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长征记》第十七章 过草地（下）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时间:2016-09-20 点击:
第十七章 过草地（下）
穿越草地
川西北草原，即毛儿盖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又称松潘草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联结段，范围大致包括热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部）以南，浪架岭（今松潘县西端）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部）以北，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势倾斜，起伏很小，一望无际，一些缓坡平岗在其间隆起，白河（葛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滞缓，河汊众多。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面似平坦，实则险沼处处。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行其上，极容易陷溺而亡。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雨雪交加。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草地成了绝地，人烟渺见。
对于过草地的困难和危险，中央领导人与红军总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并下达一系列指示，要求所有部队都必须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各部队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缝制御寒衣物。毛泽东亲自给探路部队部署任务，事无巨细，一一检查、叮嘱。
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占领大藏寺，并继续向查理寺推进。随后，红军主力经过准备，陆续向草地进军。左路军先头纵队红5军、红9军25师、红31军红93师于15日兵分两路，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开始穿越草地，向阿坝前进。
川西北草原，即毛儿盖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又称松潘草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联结段，范围大致包括热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部）以南，浪架岭（今松潘县西端）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部）以北，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势倾斜，起伏很小，一望无际，一些缓坡平岗在其间隆起，白河（葛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滞缓，河汊众多。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面似平坦，实则险沼处处。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行其上，极容易陷溺而亡。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雨雪交加。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草地成了绝地，人烟渺见。
对于过草地的困难和危险，中央领导人与红军总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并下达一系列指示，要求所有部队都必须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各部队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缝制御寒衣物。毛泽东亲自给探路部队部署任务，事无巨细，一一检查、叮嘱。
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占领大藏寺，并继续向查理寺推进。随后，红军主力经过准备，陆续向草地进军。左路军先头纵队红5军、红9军25师、红31军红93师于15日兵分两路，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开始穿越草地，向阿坝前进。
以坚强意志走过长征的部分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合影
与此同时，右路军也兵分两路，向班佑推进。红30军、红4军为右翼，由洞哑、腊子山入草地；红1军为左翼，由毛儿盖经曲定桥、徐支梗沙入草地，经色既坝（色迪）、年朵坝等地北进。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央机关与前敌总指挥部、军委纵队、红3军随红1军后跟进。8月18日，右翼先头部队红30军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进入草地。21日，红1军军长林彪率左翼先头部队红2师，以红4团为前卫，进入草地。22日后，中央机关和右路军其他机关、学校、部队相继出发。
8月，是草地繁花似锦的季节，自然景观绚丽多彩。但对红军指战员来说，草地之行则是一次死亡之旅。为了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和各军领导人想了许多办法，命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插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个人不准乱挖乱吃；严禁丢弃伤病员，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运送伤病员。尽管如此，红军的草地之行，依旧成为长征途中最艰辛的一段历程。
草地无路可循，只有在向导的指引下，沿着牧民留下的痕迹，踏着掩盖千年沼泽的草甸缓缓而行。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草地中，除偶见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明显地标很少，使人方向莫辨，只能凭指北针行进，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过草地前，部队普遍开展了筹粮工作，并要求每人准备十天的干粮。但川西北物资贫乏，根本无法满足十万大军所需。绝大多数部队远未筹到规定的粮食，有的仅筹到了两天的干粮。因而行程未及一半，众多单位即告断炊。草地中无法补充粮食，甚至喝水都成了问题，涝淤之水被水草经年腐蚀，不仅饮之中毒，而且浸泡过久或伤口接触，都会感染肿溃。干部们纷纷杀掉坐骑，给官兵食用，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缺粮困难。官兵们不得不吃野菜、草根，甚至于煮食皮带、鞋底、马鞍等，连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也有人捡食。
天 气也是变化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一会儿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夹着冰雹扑面而来。夜间气温则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单衣单薄的红军官兵行进、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物御寒，只能在凄风秋雨中顽强硬撑。
参加长征的小红军王东平，他参加红军时仅12岁
风雨、泥泞、寒冷、饥饿、缺氧的折磨，使得红军官兵的体质迅速衰弱，减员大幅增加。许多红军官兵最终没有走出草地。据统计，有上万名红军指战员长眠在草地。许多经历过草地之行的红军官兵，后来回忆往事，都心绪难平。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说：“草地，茫茫的草地，残酷无情的草地，你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宝贵的生命，不少同志在草地的短短几天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北上抗日，迈完征途的最后一步。可是，缺氧、风雪、饥饿、寒冷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第一梯队红1军政委聂荣臻到达班佑后，曾致电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并转周恩来：“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至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十天后，周恩来回电：“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人以上。”而红3军由于最后出动，过草地时，沿途的树皮、野菜都已被采光，因而处境更惨，损失更大。红3军带队担任收容任务的王平回忆说：过班佑河时，他看到对岸有数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也不动。过河后才发觉，他们都牺牲了。只发现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但没有等到背出草地，也牺牲了。
“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这些红军留下的诗歌，真实记录了草地的困苦。在如此艰巨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中，支撑着红军战胜困难、走出草地的，是一种坚决跟党走的革命信念，是一种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革命意志，是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团结友爱之情，是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长征回忆书籍和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同是辘辘饥肠，但干部级党员主动取过战士的枪背在身上。指挥员无论职务高低，一律让小坐骑，驮运伤病员，自己与战士一起行军。一个干粮袋，一条军毯，这双手传给那双手，再传给了另一双手，谁都不愿自己留下，都想送给最困难的战友。许多收容队官兵全力帮助掉队的官兵走出了草地，自己却永远躺在了草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红军部队都会点起篝火，官兵围坐一起，靠相互的体温抵御草地的严寒，共度长夜。在一个夜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与战士们坐到了篝火旁。彭德怀开口：“我们请毛主席讲故事好吗?”话音未落，毛泽东就欣然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讲起了故事，讲完后，又点名要张闻天、成仿吾讲留学国外的生活，毫无造作，完全与官兵融为一体。先遣部队进入草地后，遇到风雨，叶剑英、程世才和官兵们坐在湿地上，整整坐了一夜，全身都湿透了。叶剑英给大家谈古论今，并带着人家唱起了《国际歌》，“谈笑歌吟到明天”。在当时，《国际歌》是最好的政治动员，一曲《国际歌》，常常能够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重振，虽然有的官兵尚未唱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告别了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战友，红军终于战胜千难万险，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
左路军先头部队红93师经龙日坝向阿坝前进途中，在档格哈里玛山西南约15公里处与凹北“剿匪”第1路第5纵队麦桑支队司令、阿坝游击司令杨俊扎西率领的2000余藏民骑兵遭遇。红军以优势火力击退藏兵，进至石匠宫（四寨）一带。由红5军和红25师组成的左路军先遣纵队主力，从马尔康、大藏寺一带出发，经卡尔古，翻安得山，过龙尔甲，在石匠宫与红93师会合。8月19日，红军先头红25师占领查理寺。青海军阀马步芳接到红军向阿坝推进的报告后，一面严令杨俊扎西固守，一面调嫡系精锐马彪旅火速增援。但杨俊扎西遭受红军打击后，自知无力拒阻红军，收拾细软，毁弃官寨，逃往果洛。阿坝已经是一座空城。8月21日，红25师占领阿坝。
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于8月23日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2支队张莱孝部及毛尔盖藏民部落之一千余名藏兵遭遇。24日晨，红军发动进攻，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乘胜占领班佑。次日，国民党军与藏兵再次来袭，叶剑英令红265团占领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阻击敌军，同时令红264团增援。两团合力打退国民党军骑兵的进攻，并缴获许多马匹。
班佑是个只有二三十间牛屎房的藏民游牧集散地。叶剑英在班佑抓紧调查通往甘南的道路，了解到如按照原定计划由班佑至拉卜愣，还有四天的路程，且需再次穿越草地，沿途会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骑兵的骚扰。而如果由班佑转向东北，经巴西至包座，则可以直趋甘南，且不需要再次穿越草地。
叶剑英向随后到达班佑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正式提出了转道行进的建议。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仔细研究了地图，果断地说：“剑英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就从这里转弯，向巴西、包座、俄界开进，打开一条北上通道。”
右路军部队随即转向东北方向扩展，至27日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寨、甲基、潘州等，切断了求吉寺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28日，红军一部向阿西茸发起攻击，再败溃敌张莱孝部和胡宗南部一个连，占领阿西茸。
包座战斗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若尔盖县）之包座河畔，分为上、下包座，包座河横贯南北，河宽两丈，时值雨季，水深湍急，且岸边坡陡。包座距离巴西、班佑五十多公里，松（潘）甘（南）古道北出黄胜关，经两河口，翻浪架岭，蜿蜒于包座河沿岸之山谷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设兵站于下包座的求吉寺，并以补充旅一个团驻守，利用险要地形，构筑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
胡宗南接到红军占领班佑的报告后，十分震惊。这位志大才疏的将军自认为卡住了松潘，就断绝了红军北上的道路，做梦都没有想到红军会穿越茫茫草地，绝地出击，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后方，顿时慌了手脚，连忙于8月24日深夜电令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迅速向包座、阿西增援，务必将红军阻止在包座河一线。27日，伍诚仁率部向包座开进。
红军要北上甘南，必须打下包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与政委陈昌浩派人前往包座侦察，开始部署战斗。鉴于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军还没走出草地，红1军又比较疲劳，徐向前主动向中央与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担负进攻任务。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请求。
前敌总指挥部随即作出部署：以红30军89师264团攻击上包座大戒寺之敌；以红30军主力设伏于援敌必经之地——上包座西北地区的山林中，并以小部兵力控制河东岸制高点，准备歼敌援军；以红4军一部攻击下包座求吉寺。红1军集中于巴西和班佑待机。
形成部署后，徐向前带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到中央驻地阿西，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寺内没有桌椅，毛泽东把地图摊在地上，听取了徐向前的汇报，又详细询问了红30军部队的情况，部队掉队的人数，各连有多少人，战士的情绪高不高，生活怎么样，是否解除了疲劳，缺粮食的困难解决了没有，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问到了，然后才对即将发起的战斗作指示，批准战斗部署。
从班佑、巴西到包座，全是难行的山路。任务紧急，程世才率红88师为前卫，李先念率军部和红89师跟进，迅速向包座开进。途中，徐向前急电红30军，通报国民党军第49师增援的消息，要求红30军做好遭遇战的准备。李先念看完电报，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并将军部机关交给参谋长李天佑，自己赶到前卫师预作部署。红30军官兵克服缺粮、疲劳等困难，快速前进，于8月28日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到达了包座，在城边森林中隐蔽集结。
红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原有两万余人，两军会师后调给红一方面军一千六百余人，加上过草地时严重减员，只剩下一万三千人，并取消了红90师番号，只保留了两个师的建制。而国民党军第49师则齐装满员，全师人员一万两千人。两军兵力相差无几，装备却不可同语而论。第49师原属第十九路军，参加过上海抗战，“福建事变”后为蒋介石收编，编入胡宗南部队，装备虽不及胡宗南嫡系第1师，但也配备很强，且各级军官都屡经沙场，经验丰富，部队战斗力较强。红30军既要对付包座的敌人，又要对付第49师，任务非常艰巨。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先念召集部队进行动员，大声说道：“包座之战关系到红军能否打开前进通道。这是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仗，徐总指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30军，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两大方面军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是代表整个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我们要用胜利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捷。”
29日晚，红264团向上包座守敌一个营发起攻击。经彻夜激战，连克敌军外围据点，歼敌两个连，但残敌退居大戒寺，固守待援，双方形成对峙。天亮之后，程世才与李先念得到消息，国民党军第49师已经逼近包座，遂令红264团以一部兵力对据守大戒寺之敌围而不攻，迫其求援呼救，军主力隐蔽进入上包座西北山地的预设阵地，准备打援。
国民党军第49师沿着松潘通向包座的大道开进，于30日下午4时半到达了距上包座约十五公里之松林口。伍诚仁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在第49师整编后被蒋介石亲自委任为师长，傲气十足。虽然其部属在中央苏区作战时曾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力劝其小心推进，避免夜战。但伍诚仁坚信走出草地的红军已经是疲惫之师，根本不相信红军还有能力与他的师抗拒，因而下令部队连夜进攻，以一个加强团迅速前进，占领包座河西岸高地，掩护师主力前进；以一个团主力向上包座、大戒寺进攻，与守军会合；自己率一个团和直属队随后跟进。
下午7时，战斗打响。国民党军291团附一个营进入大戒寺地域，猛攻红264团。李先念、程世才立即令红264团稍作抵抗即向大戒寺东北后撤，诱敌深入。8时，国民党军291团占领上包座，与大戒寺守军会合。伍诚仁志得意满，将师部及师直属队移驻大戒寺，边向胡宗南报捷，边下令部队“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迫匪于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
31日，第49师全线向北推进，两个团位于包座河西岸背水而战，一个团位于包座河东岸。红30军部队沉着应战，以一个团节节阻击，依托一些小的山头边打边撤，逐步将敌诱入了即设阵地。同时也在战斗中，渐渐摸清了第49师的作战特点：连、排分队战术比较灵活，也相当顽强，火力也很强。程世才边看边对李先念说：“这个49师不简单，战术上有一套，要收拾它得费点工夫。”李先念回答：“它再硬也硬不过红军，只要把它诱进来，避开它的火力，靠近它，我们就有办法。”两人商议后，决定部队进攻采取多梯队的疏开队形，同时集中所有火力打其一点，先拦腰斩断，打乱其队形，再各个歼灭。
下午3时，第49师全部被诱进了红30军的伏击圈。这里是一个山谷，山上全是原始森林，粗大的松树满山遍野，红30军部队隐蔽在松林之中。伍诚仁将红军的边打边撤看成是节节后撤，他命令全军全力进攻，全歼“共匪”。其属下团长经过一天的战斗，也认定红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所以督促部队放胆前进。
红30军本来计划黄昏发起总攻，但国民党军前进较快，先头分队很快就要冲破红军的最后一道阻击阵地。李先念和程世才商量后，决定提前发起进攻。下午5时，李先念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隐蔽在树林中的红30军部队一齐出击，冲下山坡，扑向敌群。
“百战百胜团”红268团直扑第49师阵线的核心包座桥，如一架铧犁在国民党军的部队中犁出了一道血路。前面是几挺机枪开路，后面全团官兵呈疏开队形，手持大刀跟进，远了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近了用大刀砍，很快冲上桥头，将国民党军的三个团切成了三段。伍诚仁见势不妙，亲自组织部队进行反扑，从包座河两岸对红268团进行夹击。红268团左冲右突，以白刃拼杀打垮敌军的数次冲击，死死地卡住了包座桥，使得第49师部队无法靠拢。程世才后来回忆说：战后，“当我们经过这段阵地时，几乎每一步都会踏到烈士的鲜血。有一个烈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大刀片”。
第49师战斗力也是名不虚传。虽然遭到突然打击，但很快稳住阵脚，占据几个小山包，利用松树与灌木丛掩护，就地转入防御。红军冲到哪里，国民党军就在哪里顽抗，并拼命地反击。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白热化。官兵们经过草地行军，枪弹所剩很少，难以压住敌人，只能拼死向前靠近敌人，用手榴弹、大刀同敌厮杀。前边的倒下了，后面的继续前进。战场上到处硝烟弥漫，杀声动地，双方战成一团，各个角落都展开了肉搏战。
李先念命令所有人员包括机关的干部、宣传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枪冲锋，自己和程世才开始时还在后面通过电话指挥，后来也拔出手枪带着警卫员上了最前线。红30军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都冲向了敌群，一往无前。
红88师第263团、第265团紧随红268团前进，并在红268团的协助下，猛攻包座桥西北的国民党军第291团，仅激战一小时，即全歼敌军四个营。红89师第266团、第267团对包座桥以南的国民党军第289团实施围攻，逐渐将敌压迫于包座河畔的一个小山头上，最后全部歼灭。红89师第264团则与红268团一部，并肩进攻包座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第294团主力和第49师师部及直属队。
伍诚仁见包座桥已丢，各团损失惨重，率师部退守大戒寺。红264团包围大戒寺，不停顿地连续猛攻。战至9月1日凌晨2时，重伤的伍诚仁在夜色掩护下，率余部逃往踏藏。留下的二百余名守军在红264团喊话下，全部缴械投降。
包座战斗，刚刚走出草地的红30军，以疲劳之师攻击精锐之旅，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重创国民党军第49师，毙伤敌四千余人，俘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取得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个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困死于川西北草地的企图。
在红30军与第49师激战的同时，红4军第10师也在师长王友均指挥下，对驻守下包座之国民党军一个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固守求吉寺，凭借坚固的碉堡、工事进行顽抗。红10师四面围攻，但因缺乏重武器，无法摧毁敌军工事，加上守敌火力强大，始终无法靠近寺院。王友均打红了眼，亲自将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射击，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为避免更大伤亡，徐向前下令停止进攻，转为围困。
至此，红军右路军部队完全走出草地，并扫清了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门户。包座战斗后，红4、红30军位于包座地区，红1军由阿西进至拉界地区，红3军进入班佑、巴西、阿西地区，中共中央、前敌指挥部进驻潘州，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红军终于摆脱了川西北的苦寒之地，前面北上前景一片光明。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空前的危机正向党和红军逼来。张国焘不但拒绝两路红军会合迅速北上，而且提出并顽固地坚持南下主张，导致了党和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