓到了鲁大昌部的一名少校副官。而这名副官刚从兰州回来，所带物品中有几张近期的报纸。梁兴初连忙将其交给了聂荣臻。
聂荣臻在其中一张《晋阳日报》上读道：“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报纸并附有一张所谓“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聂荣臻非常高兴，立即派通信员骑马把报纸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报纸后，兴奋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中央到达哈达铺后，梁兴初又送来了一大捆从镇上邮政所中找到的报纸，主要是7至8月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从报纸中，读到了更多的红25军、红26军的活动情况，以及红军在陕甘地区保存、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这使得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初步定下了到陕北落脚的决心。
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确定了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并决定派出毛泽民、谢觉哉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干部问题，指出：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和了解。
同日，陕甘支队在镇上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任务的报告。他充满豪情地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0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尽管天上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走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随即宣布了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下辖三个纵队：原红1军编为第1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下辖五个大队；原红3军编为第2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10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大队；军委纵队编为第3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蔡树藩任政治部主任。
整编后，全军人数七千余人。从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时的八万余人减到七千余人，不免令人伤感。但毛泽东却心中充满了豪情，他说：“我们目前只有七千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但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就是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将来一定会扩展到全国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伙夫、马夫都是很好的干部！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党中央和红军成功地摆脱了险境，现在又得到了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好消息，毛泽东两个多月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不由地诗兴大发，又开始写诗，写出了不朽的诗篇《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确定落脚点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碑陕甘支队在哈达铺一边休整，一边耐心等待红四方面军北上。早在俄界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就于9月14日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谴责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郑重指出：“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于他们的北上。”“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到达哈达铺之后，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于9月18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各军军长，报告胜利喜讯：“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了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17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近岷州城，敌人恐慌之至……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并十分诚恳地请求：“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但张国焘、陈昌浩却扣压电报，对部队封锁胜利的消息，并且操纵部属做出了声讨中央的决定，执意率部南下。陕甘支队在哈达铺整整等待了红四方面军七天，结果却很是令人失望。继续等待只会陷陕甘支队于新的被动。9月23日，陕甘支队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哈达铺，继续北上。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也在调整部署。蒋介石见陕甘支队在甘南出现，生怕各路红军会在西北地区会合壮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堵截，坚决将陕甘支队和红25、红26军分歼之。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蒋介石判断陕甘支队会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以主力向天水地区集结，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形成渭河封锁线，防止陕甘支队东进。
毛泽东再次上演声东击西的拿手好戏，抓住蒋介石对红军行动的错误判断，令林彪率第一纵队投其所好，东进攻占闾井镇，摆出进攻天水的姿态。蒋介石果然上当，令已经进至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直到天水一线的王均部第3军、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新编第14师加紧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毛泽东见惑敌目的已经达到，立即率主力以急行军折向西北，利用国民党军部署上的空隙，穿越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甩开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于9月26日到达渭河岸边的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地区。
这里是渭河上游，河面虽宽却不深，可以徒涉。部队开始渡河，前方突然传来了机枪声，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对彭德怀说：“不是敌人主力。有来无往非礼也。派两个连，放几枪，吓唬一下，他们不敢怎么样的。”果然，红军放了几枪后，敌军的机枪声戛然而止。红军安然渡过渭河，经里心（今立新）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榜罗镇位于渭水北岸，距通渭城四十五公里。陕甘支队进驻榜罗镇后，从镇上一所小学里又获得了很多报纸，上面刊载了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很多消息，也报道了红25军到达陕北与红26、红27军会合的消息。
中央政治局遂于9月28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了所面临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做出了把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决策。
榜罗镇会议，是红军长征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央第一次明确地确定了以陕北苏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谈起这次会议，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同日，陕甘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进行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和陕北根据地进军的动员。他向全体干部说明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性，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状况，解释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明确陕甘支队的任务是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达陕北集中，并提出了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和注意扩大军队等要求。
他最后说：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25、26、27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