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长征记》第十七章 过草地(上)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时间:2016-09-19 点击:

第十七章 过草地(上)
 
       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使得蒋介石分别聚歼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企图完全破产,这使得他非常懊恼。但红军进入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又使他重新看到了困死和消灭红军的希望。他在成都连续召见薛岳部师以上高级军官开会,分析红军会师后的动向,认为:红军如果北上,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占道再出文县、武都,与在陕甘活动的红25军徐海东部会合。无论红军走哪一条路,在蒋介石看来都是纵虎归山,后果难以预料。他的基本意图是,彻底堵住红军可能北上的路线,将红军封死、困死在川西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薛岳8月上旬将前敌指挥部进至文县,以周浑元纵队进至武都,堵截红25军;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策应胡宗南部作战,并调胡宗南第2纵队归薛岳指挥,集结于松潘、漳腊、黄胜关,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另外,蒋介石对西北“剿匪”重新部署,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杨虎城、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各省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并从豫皖边调第3军王均部入甘,在夏河两岸的和政、临桃、渭源、武山、天水一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第37军毛炳文部至甘肃静宁、会宁、华家岭、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各部陆续行动,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日趋紧张。必须立即行动,出奇制胜,方能抢在国民党军形成新的封锁线之前,走出川西北,实现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在毛儿盖举行会议,重新讨论北上路线。除中革军委成员外,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国民党军似已判定红军有改道进入甘肃、青海的企图,故胡宗南部重兵鏖集松潘,防止红军北进;川军从东、南面步步紧逼,企图牵制红军;薛岳部则意图先期控制夏河、洮河流域,以达紧缩和围困红军于现在地区之目的。而陕甘各省国民党军亦在调集中,准备阻止红军北进。红军的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民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未能实现预定目的。因此决定,立即分兵两路,改道北进,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攻占阿坝,迅速北进洮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共二十个团,编为左路军,“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坝到墨洼路,以接引我右路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抚边、党坝“坚守要点,积极打击,以掩护我军主力转移。同时川敌如进,应坚决遏阻,在有利时机应集中兵力一部,实行回击而消灭之”。
 
       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共十二个团,编为右路军,“向班佑、阿西(巴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
 
       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5团共七个团,为牵制部队,“沿小姓沟至羊角塘,牵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
 
       红一方面军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269、第29团共六个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首先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以便在有利时机,经此路循右路军后北进”。
 
       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员统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首先准备迅向阿坝开展”。
 
       随后,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和我情,对各路部队的行动兵力与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决定将牵制部队和总预备队全部编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共辖红1、红3、红4、红30军计四个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共辖红5、红9、红31、红32,红33军计五个军。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
 
       “夏洮战役计划”发布后,红军各部立即分别向集结地域开进。右路军部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左路军部队则集结马尔康、卓克基。

 
红军在毛儿盖修建的关卡
 
       风波再起
 
       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虽然在会上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表示赞成,但会后却在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交谈中,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极大不满,表示要与毛泽东等人斗争到底,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企图拖延部队行动。对此,徐向前明确表示反对,说:“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勉强同意部队北上,并与朱德率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一部离开毛儿盖南返卓克基,准备指挥左路军行动。可到了卓克基后,张国焘再次对北进的方针产生怀疑,重新提出了西进甘肃、青海的方案,拒绝执行中央确定的北进路线。朱德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张国焘)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烟稀少,……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因而,张国焘不但想要西进,而且拖延右路军部队集中时间,并向中央提出了对北上行动路线的意见,甚至想要让已经北进的部队掉头再占抚边、理番。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最初决定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攻,右路军配合行动。因而,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军派两个团作为先遣队向班佑侦察前进,准备占领并控制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左路军北进,同时向松潘之敌佯攻,吸引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配合右路军北进。
 
       但就在红军各部开始行动的时候,南线之国民党军刘文辉、李抱冰等部加紧进犯红军,党坝、耿达桥相继失守,红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在分析了敌情、地形、气候等因素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认为,要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迅速前出至夏河、洮河流域作战,红军必须集中全部主力,以最快的速度经班佑北上。因此,主张调整战役计划,以右路军前进路线为主要方向,左路军立即向右路军靠拢,同出班佑,向北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赞成。8月1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电示红1、红3军首长:“我军前进道路,一经阿坝,一经班佑。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约十二日,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要求“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为全军探路。
 
       8月15日,中央正式将改变行进路线的决定电示朱德、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急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同时指出: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班佑以北则粮、房不缺,而且目前洮、夏敌各尚薄,迟则堡垒线成线。因此,“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而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
 
       张国焘却根本不屑回答,坚持左路军经阿坝北进,进而西进出青海、青海边远地区的方案,直到19日才令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军主力,于19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进平行路,为先头纵队由班佑向西前进作准备。但同时回电徐向前、陈昌浩,为经阿坝北进辩护:“阿坝仍需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地”,并称:“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右路对松潘,对夏、洮都须单独作战”,反对两军平行北进,集中兵力对敌。同一天,他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强调“查理寺情况不明,由查理寺至班佑路更不知。事实上,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
 
       张国焘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为了确保中央的领导权威和工作机制,对今后的工作实行有力的领导,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召开了会议,讨论常委的工作分工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参加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出席,王稼祥列席。会议决定:张闻天兼管组织部,李维汉辅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同时决定,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这一决定,使得中央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会议同时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和《斗争》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李维汉、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做斗争。但为了保证两军团结,确保北上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反对在军事行动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开展党内斗争,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要不指名,不引证。
 
       毛儿盖会议
 
       为了确保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同时统一中央和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认识,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明确夏洮战役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十二人参加。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部殿后,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说明改变夏洮战役部队行动方向的情况:我们向北行动,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是向东到陕西,一是向西到青海、新疆。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红军主力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的理由是:第一,从敌情方面说,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构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地区。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逼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第二步占天水,第三步占平凉一带,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第二,从地形方面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符合我们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的需要;第三,从经济条件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第四,从民族条件说,黄河以西大部分是回族、蒙古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基于上述四点,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只以支队到黄河以西,这样就能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他强调,夺取洮河流域东岸,是夏洮战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着将来的行动。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背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力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
 
       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博古、凯丰在发言中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徐向前提出,红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主张快速北进,然后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关于左、右两路军的行动路线问题,发言者都认为,要达到战略目的和战役计划,应以右路军为基准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而不应以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因为从敌情、时间和地理条件来看,右路军配合左路军是困难的,红军需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否则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
 
       毛泽东在对讨论作总结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向西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逼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向东的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战役方针究竟从洮河左岸前进还是右岸前进,应当依照实际情况而定。但我们目前需要有这样一个方针,就是我们到包座后,调查去岷州的道路,应采取包座至岷州路线。昌浩同志提出的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在民族政策上不应该,从兵力上说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当看成是战略预备队,而不是战役预备队。作战役预备队,它赶不及,我们不应指望他。我们应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决定》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重申了红军北上,开辟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最终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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