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我记忆的瑷珲
来源:凡夫夕拾 作者:费凡平 时间:2024-12-23 点击:
一
瑷珲，黑龙江南岸的一个小镇，在中国雄鸡形状地形版图上处于“鸡冠”部位。
瑷珲，离开我的出生地上海很遥远，距离约3000公里，瑷珲，不仅是地理上具有重要位置，瑷珲，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意义，瑷珲，曾是《中俄瑷珲条约》的签约地，瑷珲，也曾是我松树沟下乡时的公社所在地。
我们下乡时，瑷珲，称之爱辉。1956年9月，对生僻字地名进行简化时，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瑷珲”两字改为同音“爱辉”，设爱辉公社。2015年5月，黑龙江省政府将爱辉区下面的“爱辉镇”的名字恢复为“瑷珲镇”。对此《黑龙江日报》称：“瑷珲，这一已有400多年历史的称谓，承载着历史、蕴含着文化、凝结着乡愁、寄托着希望，在阔别60年后重载史册。”
姑且，为了方便，我就将昔日爱辉称之今日的瑷珲吧！
我回到城市已经很久，曾经的公社所在地一一瑷珲，一段时间它在我脑海中渐渐地在变小，变薄，变成了一个孤岛似的小站，很遥远，也很少在梦里走近，有时瑷珲会与我插队的松树沟，同时入梦，但在梦中，我却一直抓不住瑷珲。
这些年，我好像总在回忆，也许是时间的缘故，因为时间实在流逝得太快了，而我又总是对所流失的过于匆忙地放走。
前不久，我写完《我那遥远的松树沟》后，想不到在短视频独霸的当下，这篇一万多字的纪实散文阅读量竟然也能高达1万5千，留言近百条，于是，它促使我对过去的事物又有了一番反刍，松树沟插队八年，它对我蕴涵实在丰富，并非一时可以消化，于是，瑷珲，也让我开始想的多了起来。
这个遥远的与我曾经有过关联的瑷珲，以前我对它的历史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和了解，起始仅仅是个关于公社的虚浮概念，因为瑷珲离我插队的松树沟最近，所以我抽空就可以去瑷珲的街穿过我的记忆上下馆子，炒一盘干豆腐，炖一锅江鱼，来上一壶土烧，美美地搓上一顿，还有就是有了急事可以在瑷珲街上的邮局，给远在上海的老母亲，拍个电报，打个长途，报个平安……
从松树沟通往瑷珲的这条9公里长的乡间小路，宽不足三米，马车经过时，晴天尘土飞扬，雨后泥浆飞溅。两道深深的车辙，经常积满浑浊的泥浆，这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很少有人徒步穿行。
西三家子，有一片很大的红松林，恰似大地给这把折扇绘上的最美扇面，每每去瑷珲途经这片红松林，我既神怡，又害怕。
从松树沟到瑷珲，必须要经过西三家子这片红松林，因为林中常有狼出没，所以一般人总要在天黑前赶到江边的公社，或是从公社回到松树沟。傍晚时分，假如一个人经过这片黑压压的松树林，肯定胆战心惊的，恨不得脚下按上两个飞轮，快速而过。
唯有赶着马车，即使天黑了，心里才会踏实。
不仅于此，其实瑷珲它和我们当年曾经在这个公社插队的每一个知青都有直接关系的，至少当年每一个知青上学，招工，病退，返城都要过瑷珲公社这一关，瑷珲公社这枚鲜红的公章，就是决定你命运的一道坎，我们谁也绕不过去。
好在，为瑷珲，我以前也写过报道，刊发过一些文字，也付出过一些真情，我以为够了，我也不希望自己过多地流连记忆于瑷珲罢了！
二
前几天，我在家整理昔日留存的老照片时，突然看到一张黑白的昔日南京路好八连副连长张兴华转业不回家乡安徽，自愿到遥远的瑷珲公社黄旗营子插队当农民的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记忆中的瑷珲又被渐渐打开了……
从边远的村落能够到沿江最大的城市一一黑河，学习培训，在那年月，对于喜欢写作的，都渴望期盼能有这个机会！我就像《红楼梦》刘姥姥进城，什么都是新鲜好奇。更何况，黑河日报社那两层高的大楼，又紧挨着地委大院临江而筑，位置绝佳。江东岸就是苏联远东第二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地人俗称“海兰泡”，坐在二楼的办公室推开窗户，远望，可见江对岸城市及高高的电视塔。近看，墨绿色的江水在眼下不停流淌，既养眼，又舒心。
我和几个都在黑河日报学习的黑龙江知青，庞壮国，吴援朝，张爱华，郭靖等都住在报社的两楼，走廊边值班用的单人宿舍，吃饭就到地委大院里的食堂用餐，也算早早过上了一把机关生活城里人的日子。
到了黑河我才知道，黑河人星晴天都是吃两顿饭的，上午十点，算中饭，下午三点，算晚饭，刚开始，我不习惯，，一到晚上8点肚子就开始“咕咕”叫，慢慢也就习惯了。
星期天，李广厚老师，很体恤我们这些没家的年轻人，他经常把我们邀请去他家包饺子，蹭吃蹭喝，临走还不忘给每人顺带些饺子做宵夜。
平时碰到刘总编值班签发大样，刘总编的女儿总会给他老爸送来宵夜，刘总也会叫上我，让我分享她女儿做的美味。所以这段时间，是我做知青最快乐的时光。
一天早上，黑河日报政教科李广厚老师在宿舍找到我；“小费，你是瑷珲公社的，今天给你一个学习采访写通讯任务，与铁铮老师坐报社吉普车去瑷珲，采访从上海来瑷珲黄旗营子插队落户的好八连副连长张兴华……”
我很兴奋，也很惊诧。不一会我和铁铮老师坐着吉普车，沿着江边的公路朝瑷珲疾驰而去。这条紧靠黑龙江边的公路，平心而论，下乡五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走，这里的路面状况要比我们松树沟去黑河的公路平躺的多。堆在公路两边修路用的砂石堆上小草稀疏，显然很久未用所致。看惯了沿山的公路景观，猛然间一路看到沿江的风景，心情有种放飞的愉悦。
出了城郊的幸福大队，就是卡伦山，进了四道沟，那就是我们瑷珲的地界了，不一会就经过外三道沟了。外三道沟，我虽然第一次与它擦肩而过，但外三道沟的名字我却早有耳闻。
因为，我刚到松树沟第二年，有个能说会道的67届男知青钱志明，就是先在外三道沟插队，后转到我们松树沟的。钱志明有个沿江“小霸王”的诨号，在瑷珲沿江一带知青中名声很大。据说，为了学座山雕大摆“百鸡宴”，他竟然在瑷珲也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百狗宴”。附近几十条狗在一夜之间都失踪了，在瑷珲江边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于是瑷珲有关部门把他从沿江的外三道沟转到靠近西山的松树沟插队落户。
钱志明虽然人在松树沟，心仍在外三道沟，回城后仍喜欢参加外三道沟的知青聚会活动，很少与松树沟知青相聚互动的。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纯粹的外三道沟知青。
这天，我们在瑷珲与黄旗营子，采访张兴华很顺利，好八连副连长张兴华，为缩小三大差别贡献青春，到瑷珲公社黄黄旗营子插队落户的长篇通讯报道，也如期完成，后来黑龙江日报也进行了转载报道，那配文用的两张照片，我很喜欢，就此被我留存至今，作了纪念。
据悉，如今的张兴华已经儿孙绕膝，在上海颐养天年。不过，这两张有些泛黄的老照片，对于我来说，仍旧能在黑白间感到它散发出久远的震动与不解？
至于，南京路好八连副连长张兴华转业不回安徽老家，为何偏偏要选在瑷珲公社黄旗营子插队落户？
前不久，黄旗营子知青李凤翔总算给我做了答疑解惑。
黄旗营子，在那个年代是瑷珲的一块风水宝地，县委书记与大队书记又比较熟，也都好喝酒这一口。60年代末开始，黑龙江省委工作队，就经常去蹲点，后来秦怡电影摄制组，也在黄旗营子体验生活过一段时间，再有新西兰作家，金训华妹妹金士英和李先念的女儿都先后造访过这里，在当时黄旗营子的名声很大。
最大优点，就是黄旗营子捕捞江鱼特别方便，适合南方人喜欢吃鱼习惯与优势，于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牵连，叠加而成。
或许就在瑷珲公社的一张酒桌上，黑河军分区政委，爱辉县委书记，瑷珲公社书记，黄旗营子大队书记等人，一拍即合，定了，就是这里，张兴华插队落户就此被安排在了黄旗营子。
插队在黄旗营子的张兴华，虽然远离家乡安徽，却与队里的上海女知青喜结姻缘，这在情感与心理上也算缩短了距离吧！
三
我是1970年4月4日乘着“知青专列”坐着硬座离开的上海。绿皮火车轰隆，轰隆，一路向北，过了长江，又过黄河，出了山海关，再到龙镇，真的好远呀，足足开了三天三夜。
4月7日，大客车从龙镇把我们拉到了瑷珲公社时，四周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坐落在黑龙江边的瑷珲公社是个什么模样？乱哄哄的人群中，只听到有个声音在人群中高喊：“到松树沟插队的快到这里，松树沟的，松树沟的……”在一片喊叫声中，我们坐上了妇女队长赶的马车，离开了瑷珲公社的大院，星夜直奔的松树沟。
刚开始插队，我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总埋怨68、69届初高中毕业生“一片红”，没有选择，唯有下乡，感到不公，整天想着要回家，因此并没有在意过那个瑷珲，即使坐着马车一路颠簸去公社粮库送公粮，也无意去这条中苏界河一一黑龙江边遛个弯，看看风景，散散心。
我在松树沟插队八年，其实我和瑷珲还是有过深刻联系的，虽然它算不上是我的精神财富之源，但是瑷珲无疑也构成我蹉跎岁月的一部分。
1971年6月，瑷珲公社又恢复了中断了几年的公社运动会，松树沟大队义不容辞必须要参加的。很多知青都报名了，有报打乒乓的，也有报短跑的，东队的队长孟宪明和连锁他们都报了拔河，我喜欢踢足球，可是没有这项目，也就作罢了。
一天晚上，孟宪明走进我的宿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费，有个长跑20公里项目，你敢报名参加吗？”
“报名，有啥不敢的！”血气方刚的我立刻一口答应。那时我也不懂，长跑就是现在的马拉松，2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半马。我没有半点长跑的基础，不知天地厚就报名参赛了。
离开赛还有半个月，每天收工回来，我就开始做长跑训练，就在松树沟小校的操场边转圈跑，跑到天黑才回宿舍休息。
也就是在开运动会的前十天，我搭坐松树沟供销社去进货的马车到了江边，才初识了瑷珲公社。
初识瑷珲，与其说它是公社小镇，还不如说它更似一个“小站”，这里没有半点古朴与喧闹。“小站”沿江不足一公里，既是公路也是街道，再加上通向我们松树沟方向的半条街，构成T形状。道路上少有车辆，除了马车，还是马车，沿江公路两边最大院落除了一个是公社办公的院落，另一个大的院落就是公社斜对面的卫生院了，卫生院进进出出看病的人还是有的。
公社院落的左边有一扇小门，可以直通黑龙江边，回头看临江的院墙很高很厚，依稀可见历史的古韵，门头下鲜红的四个大字“人民公社”在青砖的衬托下光彩独目。
瑷珲的街上没有一间楼房，唯一最高处，就是矗立在黑龙江边的那座高达三十米的边防瞭望塔。通向我们松树沟的街两旁，公社机管站是整个江边最大的院落，供销社是街上最大的商店，对面绿色的邮局，算是最好的建筑了。唯有T形街口，街边几家小饭店，生意还是不错的。
初识瑷珲，它人少，又孤寂，我想，这大概是“珍宝岛事件”后，与中苏冷战有关，诚然，它就是那个岁月的一个缩影！
瑷珲运动会开幕这一天，松树沟老老少少全都涌向江边的瑷珲中学，十几辆马车形成浩浩荡荡的马车队，松树沟的宝贝疙瘩一一“丰收35”胶轮拖拉机，拉着妇女也出动了，她们就是我们松树沟的妇女“啦啦队”。
这天，瑷珲彻底火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参赛队伍，满大街上都是人，小饭店客满，树荫下站满人，供销社柜台前也围满了人，据说这天冰棍都卖的一根不剩。中断了好几年的运动会重新举办，这对全瑷珲公社的父老乡亲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喜庆与开心!
蓝天白云下的瑷珲中学操场显得很大，远处角落边那几棵又粗又大的松树直矗云天，边上搭了个救护站。万事俱备，运动会秘书长孟宪君手举着发令枪：“啪”地一声枪响，我与20公里长跑其他赛手，便一起冲出了瑷珲中学的起点……
那时的我，傻傻的一个劲地跟着大家沿着公路向黄旗营子奔跑，跑了不到6公里，我小腿便开始抽筋，呼吸也感到困难之极，只觉得眼前一黑，倒在了路上……
醒来时，我已经在瑷珲中学临时搭建救护站边，背靠着一棵很大的松树，身边看护我的正是我们松树沟的赤脚医生一一王胡。王胡看到我苏醒便拍拍我的脑袋说：“小费，你虽败犹荣，勇气可嘉，以后没有金刚钻，千万别揽这瓷器活。”
事后，王胡医生告诉我，我背靠的这棵大松树，却是见证瑷珲屈辱历史，最古老的樟子松。古松高约20米，直径70多厘米，要两个人才能把它合围拥抱，瑷珲的老人们口口相传，这棵古松树最少有180年。
平生第一次背靠这棵“见证松”，也是第一次见识古松，于是，我开始对瑷珲古城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棵古松树，它见证了清政府在瑷珲古城签下的《中俄瑷珲条约》，这是一段凝重的、屈辱的、血腥的、悲壮的历史！它同时也见证了1945年苏联军队的炮弹，炸响在了魁星阁的顶层，这座几乎和瑷珲城同龄的标志性建筑，顷刻间化为一堆瓦砾。
1975年6月，动工修建瑷珲历史陈列馆时，才在原地竖起一块“魁星楼遗址”木标牌。
瑷珲现在傲然屹立的魁星阁，也是我们知青返城后，1983年照原样复制重建的。
色彩与万物的一一对应是无比神奇的。
这天，一条黄砂堆成的公路，长跑时让我跑的几乎呕吐，最后晕倒，而这一条墨绿色的黑龙江，却能让我的整个身心都放松下来，并且，立即产生与江水亲近的渴望。
也就是说，那清澈的墨绿色，减除了我与瑷珲的距离，使我心甘情愿地成为瑷珲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中的一切，都在最深处合乎人的本性。
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行渐远，人被蛊惑，被分裂，被孤立、被分类。那时一个人的内心无论怎样强大，都不可能与那个时代对抗，如你很普通，也没有很硬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关系可以帮到你，那么你想上学，想招工都是很难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知青，在那个年代要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企图改变困局，唯一的选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起点上，好好劳动，暂且在心安处，安顿自己，才能从中找到出走的机会。
这天，我在黑龙江边发呆的每一秒钟都是放松开心的，许多被遗忘的事物浮现出来，我也借此悟出了许多，瑷珲，它不是一个外部的世界，而是关乎我命运，很重要的一部分！
此后的知青岁月的日子里，我除了静下心来劳动，再就是看书，写作，记日记，我下乡时只带去了《猎人笔记》和《金蔷薇》，这两本书，我看了无数遍，有些段落还能背诵出来。
在边陲松树沟插队的岁月，我确认了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我全部的自尊，也就在写作中因此而生。
从此以后，我只要有机会到瑷珲，总要独自坐在黑龙江边发呆冥想。这条墨绿色大江，以它巨大流量，弥漫我整个身心，并借此与江水产生过很多次共震与激荡。
五
经常去瑷珲，我发现松树沟和瑷珲是互相渗透的。
在那时，能去瑷珲公社开会的或者学习的，也算有头有脸的小人物了。一般的知青也只能仰望感叹的份，因为去一趟公社开会，远比你自己去一趟爱辉县城要荣耀的多。至少，你已经跻身于权力层，成为被看好的苗子，即为培养的对象。假如这个人是知青，那么，他被推荐上学，招工，参军等好运降临的日子就已经不远了，假如这个人是书记或队长，那么，他离升迁的日子也快了。
难道不是吗？松树沟的书记范铁发与队长刘长胜这些领导，以及松树沟供销社的老孔和机耕队的梁富刚，甚至松树沟学校的盛怡远等，不是都慢慢地渗流到江边的瑷珲了吗？
他们有的去公社做了领导，有的去机耕队做了技师和瑷珲中学的老师。所以说，瑷珲与松树沟彼此之间是无所顾忌的，瑷珲并没高高在上，它能够坦然向下，接纳周边向上的一切。
连我这个无足轻重属于边缘化的知青，竟然也多次被瑷珲公社青睐过。
有段时间，我被借在瑷珲公社。那当然也是在瑷珲顶流的写作高手，窦集屯的知青梁国伟上调去了黑河金矿后（后来成了著名编剧，教授），滥竽充数的我，才被公社管宣传的领导狄来三看上，成了公社的骨干通讯员。
在被瑷珲狄来三青睐期间，我为瑷珲写过不少新闻报道，也为公社文艺宣传队参加爱辉县汇演写过剧本。
这段时间，白天忙于公社的采访与写作，晚上我享受着漫长的发呆。在夜晚我仿佛进入了瑷珲的内部，可以变换观察瑷珲的方式，比如：倾听、呼吸、梦幻、想象、交融。
瑷珲的夜晚呈现的东西远比松树沟多。
在黑夜里，我喜欢看瞭望塔上值班的士兵，他那一动不动守护边境界河的身影，月光下，我也喜欢看江边下网捕鱼的身影，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影闪动的窗口、小酒馆里踉踉跄跄出来的醉汉，街上成群追逐的野狗与野猫……。
瑷珲江边的夜晚是湿润的，在黑暗中，我能感觉到瑷珲一队那间离江边最近的知青屋，它的存在具有与黑夜不同的密度，那间知青屋，就像破旧的小船孤独地搁浅在江边。
我经常会胡乱猜想，在这知青屋入睡的瑷珲知青是否很安详，他们的体温是否就是夜的温度！
在瑷珲的江边，我认识的知青不多，最熟悉的就是瑷珲一队知青韩自力，他们每年冬天总要要驾着马车去西山砍柴取暖，从瑷珲去西山砍柴，先要经过西三家子，再经过我们松树沟后，便可进入小兴安岭山麓的西山砍柴。
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冬腊月，来回要20公里的路程，坐着马车上，你要不停晃动自己的手脚，不然就会冻伤手脚。冬天砍柴，对生活在江边的瑷珲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份为活着，且无奈的苦差事。
韩自力他们清晨驾车，在冰天雪地里砍完柴，装好车，返回江边的瑷珲时，途经松树沟的供销社，总要进来歇歇脚，围着供销社的那个大油桶做的火炉，烤烤火，暖暖身，驱赶满身的寒气后，积蓄一点热量，好一口气回到瑷珲。
一来一去，我们也就在供销社认识了，什么叫“天下知青是一家”，那是个虚幻的概念，我与韩自力相识的那个寒冬腊月，围在这个散发暖意的油桶边，共同抱团取暖，
瑷珲知青，才是真正的一家！
在瑷珲公社，韩自力也算知青中的一个人物，他下乡不久，就被推荐去黑河师范读书。毕业了，本已留在了爱辉城里的教育科，吃上了商品粮，可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辞去了这份城里的工作，又回到了自己江边的瑷珲，重拾起知青身份，并且在瑷珲一队危难之际。主动挑起了生产队长这份重担，很不容易。
1978年，我们瑷珲公社九个准备参加高考的知青，相约来到韩自力的瑷珲一队，并一起住在这间破旧的知青屋，那段日子，大家一起复习，又一起共赴考场，迎来了自己命运真正的大转折。
临考前，我们瑷珲公社九个参加1978年高考的知青，一起来到了“魁星阁”遗址前，留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因此，这间江边破旧的知青屋，还有“魁星阁”遗址，也就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在瑷珲复习迎考的日子，我们都会醒得很早。这一点，与在松树沟截然不同。在瑷珲的干部们也醒的很早。他们与我们一样起来洗漱后都习惯沿着江边走一走，伸伸腰，仰望一下江边边防瞭望塔，向他们行注目礼。
在瑷珲江边生活的农民和知青，也比靠山生活的起的早。江边农民面对生活虽然不是很精致，但对人很诚恳，他们生存的环境与条件明显优裕于我们这些远离江边的村落。
瑷珲江边的人，他们从不敷衍生活中的每一天，家家户户始终围绕着江边特有的耕读渔樵的生存状态，平静而心安地过着安稳的边境生活。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松树沟挨着西山，在小兴安岭山麓下耕作，春天可以上山采榛子，夏天可以采猴头与榛蘑，唯独缺的是鱼，所以我很羡慕插队住在江边的知青，开江后他们可以下网捕鱼，经常能吃到黑龙江里各种野生的鱼。
黑龙江鱼的种类很多，在瑷珲的小酒馆里，我听过老乡编过这样一句话：“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好懂又易记。其中又以“三花五罗一岛子”为上品。
黑龙江有一种稀有珍贵的鱼一一“七粒浮子”，又称鲟鳇鱼，大者可达1000公斤，一般体重50至100公斤，我们很少有人品尝过，1998年被认定为濒危物种。
黄旗营子插队的王忠跃，他就是捕鱼队的。有一年他在黑龙江捕到过一条千斤重的大鳇鱼，但是他们无权擅自处理，只能以每斤0.28分的价格，卖给了供销社。
1976年暑期，我在瑷珲参加教师培训时，却有幸品尝过黑龙江里的鳇鱼，那天黄旗营子捕鱼队，他们在江里又捕到了一条百来斤重的鳇鱼。孟宪君领导闻讯后，没让他们卖给供销社，而是卖给了公社的食堂。食堂大锅炖出的鳇鱼香味，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还未开锅，就从公社食堂的厨房里飘溢而出，弥漫在整个公社大院。
这不经意流出的鳇鱼香味，搅得我们在会场听大课时心神不宁，这是在公社培训的全体老师第一次大快朵颐，也是我唯一一次品尝到江水炖的鳇鱼。
我猜想在瑷珲一队插队的知青韩自力，为何至今喜欢用“七里夫子”这个的网名，从微博到微信，再到短视频，从不改初衷，这一定与他八年生活在江边有关，与他品尝过“七粒浮子”的美味有关，他就此难以忘怀，于是用了这个谐音吧。
在瑷珲，酱焖老头鱼也是一道地道的下酒菜，我只要一到公社下馆子，老头鱼和干豆腐是必点，在那个年代能在小馆子吃到江水炖江鱼，绝对算是口福之人！
瑷珲的记忆，常常是以味觉的形式存在的。它甚至比其它任何感觉都更加顽固，更加准确。
……
今年夏天，我从上海自驾开车又一次重返了我插队的松树沟，当然也又一次去了瑷珲镇。
今朝的瑷珲，比那个年月要繁荣热闹些。重建的魁星阁，有一种古韵的美，阁上的戏台像是一面斑斓的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照到自己。新建的《瑷珲历史陈列馆》，在江边是最高最大建筑了，《知青博物馆》设计独树一帜，蛮吸人眼球，不远处的瑷珲国家森林公园却一直大门关闭，它寂静地坚守在这条“331”一一最美国道上，它显得很寂寞，也很无奈，我却有些失望……
瑷珲，现今已称古城。关于瑷珲古城，还能走多远，我不敢想，也不敢猜，这大概只有对瑷珲情到深处的知青韩自力他们，最有发言权，最心知肚明。
美的事物总含有某种无端的寂灭，这种悲剧意味使它显得更加动人。
我对一些事物总是怀有绝望的爱，瑷珲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其中之一。
烈日下，我走在瑷珲的街上，坐进瑷珲街边空寂的小酒馆，心里有些伤感。
自以为，我已经年过古稀，应该刀枪不入、百炼成钢了，此时我才发现，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脆弱，毫无进步，特别感性。面对滚滚而泻黑龙江，我劝说自己，要努力习惯这瑷珲的变化与存在，但是很难。
瑷珲，有自己的过滤系统，无论瑷珲能走多远，曾经的瑷珲知青文化，在这里已经显示出它幽深的印迹。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我还是喜欢用文字连接过去和今天，把过去瑷珲的一部分，摆在一个有距离的审视空间里，就像摆在知青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其温度已触摸不到，其形态还是能散发出久远的本真吧！
我还会来瑷珲吗？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是那滔滔的江水仿佛发出一个声音：你对瑷珲怎么认识与评价都可以，你来过，你也离去，只要你好就行！
瑷珲，就此穿过我的记忆，也让我开始重新认识瑷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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