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远去的记忆
前几天,接到中学同学许新娣发来的信息,得知中学的班主任施祖谷老师于7月23日在美国去世,享年88岁。尽管先前从同学处得知在美国的老师病危,但当那个时刻真正来到时,还是会感到有些突然。坐在电脑前,面对闪闪的蓝屏,看着以往在聚会时拍下的照片,老师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日刚刚见面,刚刚分手一般。觉得对老师的去世该写些什么,可是,又感到没有什么可写的。已经淡然远去的岁月,晃过的是风一样吹过的淡淡的记忆。
进中学时我们只是一群14,15岁的少年。文革中红卫兵的疯狂时期已近尾声,我们还没有资格去参加那时疯狂的造反活动,只能站在一边观看,或连观看也没有资格,懵懂的我们只知道自己开心的玩耍,革命造反对我们来讲是个新鲜词语。后来中央要求各个中小学校的学生停止造反运动,各自回到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停学几年的学校重又开始有了读书声,每天又可以听见上下课的铃声,又可以看见学生早上走进学校,下午学生走出校门。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刻走进中学的。我们的班主任就是施老师,一直带到我们三年级。第一次见到他时,是他来给我们班进行开学时的课前讲话,随即在班里就指派了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等,各个官员职责派放好后,这个班级里的小小的社会机构就一切按部就班地开始了运转。他那时还年轻,稍瘦的脸庞,纤弱细瘦的身子,讲话细声慢语,给人一种儒雅书生的感觉。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很酷,很帅。班主任的工作很是杂乱,好在那时有几个热心于班级工作的学生委员帮忙。有些工作他不必亲自做,交给同学就行了。那时的学生还是非常听话,非常自觉主动的。从小受集体主义的教育,大家的集体观念较强。一切为个人行为的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施老师也兼我们的英语老师,记得他来上的第一课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这句万人皆学的口号。那时我们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只好一边学字母,一边学口号,他念一句,我们就跟一句,我们看不懂国际音标,只能用最笨拙的汉字来记录英语发音。其他课程可以马虎,语文,数学可以怠慢。唯独这句口号更是不敢念错。后来又学了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两句口号念了半个学期,到一年级学期结束才学到workers,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和the Chines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往后的复习课程就是不断地重复口号的重复。第二学期中学习了一首英文歌,就是每天要唱的《东方红》。The East is Red(东方红)(从网上找到了这个英文译诗)直到现在还会唱第一段。
The east is red, the sun rises.
China hasbrought forth a Mao Zedong.
He amasses fortune for the people,
Hurrah,
he is thepeople's liberating star.
记得还有个“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英文语录歌,老师教了几次课,我们也学唱了好几节课,还没有挨到毕业就都还给老师了。直到从学校走出,来到社会,只知道那几句口号或连几句口号也忘了,更不知西红柿,香蕉,米饭,土豆怎么讲,那时的教材中没有一句日常生活用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生活是不足为先的。
那是一个欣赏手上厚厚老茧而不要知识的时代,那是一个高喊口号而畏惧知识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暴力而蔑视知识的时代,那是一个力主破坏而压制创新的时代。学校的教材就是这样的,你叫老师又如何呢?老师们无不战战兢兢地教学,生怕一句不慎就会落入万劫之难。凡以政治的意识形态形式进入教学领域的,最终无不为教师和学生带来莫名的恐惧,学习的单调和无趣,一旦较真地对现实和理论进行追问,就会陷入自身的尴尬和矛盾。
临近毕业那年,又不能读书了,开始了学工学农的劳动实践,我们先到机床附件二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随后又到学校附近的五角场公社平昌街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后来到共青森林公园参加劳动和军训,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最后在一片日光下的劳动声中结束了三年的学习生活。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度过那段岁月。那时已经没有高中,没有大学可上。中学毕业就面临工作的分配。随即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十年的上山下乡的苦难生活。自上个世纪1971年我毕业离开学校,登上远去的列车后,就彻底远离了学校,和老师也就没有了联系,没有信件,没有电话。那时我是属于“黑五类”子女,是被打入“另册”的学生,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课就算天大的恩赐了。那时被打入“另册”的人,除了听课以外,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更不敢和老师有多少往来和接触。
从学校毕业后,最后一次见到老师的是他把下乡通知单送到我家来。那天下午,因为还没有具体分配,空闲在家看书。父亲也在家休息。老师来了,招呼他坐下后,他从一个黑色的包里拿出一封粉红色的分配通知单。我知道那张粉色的纸上刻印着我的未来,真是又盼望又恐惧。盼望是有了工作的地方,恐惧的是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是个什么地方,将来会是什么结局。老师话不多,只是淡淡地表示慰问和勉励,讲你被分到外地工作了,好在那是兵团,是部队编制,基本生活有保障。以后离开父母一切都要自己理会打点了。继而他和父亲聊了起来,我走到旁边去了。他们聊了有一会儿。在整个聊话中他一直不停地咳嗽,我忙给他端来水喝。他用一块手绢捂着嘴咳个不停,拿开手绢后,我看见手绢上有了红印,问他是不是吐血了,他说没关系。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了,又去给其他同学发送通知书了。看着他慢慢地走下楼梯,这是一个孱弱消瘦的背影,谁知这一话别竟然要过三十多年后才再次见面。
十年后我们从下乡地又回到了家乡,一个荒诞的时代用十年时间划了一个圆,从原点回到原点,一切归零。随后的几十年,大家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忙于各自的生存。终于有一次,接到秦晋同学电话,讲中学时的班主任施老师从美国回来省亲,想和原先少云中学三(九)班的同学们见见面,大家一起聚聚。在几个热心同学的张罗下,总算有了第一次的同学聚会,也才有机会见到分别了几十年的老师,看上去他比以前稍稍老去,但音容不改,依旧是那么的平淡,还是纤弱细瘦的身子,说话依旧轻声慢语。据说他是在文革后离开学校去美国定居,在那里开了个针灸诊室,给人保健看病,用以度日,生活应是不错。后来又有了几次聚会,那是他每一次从美国回来都要和大家一起聚聚,回顾当年学校往事。
岁月无痕,往事如烟,同学们也都进入退休时期,我们从年少青春的学生,到青壮年,到老年,时间的风霜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印记,痛苦和艰难填满了脸上的道道沟壑。而看着面前的老师脸上留下的印迹,分不出哪些是在大陆的风浪中刻下的艰难,哪些是在美国奋斗时印上的艰辛。
时间的过往和消失,将打磨掉世间的一切。
老师一生平淡如水,如今驾鹤远去。为师一日,铭记终身。毕竟那几句终身不忘的英语是他教会我们的。
写下这点文字,也算是对老师的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