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人的故事《刻骨铭心的三年农场生活》（下）
来源:农场人 夕阳之家 作者:冯济民 时间:2025-03-24 点击:
三、难忘的几件事
（一）入团
＂文革＂前夕，高二下学期快结束时，班级团支部发给了我入团志愿书。眼看就要入团了，却因＂文革＂开始，一切都被砸烂、打倒，学校＂停课闹革命＂，团支部也停止了活动。我入团之事就此被被耽搁。1970年，农场开始整团建团，我再次提出入团申请。连队团支部根据我的表现，经研究，决定首批发展我入团。记得那是1970年8月13日，我正在上海休假。团支部发来电报，要我立即归队。我马上买了船票回到队里，才知是为了要开我的入团审批会。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欣喜，我为之而感到激动。在我们那个年代，入队、入团、入党是作为人生三件大事的。而入团是有年龄限制的，当时我已22岁，很快就要超过入团年龄了。上学时眼看就要入团了却被耽搁。本以为这人生第二件大事已无望，现在却就要实现了，这怎么能让我不激动呢？我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并在于8月18日召开的审批会上向团组织宣读，介绍人介绍了我的情况。经表决，全队团员一致同意我入团。经上级团委批准，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我的入团，团支部曾专门向当时远在云南农场的我班原团支部书记发函调查我在校情况。可见当时的发展工作是相当严格和认真的。入团后，我还被光荣地评为农场＂五好职工＂。如今，我仍保存着当年连队团支部发给我的电报和＂五好职工＂奖状。它们是我在农场成长和进步的见证。前些年，我和入团介绍人徐文宇又在连队聚会时重逢。她后来曾任市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我称她是我的革命领路人。我们现在一直保持联系，经常进行交流。如今虽然我已入党40多年了，但当年我在农场入团时的欣喜和激动却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二）口琴伴唱＂红灯记＂
我们去农场正值＂文革＂时期，样板戏统治舞台。钢琴伴唱＂红灯记＂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年也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去农场时，我带了一只口琴，闲时吹吹消遣一下，不想却演绎了一出口琴伴唱"红灯记＂。当时逢下雨天，不出工，我们称之为＂外国礼拜＂。大家呆在宿舍里，躺在床上，闲得发慌。我就吹起了口琴，其中也吹到＂红灯记＂的曲调。同是向明中学高中的徐同学听到曲子就唱了起来。两人一拍即合，我就认认真真地从过门吹起，和他合作一曲＂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那段。不料配合得相当黙契，一举成功。于是这就成了我们宿舍一吹一唱，有声有色的＂保留节目＂，常＂演＂不衰。一直到徐同学当了连队副指导员从宿舍搬出另住，这合作才告结束。
（三）粮票换农副产品
当年，物资极度匮乏，供应十分紧张。花生、芝麻、瓜子、白扁豆之类的农副产品每家只有过年才能配给少量供应。崇明农村这些都有，用粮票即可换到。于是，逢场休日，我们同校的几个知青便结队下乡去换。虽然用粮票换农副产品在当时属于违法交易，但在农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也没人抓没人管。特别是春节前，大家都想回上海时带些农副产品回去，给家里过节增添些欢乐，也显示出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做这＂交易"首先是要掌握＂行情＂。要知道几斤粮票可换多少花生、芝麻，不可吃亏。跑得远些，同样多的粮票往往可换得多些。二是要懂得看质量好坏、新鲜程度，不去换那些陈芝麻烂花生，避免上当。三是要会＂砍价＂。因我们人多，要得多，属＂批量交易＂，谈价时可尽量压得低些。上海人毕竟比乡下人门槛精，我们每次下乡，大多满载而归。东西换来了，要带回上海还得过码头检查关。当年南门港码头上船时专门要对行李进行检查，说是打击投机倒把，不准带农副产品。一旦查出即当场没收。我曾有一次被查出，急得大叫同学求助，趁乱逃出上了船，这才有惊无险。现在想想，这真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四）听半导体收音机
在崇明农场3年，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的好伙伴。收听广播节目也成为了我在农场枯燥的文化生活中的美好享受。当时尽管只有样板戏等很少的几个节目，但也弥补了我不少的寂寞。在农场宿舍里听收音机都是公开的，大家都听得到，从来不是一个人单独听。而且，收音机是要不带短波频的的，这都是为了避免有“收听敌台”的嫌疑。要知道，当时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罪名啊。
（五）游泳
我们十七连队在合隆江边。夏天的午后，我在午饭后常去江中游泳。江面约有二三百米宽，江水清澈。在高温炎热的夏天午后，去江中游泳实在是一大享受。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有些后怕。试想，独自在空无一人的江中游泳，万一脚抽筋或发生什么意外，连呼救都没人听见，淹死也没人知道，真是危险啊。可当时却根本没想到这些，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六）收信
在农场，离开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亲朋好友，有时总觉得有些孤单，于是写信便成了我的一大嗜好。一封封信发出去后就盼着回信。当时连队专门有一位通信员，负责报刊书信的收发和队里的一些杂务。他成了大家最受欢迎的人。我每天见到他都希望能收到信。每次收到信都会十分开心，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信便会感到失望。家里的信给我带来了亲情，同学的信给我带来友情。一封封信成了我的精神支柱，看信也成了一大精神享受。后来调回上海后，我把积攒的信又还给了给我写信的同学。他们都感到惊喜。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纪念品。
（七）上调
1968年12月1日乘坐＂前哨1号＂轮去长征农场，户口和油粮关系一起转去，也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上海，对今后的人生十分迷茫。要说扎根农场，心中虽总有些不甘，但也无奈。后来有了小规模上调，大家的心开始活了起来，虽然只有个别人离开，但终于看到了希望。
记得当年一开始上调先是当警察，后是当厨师，再是当教师，但人数都很少，只是个别几个人，影响不太大。第一次大规模上调是1971年底，港务局、铁路局和航道局来招工，记得好像每个连队有几十个名额。消息传开，在连队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大家都想挤上这班车。
这次上调因为人数多，不像上几次都是＂暗箱操作＂由少数几个领导讨论定了算。这次人多，要发扬民主，大家自报公议，摆条件，讲困难，最后再由领导讨论决定。记得根据队部要求，当时各小队都专门开会，由每个要求上调的人自己说说家里的困难。大家发言要求上调的理由大多无非是家中父母体弱多病，需要照顾；也有说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应农田劳作的。轮到我发言了，我实事求是地摆了自家的困难。原来一家四口人，爸爸支内去了贵州遵义，弟弟68届一片红，去贵州插队，我到了崇明，家中只剩母亲孤身一人，无人照顾。病了只能托人打长途电话找我。别人父母虽老弱但两人还能互相照顾，我母亲只有一人，实在可怜。这话一出，博得众人同情，我成了全队公认的困难户。我父亲当时已支内到贵州遵义，闻讯特于12月11日发来电报告知，已请所在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出具公函，证明家中困难情况。不久，我即收到12月13日发出、挂号寄来盖有红色大印的公函，即转交领导。此后，待上调名单公布时，我果然榜上有名。
1971年12月29日下午，我又坐上了＂前哨1号＂轮，终于离开劳作了三年的崇明农场。这三年时间虽不算长，但对我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至今我仍保存着这张回沪船票。它为我的三年农场知青生活画上了句号。
四、回上海后
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上港六区当码头装卸工。上三班，繁重辛苦、又脏又累的特重体力劳动刮风下雨，没日没夜一直持续干了四年多，大难不死就有三回。在上海港，我受到组织的信任和培养。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复旦大学颁发的大专文凭。2007年获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读书成才奖＂。
我有幸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参加了《上海港史话》、《上海港口大全》、《上海交通古今》、《上海港志》、《上海通志（交通运输卷港口篇）》等书的编写。到中国港口协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在上海港引航站担任站长秘书，写了大量报道在各主流媒体发表，还负责《中国港口》杂志引航通联站工作，编辑《引航之声》报。参与筹备了国际引航协会在上海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引航大会，编写了《上海港引航》和《中国引航》画册。进行了全国港口引航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参与了中国航海学会引航专业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参与了上海港直升机接送引航员的筹备、培训等工作。参与了中国引航协会的筹建。2003年，上海港政企分开，我进入上海市港口管理局工作。参加每年一本的《上海市港口和航运发展报告》的编写。参加了上海港代表团赴上海港友好港日本福冈港及大阪、神户等港口考察，写出了考察报告。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港口馆的筹备，参与面积达3800平方米展馆的大纲与细目的编写及讲解员培训等工作。撰写了1万2千字的《上海交通运输改革开放30年（水路运输部分）》。应邀多次为港口各单位开设了公文写作讲座。参加中国航海博物馆筹建，担任筹建办公室综合组组长，考察了全国三十多个与港口、航运有关的博物馆，写出考察报告。还远赴美国、加拿大考察了十多座航海博物馆，写出的考察报告入选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2008年年会发表并被收入论文集出版并应邀与会宣读论文。多次参与交通部＂中国航海日＂活动筹备。2008年退休后，被上海市建设交通委科技委聘为专职秘书。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讲师和社区党校讲师，应邀参加各社会活动，举办各种讲座，拟写各种材料，继续为社会作贡献。
在农场三年，时间虽短，但这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艰苦的磨练为我以后的人生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我将永远铭记这段难忘的岁月。
作者：原上海长征农场十七连队 冯济民
202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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