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八十周年征文选登2（余国成）
来源:原创 作者:余国成 时间:2024-09-11 点击:
《践行，从为战友们烧水开始…》
从上学时的政治课到下乡后的“天天读”，我跟同学们（后来的知青）一样无数遍地读过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但作为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相继在几个“娘姨”（保姆的上海称呼）悉心照料下天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地长大，直到高中毕业时，也没自己洗过一块手帕的余家大少爷，真正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落实到行动，只是从黑龙江兵团岁月里担任二连水房烧水员开始的。
一张珍藏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就是个见证。
你看，照片上的那个我，头上戴着一个绿军帽，上身穿着一件两只袖子挽到胳膊肘的白衬衣，下身穿了条两个膝盖处都打着补丁的长裤。而，我背后就是我当时每天劳作的地方——二连知青水房，这是一个靠着集体宿舍山墙，用杨木板皮搭建的小板房。小板房门楣上有一块用四根细木条围起的黑色油毛毡，上面还依稀能看见白漆写的“为人民服务”字样。记得那是一天上午，我正挑起水桶正准备到大食堂那边的水井打水，邂逅“下基层服务”的团部照相馆的摄影师傅经过大道走来，临时起意付了他一元钱服务费，请他为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拍得很好，不仅拍出了我劳作的姿势和环境，也拍出了我劳作的神态和心情。
按说从在家的被人服伺到下乡的服伺他人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落差，但，你看照片上的我担着一副水挑子，就这样精精神神地站着，咧着嘴笑着......
回想起来，我是上海南市区1968年9月12日第一批赴黑龙江兵团的学生，自己报名下的乡。一是认为下乡是参加革命，可以给这么个“黑七类子女”抹上点红色；二是以为自己下乡了，弟妹们就可以不用下乡遭罪，这样的思想境界也许不能算很高，但你也不可否认，这毕竟至少也是出于对老人家指出的“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断的真诚认同。
此外，在我刚下乡不久我已经是一个多次遭遇过死神的幸存者，比如，一次上山伐木，一棵被伐倒的大树呼啸着向我砸了过来，树梢着地处离我不到 20公分；又比如还是那次伐木结束，在拉我们回连队的拖拉机到来之前炊事员架起大火煮饺子，结果烧了帐篷，这要是发生在前两天，那我们就非冻死不可；再比如一次连里搞军事演习，炸药包在一个哈尔滨荒友手中爆炸，炸掉了这个知青的右手，炸瞎了另一个知青的右眼，我被溅了一身血。于是，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也学会了在艰难困苦之中顽强生存，笑对苦难，而且懂得了和战友们相濡以沫，能够为别人的苦难流泪了。
当初，我曾经因为不善于生活自理，以至于不慎弄丢了红旗杂志夹送的伟人图像，班排照例组织批判会，是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不弃和抚慰，才让我避免了文革初期那种激烈冲击，走出了人生的最低谷，这加深了我跟当地老职工以及来自各地知青之间的友谊，让我对老人家在文章中描述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理想图景，有了坚实的感性认识上的支撑。
后来，在当时非常讲究“阶级成份”，一时还不能安排我这个出生资产阶级家庭的老高三到连队学校到老师（尽管我的主动报名下乡北大荒，被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视为“划清阶级界线”的革命行动）的情况下，连队领导安排我到水房为战友们烧水烧炕看炉子，负责后勤工作，对我这个“眼大漏神”笨手笨脚的书呆子来说，首先是一种照顾，而对一个因为家庭出身和“宝象案”背着沉重思想包袱的我来说，更是显示了一种信任和抚慰，用心实在良苦。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照片里站得那么神气，笑得那么开心的原因。
当然，要完成好这个任务也很不容易。
首先，是取水不容易，由于条件有限，水房不大，只有一口大锅和几口水缸，没有锅炉，更没有机井自来水，全部用水只能靠我肩上的这副水挑子，每天到数十米远的伙房后面去跑好几十趟来回，挑回在那边使劲手摇辘轳把从20来米深的水井里打上来的水。而当时北大荒的水井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是座越来越高的小冰山，踩在上面打水很艰难。
接着，是烧水不容易，就是先要锯开原木，把它劈成柈子，再用它生起灶火，把口径一米三左右的大锅里的水，一锅接一锅地烧开、烧热，用以保证战友在大地上班时喝上开水和下班后擦身用上热水。保证喝的水还好说，要保证几十个战友下班在一个集中时间里的擦身用水（每人一天一脸盆），就难说了。记得，我曾在水房门口写了这样一个告示，我说＂每个战友都应该得到比这多十倍百倍的水的，可是......我感到非常抱歉！”
再有，就是送水不容易，记得，一次我挑着两桶开水急急忙忙给大田送去，没想到在半路上一只水桶从挂钩滑落砸在地上，另一只水桶也跟着砸在地上，顿时两只水桶里面溅出的开水，烫得我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在原地胡乱哆嗦蹦跳了好一阵子......
战友们非常体恤我的辛苦，我永远记得他们相互推让热水，甚至只是打点冷水回宿舍自己烧的情景让我感动，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热水的女战友在我面前却不好意思迟疑地拿着水舀子，不忍心多打热水的神情更让我心疼。后来，我干脆不等下大田战友收工，就把水挑到各宿舍，注满战友们的一只只脸盆！
几十年后，一位跟我当时从未说过话的天津女战友在微信里说：“余大哥当年在二连为我们烧水，给我的印象很深，您不咋会说话，只会说：‘多打点好嘞！多打点好嘞！’”
唉，我当时烧水也没烧好，一想到大家劳累一天仅要一盆热水擦身我都无法满足，别提有多愧疚了！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因为反修斗争的需要我得以被起用到学校当俄语老师，而由于是六六届高中毕业，学校让我承担了初中班的数理化和农基课，更见我一没事就爱捏个泥塑李玉和，找块木板画个油画吴琼花什么的，又让我把小学六个年级的图画课全“包圆”了，这样子一来，每周我一人要上18节课，茶壶煮饺的我从此在这样一个公开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定历史时期，跟一大帮老职工的非常调皮不思学的孩子们演绎了一段特殊的心情故事。
记得，有个皮大王冯国才，不仅不肯学，上课还领头捣蛋，一次把我气得不行，搧了他一个大嘴巴子。他一脚踩进炉灰坑哇哇大哭，把我吓得够呛，生怕家长闹到学校来抓我个“师道尊严”典型。学生们却告诉我，他不会告诉他爸，因为要是让他爸知道，“打不死他！”而后来他爸带我一起装麦秸参加双抢时，更是这样对我说：“大老余，知青里数你文化高，就是肚里有水倒不出来，其实，既然来到边疆，一样干革命，不要背什么包袱，该咋的就咋的！”
有道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正由于从为战友烧水开始的践行，我在与底层人民结缘生情的同时，也将老人家这一教导沁入了心灵，化进了血液，进而把“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而不是把“为人民币服务”的目标）确立为自己终身不变的坚守。
十年以后，我返城考入银行，在岗认真踏实埋头苦干几十年，退休离岗又加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仆两主，担任《黑土情》《知青》两杂志编辑十多年，自带干粮闹革命，笔耕不辍，为钩沉那页不应湮没的历史，祭奠那段终身难忘的岁月，这一切都是缘自当初为战友们烧水时懵懵懂懂践行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有趣的是，我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之后，接替我烧水的是同一趟火车下乡的市八中学同学朱薇蕾，于是，战友们至今还记得＂二连的水都是高中生烧的”曾一时成为笑谈——那是后话了。
更令我欣喜的是，我的这张珍藏至今的照片，半个世纪后竟得以在2013年上海知青纪念毛主席120周年诞辰书画摄影展上展出，并刊登在后来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题名为《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和《图说北大荒》的两本书里。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23团上海知青）
（晓歌编辑）
一张珍藏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就是个见证。
你看，照片上的那个我，头上戴着一个绿军帽，上身穿着一件两只袖子挽到胳膊肘的白衬衣，下身穿了条两个膝盖处都打着补丁的长裤。而，我背后就是我当时每天劳作的地方——二连知青水房，这是一个靠着集体宿舍山墙，用杨木板皮搭建的小板房。小板房门楣上有一块用四根细木条围起的黑色油毛毡，上面还依稀能看见白漆写的“为人民服务”字样。记得那是一天上午，我正挑起水桶正准备到大食堂那边的水井打水，邂逅“下基层服务”的团部照相馆的摄影师傅经过大道走来，临时起意付了他一元钱服务费，请他为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拍得很好，不仅拍出了我劳作的姿势和环境，也拍出了我劳作的神态和心情。
按说从在家的被人服伺到下乡的服伺他人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落差，但，你看照片上的我担着一副水挑子，就这样精精神神地站着，咧着嘴笑着......
回想起来，我是上海南市区1968年9月12日第一批赴黑龙江兵团的学生，自己报名下的乡。一是认为下乡是参加革命，可以给这么个“黑七类子女”抹上点红色；二是以为自己下乡了，弟妹们就可以不用下乡遭罪，这样的思想境界也许不能算很高，但你也不可否认，这毕竟至少也是出于对老人家指出的“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断的真诚认同。
此外，在我刚下乡不久我已经是一个多次遭遇过死神的幸存者，比如，一次上山伐木，一棵被伐倒的大树呼啸着向我砸了过来，树梢着地处离我不到 20公分；又比如还是那次伐木结束，在拉我们回连队的拖拉机到来之前炊事员架起大火煮饺子，结果烧了帐篷，这要是发生在前两天，那我们就非冻死不可；再比如一次连里搞军事演习，炸药包在一个哈尔滨荒友手中爆炸，炸掉了这个知青的右手，炸瞎了另一个知青的右眼，我被溅了一身血。于是，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也学会了在艰难困苦之中顽强生存，笑对苦难，而且懂得了和战友们相濡以沫，能够为别人的苦难流泪了。
当初，我曾经因为不善于生活自理，以至于不慎弄丢了红旗杂志夹送的伟人图像，班排照例组织批判会，是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不弃和抚慰，才让我避免了文革初期那种激烈冲击，走出了人生的最低谷，这加深了我跟当地老职工以及来自各地知青之间的友谊，让我对老人家在文章中描述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理想图景，有了坚实的感性认识上的支撑。
后来，在当时非常讲究“阶级成份”，一时还不能安排我这个出生资产阶级家庭的老高三到连队学校到老师（尽管我的主动报名下乡北大荒，被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视为“划清阶级界线”的革命行动）的情况下，连队领导安排我到水房为战友们烧水烧炕看炉子，负责后勤工作，对我这个“眼大漏神”笨手笨脚的书呆子来说，首先是一种照顾，而对一个因为家庭出身和“宝象案”背着沉重思想包袱的我来说，更是显示了一种信任和抚慰，用心实在良苦。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照片里站得那么神气，笑得那么开心的原因。
当然，要完成好这个任务也很不容易。
首先，是取水不容易，由于条件有限，水房不大，只有一口大锅和几口水缸，没有锅炉，更没有机井自来水，全部用水只能靠我肩上的这副水挑子，每天到数十米远的伙房后面去跑好几十趟来回，挑回在那边使劲手摇辘轳把从20来米深的水井里打上来的水。而当时北大荒的水井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是座越来越高的小冰山，踩在上面打水很艰难。
接着，是烧水不容易，就是先要锯开原木，把它劈成柈子，再用它生起灶火，把口径一米三左右的大锅里的水，一锅接一锅地烧开、烧热，用以保证战友在大地上班时喝上开水和下班后擦身用上热水。保证喝的水还好说，要保证几十个战友下班在一个集中时间里的擦身用水（每人一天一脸盆），就难说了。记得，我曾在水房门口写了这样一个告示，我说＂每个战友都应该得到比这多十倍百倍的水的，可是......我感到非常抱歉！”
再有，就是送水不容易，记得，一次我挑着两桶开水急急忙忙给大田送去，没想到在半路上一只水桶从挂钩滑落砸在地上，另一只水桶也跟着砸在地上，顿时两只水桶里面溅出的开水，烫得我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在原地胡乱哆嗦蹦跳了好一阵子......
战友们非常体恤我的辛苦，我永远记得他们相互推让热水，甚至只是打点冷水回宿舍自己烧的情景让我感动，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热水的女战友在我面前却不好意思迟疑地拿着水舀子，不忍心多打热水的神情更让我心疼。后来，我干脆不等下大田战友收工，就把水挑到各宿舍，注满战友们的一只只脸盆！
几十年后，一位跟我当时从未说过话的天津女战友在微信里说：“余大哥当年在二连为我们烧水，给我的印象很深，您不咋会说话，只会说：‘多打点好嘞！多打点好嘞！’”
唉，我当时烧水也没烧好，一想到大家劳累一天仅要一盆热水擦身我都无法满足，别提有多愧疚了！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因为反修斗争的需要我得以被起用到学校当俄语老师，而由于是六六届高中毕业，学校让我承担了初中班的数理化和农基课，更见我一没事就爱捏个泥塑李玉和，找块木板画个油画吴琼花什么的，又让我把小学六个年级的图画课全“包圆”了，这样子一来，每周我一人要上18节课，茶壶煮饺的我从此在这样一个公开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定历史时期，跟一大帮老职工的非常调皮不思学的孩子们演绎了一段特殊的心情故事。
记得，有个皮大王冯国才，不仅不肯学，上课还领头捣蛋，一次把我气得不行，搧了他一个大嘴巴子。他一脚踩进炉灰坑哇哇大哭，把我吓得够呛，生怕家长闹到学校来抓我个“师道尊严”典型。学生们却告诉我，他不会告诉他爸，因为要是让他爸知道，“打不死他！”而后来他爸带我一起装麦秸参加双抢时，更是这样对我说：“大老余，知青里数你文化高，就是肚里有水倒不出来，其实，既然来到边疆，一样干革命，不要背什么包袱，该咋的就咋的！”
有道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正由于从为战友烧水开始的践行，我在与底层人民结缘生情的同时，也将老人家这一教导沁入了心灵，化进了血液，进而把“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而不是把“为人民币服务”的目标）确立为自己终身不变的坚守。
十年以后，我返城考入银行，在岗认真踏实埋头苦干几十年，退休离岗又加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仆两主，担任《黑土情》《知青》两杂志编辑十多年，自带干粮闹革命，笔耕不辍，为钩沉那页不应湮没的历史，祭奠那段终身难忘的岁月，这一切都是缘自当初为战友们烧水时懵懵懂懂践行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有趣的是，我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之后，接替我烧水的是同一趟火车下乡的市八中学同学朱薇蕾，于是，战友们至今还记得＂二连的水都是高中生烧的”曾一时成为笑谈——那是后话了。
更令我欣喜的是，我的这张珍藏至今的照片，半个世纪后竟得以在2013年上海知青纪念毛主席120周年诞辰书画摄影展上展出，并刊登在后来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题名为《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和《图说北大荒》的两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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