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知青生活的记忆
来源: 南加知青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4-11-13 点击:
给这些为数众多、色彩不一的外号分一下类，可发现不少是根据外表起的。游国海回忆到，上海知青史某头有点大，被冠上了“鲶鱼头”的雅号；哈尔滨知青胡海深脸色较黑，同宿舍的知青都叫他“胡黑子”；上海知青陈惠庆个头较大，人称“长脚”。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滨海提到，有个知青个子不高，被称作“小板凳”；有个知青叫李本兴，由于长得瘦，人送日本名字“李本杆郎”。一位赴内蒙巴彦淖尔插队的知青也提到，六小队的队长个子矮矮的，戴副高度近视眼镜，又常用一块墨绿色的头巾包头，就得了个童话里的外号“狼外婆”。外号中还有一些是源于性格。滨海谈到，一位很漂亮的女知青成天板着脸，人们叫她“老阴天”。郭斌提到，有位知青一身江湖习气，爱打架，走到哪里都会产生动荡和不安，于是得了“动荡”这个外号。
从内涵上看，有的外号比较中性，类似调侃。一位赴内蒙巴彦淖尔插队的知青提到，他所在连队历史最老的一位知青被冠名为“祖师爷”；连队的马号有一个本地知青很可爱，一口山东话招人喜欢，绰号就叫“小山东”。还有一些外号比较粗俗，带有侮辱性。还是那位内蒙插队知青谈到，一些知青认为一个哈尔滨男知青“缺心眼”，被称为“傻B青年”。因为第二个字不好听，知青又把这个外号改成“傻X”（音cha）。北京知青丁子光绰号“光着腚”，来源于同一宿舍的知青把他的的名字倒着念。
在那位内蒙插队知青回忆中，当年不少知青在起外号方面甚至利用了过去学到的书本知识。作者插队所在小队有一个知青脸上右边有块黑斑，人们就叫他‘风景这边独好’；另外一个连有个知青脸上左边有块黑斑，人们又叫他‘风景那边独好’。还有一位因为姓吕，外号就叫锅子；而另一人叫脚盆，因为这是甲苯的谐音，形容此人脾气暴躁，易发火。三小队有个女生叫根号二，据说她身高只有根号二，也就是1.414米。而另有个姓金的女生个子很高，样子也算漂亮，就是略为丰满了点，三队的男生就引用一篇语文课文说她‘臃肿的像个何首乌’，叫她何首乌。有人甚至因外号而忘记了她的姓。误以为她就姓何。
一些知青还回忆到，有些外号是连带起的。原上海赴逊克插队知青印时菁谈到，卞炳奎人高马大，被委以“大种马”；同队的吴伟龙也长得厚墩墩，对卞炳奎总是不太服气，但老是稍逊一筹，只好屈尊为“二种马”了。那位内蒙插队的知青提到，他们青年队里搞过一次最佳绰号评选，将集体奖给了同宿舍的三位女高中生，原因是她们的窗纸糊得歪歪斜斜，不知是谁说了一声：“这三个人年龄加起来快六、七十岁了，连个窗纸都糊不像样”。就这样，“六七十岁”就成了她们的集体外号。有个朋友长得很瘦，从小学就被人叫做猢狲，高中毕业将这外号带到了青年队。青年队里的人嫌这个绰号不顺口，将他更名为孙悟空。于是，与“老孙”同住的有个姓吴的单名知青就被人叫成了“悟能”；于是乎，剩下那位就成了“悟净”了。知青外号中还有一些是更加广泛的集体性称谓。根据原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陈志康的回忆，1969 年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丰收年”，这一年兵团共接收各城市送来的15.7万知青。为了方便，兵团上下习惯称其为“小六九”。进而，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他们又被区分为“小北京“”小上海”“小天津”……。
最奇怪的是有的知青得到的外号纯粹是误打误撞。原上海赴逊克插队知青印时菁谈到1970年下乡的潘根生刚到队里，边上一位老知青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没听清，正从旅行袋里往外拿东西，以为问带什么东西，就顺口回答了一句“咸黄鱼”，结果，这就成了他的外号。付龙华手脚灵敏，干活利索，却得了个“呆乎”的称号，因为从外表看来，他走路不慌不忙，说话慢声慢气，甚至有些呆头呆脑。
在知青的外号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他们在当时当地经历的某些事件有关，成了知青生活的记忆碎片。游国海提到，炮排班长王某体格健硕，干活出力是一把好手。有一次，他们班的上海知青陈某不知道为何将他惹毛了。他拿起一把铁锹就要砍陈，陈吓得逃到双层大铺上，躲在角落里不敢动。此后，陈某就有了“孤猪”的雅号，因为在东北，这种单独行动、长有獠牙的公野猪连老虎、黑熊都惧怕它三分。原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知青郭斌也提到，知青赵蓉城读报读到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将“英国外交大臣”读作“英国外交大巨”。这就像在十分贫瘠乏味的连队生活中撒了一小撮盐，让众人品尝了好一阵子，并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的外号。又如赴内蒙插队的那位知青谈到，一位上海知青外号叫“恨晚”，原因是其人生得仪表不凡，又有高三的知识底子，满腹经纶，妙语连珠。一次一名北京知青与其交往了三天，脱口而出“相见恨晚”，外号由此而出。更可笑的是作者下乡地附近十连的司务长有个很长的外号，叫“加拿大的疙瘩汤”。那时讲究人人都背“老三篇”，有人问他“张思德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随口就说：“加拿大”，引为笑料。他是司务长，经常给战士们下疙瘩汤吃，别人问他：“司务长，吃什么饭？”他必答：“疙瘩汤”。于是人们就把两者联系起来，称他为“加拿大的疙瘩汤”。
当然，外号后面的故事有时令人悲伤。据原北京赴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林小仲回忆，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的知青真名叫薛春晟，其实“小地主”全家仅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只因在演出中将地主表演得惟妙惟肖而得此外号。他很乐观，又精于多种乐器，是知青点上的活跃分子。当然，有时也因蹭别人牙膏、香烟而惹得同伴不愉快。一次，“小地主”的弟弟病故，他要回家奔丧，却买不起汽车票。知青们借给他2元钱当回家的路费。在返回知青点时口袋里就空了，他本想找嫂子借，却遭白眼。由于铁路子弟坐火车可以不买票，“小地主”又乘火车到数百里之外哥哥的单位去借钱，然而车到站了却没有停下来。“小地主”不顾一切地跃出车厢，却在那一瞬间被轧死在车轮下！
还有一些外号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录，还有社会内涵。一位济南赴鲁南插队知青草根作家（网名）提到的例子就是如此。一连两天知青们吃的都是贴饼子，济南知青赵云诚就问张队长的媳妇：“婶子，为啥光吃饼子，不给我们摊煎饼吃啊？”张大婶告诉他，想吃煎饼要头一天泡（用水浸泡）粮食（高粱和玉米），还要推磨糊。于是赵云诚自告奋勇，第二天一早起来帮着推磨。大约推了十几圈，赵云诚突然放下磨棍，蹲在了地上。张队长女儿二玲嘟囔着说：“懒驴上套，连踢带叫，这城里来的知青可真矫情，磨都不想推，看你咋干农活。”从那之后，“晕磨”就成了赵云诚的外号，连张队长都喊他“晕磨”了。只是，由于“晕磨”，赵云诚和二玲还产生了一段恋爱关系，当然，那是后话。
根据徐州赴近郊插队知青孙军文的回忆，他的外号也不仅仅是个称谓。生产队长让孙军文拉胶车子，这绝对是个力气活，一车满满的两筐土能否运到堰顶得全靠拉车的力气。别看他是个城里的学生，又新来乍到，但拉起车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他干活不仅把式好，而且不惜力、不叫苦。老庄户张庆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不停地点头赞许：“这个孩子就象咱队里的那头小牤牛蛋，一身的劲！”一项工程下来，牤牛蛋的外号就传开了。转眼已是知青返城后的第二年冬季。江苏泗洪有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大队要生产队出八名青壮年劳动力去参加，并且要选派一名能够作为大队青年突击队队长的人，生产队长一边使劲地磕着烟袋锅里的烟灰一边说出了憋在胸中的一句话：“说什么都不管乎，要是牤牛蛋不回城就行了！”
赴黑龙江农场知青李贻玲谈到， 连里建水库时，她所在女排被安排采石头任务，和男知青一样把钎子、抡大锤、装炸药、运石头。有一次碰上哑炮，等了好一会还不炸，作为副排长的她顺手抄起个铁篮子，轻轻地绕着边往炮眼处移动。就在离炮眼还有十来米时，“轰”的一声，炮响了！她本能地蹲下缩在那里，把铁篮子扣在头上。炸起来的碎石从半空中落下来，砸在铁篮子上，也砸在她后背上。所幸的是她啥事没有，只是多了个“假小子”的外号，人所共知。
在笔者手头的记载中，最具社会内涵的是在海南农场下乡的女知青陈菊英下乡前中后的三个外号。陈菊英刚到村子里一露面，人们就根据外表，给这个圆头圆脸圆眼睛、发型短短的姑娘起了个外号叫“椰子壳”。以后她利用工余的一切时间，走家串户，和妇女们拉家常、甚至替村民们写信、自己出钱买邮票帮他们寄信等等，什么都肯做。很多老乡开始称她为“好受苦人”。那些年，长桥队人一直都住着茅草屋，而且盖得很密，经常遭遇火灾。1968年，陈菊英成为党支书后积极倡导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行茅草房改造。她带领大家利用业余时间，上山砍木头、下河捞沙捞石头，自己动手，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使全队80%的人家住上了崭新的瓦房。她倡导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刚进村就当起了夜校教员。后来，党支部又发动群众建起了一座200平米的文化室，添置了桌椅板凳，办起了夜校。几年下来，队里的中青年人在夜校里掌握了一定的读写能力、并且学会了说普通话。就这样，“英姐”这个名字深深地扎在长桥人心里了。
外号是知青下乡生活中的一种岁月留痕和文化记忆。在下乡期间，外号可以看作是知青对相互关系的一种任性标记，其中有善意的亲近也好，也有恶意的调侃，更有他们的酸甜苦辣、世事沧桑。只是，距离产生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想起这些外号，留在这些原知青心里的，似乎只剩下温馨与美好。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