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好地方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金宇澄 时间:2024-07-08 点击:
那是鄙视图书的时代，也是极为珍视书籍的岁月，所有公私图书之劫难，学生肯定是主要执行者，但因避讳与遗忘，鲜见这方面详细回忆；1966年的书基本有两种命运，一是“封存之书”，运至仓库或地下防空洞，沉入无尽的黑暗，蒙尘或腐烂；另一批是活泼的“流通之书”，经由革命学生的抢夺，传递，水银泄地，静静回流于社会各暗处，记录后者这一类的温和文句，可以有（包括本文）-----例如：他或者她，如何因一个偶然，受了某一本或半本零缣断素之影响，改变了什么观念，打开了人生另一个什么名目的窗……这类谰语浮言慢慢汇合，形成这一辈青年的“地下”阅读史。
1969年，我已随大批同龄青年，去到黑龙江黑河地区农场务农。全场聚集各城市青年五千余，附近另有同等规模“格球山”、“七星泡”等大型农场，招募各城市青年无数——其时中苏关系异常紧张，农场原大批劳改人员全部迁走了，也就以大量的城市青年回填，接受原劳改干部的领导，某个分场的青年们，甚至直接入住到四面高墙、岗楼电网的原劳改犯营舍。短期内，有些农场给青年们发长枪（子弹只一枚），朝鲜战争的老枪，包括二战期间伤痕累累的马枪。10月初开始上冻，不久就下雪了，传闻某一青年在雪后的深夜，跨过了冰封的黑龙江，投奔去到对岸，原因不明，雪地留下他一串孤独的脚印，对于这类“叛逃”， 苏方往往不予接纳，最后通知了中方边境，送回一具蜷缩冻硬的尸体，死者书包内，发现了一中文版《驿站长》，一本《外国民歌200首》(当时被禁最著名“黄色歌本”)，解剖发现，他的胃是干瘪的，只剩一些土豆残留物。之后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农场田野上空出现幽灵一般的信号弹，大批青年被哨子惊醒，摸黑慌忙穿衣集合，在雪地里急行军，四处探查。当时我知道连队某青年，同样秘藏了一册《外国民歌200首》，每次半夜起身，他都把这个本子塞在胸口，这位歌唱爱好者向我解释，这是他最珍视的东西，就是今夜他忽然死了，暴露了怀中之物，也在所不惜，“我至少出名了”。黑暗中，他的牙齿发出亮光。
黑龙江两岸，当年处于极端的抗衡之下，所谓苏俄小说，仍旧是此岸青年的“地下阅读”主干，放眼是广阔的雪原，白桦树，马拉雪橇，春风里手风琴的琶音，山楂树满树繁花，都让青年们联想译文中的风景。在黑暗中夜行军之时，眼前总在闪耀《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火光，听闻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铿锵的中译语言，这奇怪的通感，应为中苏蜜月期间那挥之不去的，天量印刷数字所形成的印象碎片，与那种反复诵读，强化于大脑的烙印有根深蒂固的必然关联。
这代青年直到如今的老境，被硬性定义为所谓“青春无悔”，其实却百孔千疮，爬满了虱子，如何存有整齐划一的境界内涵？即使是来自各家庭、各人、各地区差异，就是盘根错节，无休止的恩怨情仇，永在生存争斗的浑浊状焦虑中，当年他们统一的习性是——除却了只念“红宝书”之积极小干部，都是一致积极传阅“旧书禁书”，读本五花八门，大量出自上海，这应是凭借了当年他们更年轻双手的剥夺与传达，使这一类阅读活动多么活跃而隐秘，以至后期呈现了半公开的种种生物链，几乎每时每刻，连队都有陌生“新品”露面，口碑最佳，最合适男女心理，最注目也最文艺普及的，始终是普希金《叶盖尼·奥涅金》，或冻毙者书包里的忧伤《驿站长》，沙俄军官，龙骑兵，客厅沙龙，缱绻男女之恋，“达吉娅娜”爱之忧伤，“冰花在爆裂，田野闪耀着银白色的光”，甚至普希金陌生的经验与格言，“我们爱女人的心越淡漠，就越能博得女人的爱……”是坚冰背景之下的青年们，更需要心灵的柔化吗？待等我们走到黄昏的田野，听到白杨高处的风声，心头也自会流淌屠格涅夫《待焚的诗句》：
到那地方，到那地方，到那辽阔的原野上
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鹅绒一样
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
静静地泛着柔软的波浪
那是个好地方……
这大概就是当年该国文本能给予我们的，唯一的肯定与安详。
至于被老一辈读者目为好书，更苏联式的叙事，盖有私人或者上海某某图书馆圆章的《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长与女农艺师》《克里姆-萨木金》《士敏土》等等，以后的几年里少人光顾，可公然摊在床铺上，是吾辈觉得枯燥，还是艰深呢？在这缓慢时光中，在这奇异的读书之境里，我眼前会出现一个传送带景象，大量的苏俄译本在眼前缓慢蠕动，清晰和模糊：《白夜》、《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多雪的冬天》，包括少见的瞿秋白《赤都心史》《饿乡游记》，高级水彩纸印造的苏联大部头美术画册，苏方专家的《建筑钢笔画教程》……记得有一天，云雀在高空鸣啭，我在回场的马车上颠簸，发现车夫身边装草料的麻袋里，缓慢滑出了一本《铁木尔和他的兄弟》，翻开扉页，一个熟悉的蓝色图章憬然在目：“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苏俄小说的阅读节点，始于1980年代出版《日瓦戈医生》、3卷本《古拉格群岛》引起的颠覆，逐渐逐渐，也都被缓慢化解了，人们开始关注和收藏“垮掉的一代”，法国新小说，莫拉维亚，南美作家系列等等等等。稍后，我朋友供职北京的“苏联文学研究所”永远关了门，再以后的以后，却在王朔电影里，见一群“文革”青年穿父辈的苏联式“将校呢”制服，大唱苏联歌曲的镜头，与我的经验搅拌一处，涌起恍如隔世的恶心感。再过若干年，“垮掉的一代”，法国新小说，莫拉维亚，南美作家系列等等等等著作，已在很多书架上泛黄，面对译本，我不再喜悦雀跃的情景之下，是2000年后出版界发掘的巴别尔《红色骑兵军》、《哥萨克的末日》，翻开那些文字，苏俄式样的末日气息，仍然毫无阻拦，登堂入室，使人心率加快，让我想到了我的青年，想到遥远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顿河故事》的审美与口吻……
这个邻近国家对我的阅读影响，实在难以言说。
[作者附识]
写完此文，即发给遥在他国的胡承伟先生看，他是当年老大学生，回复如下：
老兄的文章，不论长短，都是对书的崇敬。
提到书，我的年代与你不同，也有不少入骨的记忆。
北大在当时没有烧书行动，再说普通学生也没有多少好书。记得1968年3月，武斗中聂元梓派攻占了我住的学生楼，当时我不在宿舍。占楼者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到每一间搜索，声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事后检查，箱子里全国粮票和几十元人民币不见了，更令我痛心的是，俄语系一个朋友借我的《金批三国》不翼而飞。去年见到这个朋友，还是说不尽的对他不起。
几年后，我被分到河北的一个县城，在城关镇教书。很快就和县图书馆搞好了关系，每天值班的只是一个军官太太，此女似乎对我有好感。一天突然打开里面的仓库，让我进里面。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兴奋，连王力的《古代汉语》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都叫我眼前一热。当然，上面有规矩，不能往外借出这些书，我不想破了规矩。以后的几年，只要没人，她就愿意站在仓库门口和我聊天，而我则在里面找书。再后来，她的夫君部队调动，她也离开。至今我还自疚当时利用人家的感情，只是图得一些阅读。
细捋回眸，诸多图书记忆，历历在目。
（本文原刊载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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