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长征记》第十六章 从两河到沙窝（2）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时间:2016-09-18 点击:
第十六章 从两河到沙窝（2）
沙窝会议
松潘战役后，红军除红30军一部和红4军大部与胡宗南部相峙，红31军一部和红33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红9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外，主力部队在毛儿盖、黑水地区转入筹粮工作，另有部分部队位于理番、卓克基等地。
川西北地区地瘠人稀，物产不丰，主要居民为藏民，严重缺粮。红军十多万兵马集中此地，粮食供应极为困难。缺粮成为上到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十分头痛的事情。虽然除前线部队外，其余部队都全力筹粮，但所获甚少。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土司头人规定：凡是给红军当向导、当通司（翻译）、卖粮食给红军的藏民一律处死；不把粮食藏起来的，就要没收一切财产；不听政府和土司命令打红军的，按“叛逆”论处。因此，藏民受反动宣传欺骗、胁迫，逃匿一空，红军根本无法购买粮食。
为了生存，总政治部不得不规定：在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时，允许部队到藏民田收割青稞、麦子，自己做干粮。首先割土司头人的，在迫不得已时也可收割普通藏民的。但规定：收割普通藏民的青稞、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收割的原因等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凭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取赔偿金。
红军上到总司令，下到战士，都参加了收割麦子、青稞的工作。毛泽东、朱德等人亲自下地同红军战士一起割青稞，就连生病的周恩来也挣扎着参加搓麦子。尽管如此，依旧无法彻底缓解部队的缺粮困难，官兵们只能以野菜充饥，面黄肌瘦，体力大幅下降，许多人误食有毒野菜，全身浮肿。时任红2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1936年在《芦花运粮》一文中写道：“因为粮食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
红军留给藏民的割麦证
两河口会议结束，红军已经在懋功、黑水、芦花、毛儿盖等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国民党军步步紧逼，松潘无法拿下，加上缺粮，处境日益困难，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摆脱困境。可是，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却采取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严重活动。
他召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公开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声称要彻底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名单，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余名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企图以人数优势来控制中央领导权。他利令智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动用部队在中央驻地附近搞了一次军事示威。
同时，张国焘开始采取行动架空中央、独揽军权。就任红军总政委后，他立即下令收缴原中央红军各军团之间互通情报的电报密码本和红1、红3军团与军委、中央通报的电报密码本。红军各军与中央、军委联系，各军之间联系，此后都必须通过张国焘和前敌总指挥部沟通，切断了中央、军委与原中央红军各军的联系。
红军处境已经异常困难。但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则红军将面对更为凶险的形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策略，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十公里）举行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以及组织问题。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张闻天在会前起草了会议决议案草案，着重阐明了中央北上方针的依据，说明了北上的任务和意义，强调加强两军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并对张国焘“西进”“南下”的主张和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做了不点名的批评。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宣读了决议草案。毛泽东作补充说明，说：要争取更大胜利，领导全国革命，就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耐心说服教育，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保卫中国，把全中国放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是党和红军的神圣任务。
朱德、邓发、凯丰、刘伯承、周恩来、博古等先后发言，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认为一、四方面军现在应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团结，消除隔阂与误会，融为一体，把不正确的现象引向正确的方面去。要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红军与党是不能分开的，党的力量的削弱就是红军的削弱，党中央威信的提高，就是增加红军的战斗力。
朱德说：对面临的形势应有正确的估计。要看到敌人追堵我们，已被拖得不像样子，逃兵很多，内部矛盾增加，钱财消耗巨大。一、四方面军会师前敌人要找我们决战，企图各个击破。我们会合后，它不决战而采取堡垒主义。现在我们去找它，用战斗的胜利去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四方面军都是党创建起来的军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经过长期战争锻炼，成了铁的红军。不能说一、四方面军谁好谁坏，有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周恩来说：两军会师，力量增加，我们能够依靠这个力量去消火敌人，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对于一方面军，过去国焘、昌浩估计过火了一点，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要注意对下面的影响。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为了战胜敌人，实现战略方针，两个方面军要团结起来。
但张国焘在发言中却声称：虽然就全国来说，一方面军是先进的，有着光荣的历史，经过一万八千里的长途征战，是应该发扬的。但撤离苏区后一路打掩护战，部队中存在着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弛。这些问题，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看重了就会抓紧整顿。他还提出，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对在川康边创造根据地缺乏信心、认为少数民族工作困难、作战想避开敌人，这些都是要反对的。
陈昌浩在发言时则反对草案中对张国焘的不点名批评，称他可以“担保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并说：四方面军没有人说中央路线不正确。国焘批评一方面军是希望其改好，并非歧视。一方面军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做专门决议对一方面军进行整顿。
经过两天讨论，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张闻天着重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强调了遵义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要求红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关于红四方面军同志对一方面军的批评，张闻天肯定“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同时又指出：“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他强调，切实紧要的是“现在就是要实际去做”，即通过整顿部队来纠正缺点。会议最后“基本上通过决议案”。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但会议在关于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了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对此非常不满意，说：要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还可以多提几个人。毛泽东当即反驳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人选，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继续纠缠，说：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非常策略地回答：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工作。将张国焘的意见挡了回去。
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很久。毛泽东等人看透张国焘企图以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的用心，所以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坚决不再松口。但从大局出发，同时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并尽可能地与张国焘搞好团结，还是做了让步。会议最后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会议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
其间，即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肯定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无疑义是正确的”，“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进而提出了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对会合以来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做出了结论，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方针。
《决议》正面回答了两军会合以来出现的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与抵制了张国焘的种种错误，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领导“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在对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别做出了全面的估价后，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强调要维护“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这就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破坏团结的行为。
《决议》提出了十二项“目前的中心工作”，作为落实战略方针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具体措施与任务，包括军队建设、少数民族工作、白军工作、地方工作、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苏区工作等。
《决议》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军，要坚决地同夸大敌人力量、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和对创建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
沙窝会议及其所形成的《决议》，非常及时，具有历史意义。它针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出现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前现实情况，做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创造了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范例。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徘徊、磨难，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而策略的努力下，两大主力红军终于克服了会师后的第一次危机，重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经给两大会师所造成的大好局面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种阴影使得红军的北上前途充满了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