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曹明纬
来源:原创 作者:曹明纯 时间:2016-06-28 点击:
我的哥哥曹明纬，生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正常情况下，他应当在1966年春夏之际毕业于五年制的上海市重点复兴中学，属66届高中毕业生。
不幸文革降临了。我们这一代人，不但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连本应有的选择工作和生活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了。明纬于1968年8月被分配至上海市黄山茶林场九连务农。
黄山茶林场位于安徽省，原来是劳改农场，在1965年才转给上海作为先安置社会青年，后安置知青的农场。
刚到茶林场不久的明纬，因为看不惯场队领导用旧时管理劳改犯的模式来对待知青，以及搞“清队”扩大化，压制不同意见等等做法，以出小报(仅出了一期)，写大字报和写信的方式，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由此招致场，队领导和“积极份子”组成的专案组的残酷法西斯批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他绝不认错，更不认罪。于是专案组便想出了致他死命的绝招：偷听敌台。硬诬他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能收听短波，而收不到中波。并且威逼利诱他的同学告密批判揭发…
终于，明纬在1969年10月31日早晨，被人发现血肉模糊地躺在九队的大桥下，奄奄一息。最终于当天下午3时撒手人寰。年仅21岁。
据九队队友披露的许多详情显示，明纬之死多有蹊跷，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不明。
我记忆中的明纬哥哥天生达观，热情，开朗。他从小学至中学，一向是父母，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在小学里是连续多年的少先队优秀中队长，在中学里又是优秀的共青团员，三好学生。他的青少年时代，朋友真正多；我们家里经常充满了同学的欢声笑语。
明纬哥的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乃至全校一直名列前茅；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从小学高年级起，就成了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用从旧货店淘来的电子元件，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先后自装了一灯至五灯的电子管收音机，及至半导体收音机。在他的高中阶段，配合着当时复兴中学试教的大学微积分课程，明纬已经开始自学多门大学数理课程，并且对飞机的设计制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书架上，开始出现从旧货店里淘来的以黄糙纸印就的苏联飞机设计师的书本。
他的体育也强，是一位游泳好手。
我的父母在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为唤起民众宣传抗日而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父亲一直耿耿于怀，由于战争中断了学业，而不能实现自己当科学家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但另一方面，我的父母亦深受民国时期的联大学风影响，相信“因才施教”之理，相信每个孩子的爱好取向自有其天生的成长规律，发展自有其自然的时间。他们对我们几个孩子在学习上从不强行要求什么，更无拔苗助长之举。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玩过来的，我们家充满了民主的气氛。我至今记忆至深的一句家里关于读书的话是，不懂不可耻，不懂装懂才可耻。
对于明纬从小就表现出的在数理课程上的天份和对无线电的痴迷，父母在欣喜之余，当然报大力支持的态度。
刚刚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我父亲因为修剪自家院子里的夹竹桃树，不慎摔坏了腰骨而长期病休在家，母亲身体也不好，我家就一直游离于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之外。又因为父母全是上海市工商联的机关干部，我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
我们无条件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报纸上广播里的一切红色宣传；更由于父母青年时代的经历，我们家经常洋溢着抗战的歌声。
在大跃进办城市人民公社的年代，我母亲把家里的几只沙发捐送给了里委会，后来就一直放在里委会的办公室里。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我家还让出了一楼的客堂间给里弄当加工组的车间(当然是无偿的)。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小学低年级时，必须踏过高高低低摆放在地板上的横七竖八的木板，才能穿过客堂间进入厨房。后来我们长大了，里弄又把这客堂间还给了我家。从这件事，可见文革前的人还讲理。如果放在文革中及以后，借出去的房子根本别想收回来。
提到以上这些，是想叙述一下明纬从小成长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
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在当时既受社会上和学校里铺天盖地灌输的红色教育影响至深，但也同时受到古今中外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明纬的笔记本里，同时摘抄着马克思的名言：
“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和中华古代忠臣文天祥的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以及红色革命先烈的豪言壮语：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懂得，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1966年春，面临高中毕业的明纬，被复兴中学推荐赴法国留学，培养目标是当外交官。但当他通过了有关部门的面试，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时，却犹豫不决起来；因为他的真正志趣在于科学。
上图：中学生曹明纬在复兴中学老大楼前
十分了解自己长子的父亲，支持明纬的选择。为了明纬的前途考虑，父亲开始广泛联系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校友，动用许多人脉，想方设法让明纬报考国内顶尖大学，师从科学泰斗，实现他当科学家的理想。
显然，一条光明美好的人生道路，清晰地展现在即将高中毕业的明纬面前。
就在此时，谁知平地祸起，千古浩劫降临在并无外敌入侵的中华大地上。吃人文革以骗人的革命名义，开始分期分批有目的有计划地吞噬中国人，毁灭中华传统文化。
我的父母这次逃不过了。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的1967年冬天，双双被关入牛棚。
文革的发动者，刚刚教唆煽动青年学生残害过几乎所有知识界的精英，自己的老师和一切贴上"黑类"标签的国人后，马上又开始了采取强制加哄骗的手段将众学生驱赶下乡，意欲以严酷的生存环境对他们进行"脱智"处理。
就在这样的吃人文革背景下，和千千万万同代人同命，明纬被剥夺了一切选择权利，来到了上海市黄山茶林场九连务农，成了一名知青。
上图：刚到黄山茶林场的曹明纬
遥想当年，一群风华正茂的高中生，响应国家号召，意气风发地来到茶林场，满怀在“广阔天地”里大干一番的豪情，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可是从小就被反复灌输的，宣传想象中的动听革命口号和美好图景，同活生生的丑陋现实一碰撞，不禁令人大失所望。
刚到茶林场时，明纬同浑身疲惫的知青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进了茶林场黑黝黝的山间小屋，不顾汗脏，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出门一看，知青住处外面，一些头戴藤帽，手持铁棍木棍的汉子，脸色铁青地走来走去，如临大敌似的。那些人一边巡逻一边叫嚷着：“上海来了造反派，上海来了造反派…”
怎么好象早就埋伏在那里，准备对付知青的？
后来才知，那些人是场部民兵。
但在当时，莫名的恐怖感悄悄地潜入了他们这些刚刚从学生转变为知青的年轻人心里。
到了队里，一片乱批乱斗老队员的文革图景重演，令人眼花缭乱：
有人因为不小心说错了一两句“政治话”；
有人因为无意间用印着毛像的报纸当手纸；
有人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还有的被冠以种种奇奇怪怪罪名的人。
这些老队员被勒令每天必须早请示晚汇报，在毛像前请罪认罪批判自己；并且被连队干部和"积极份子"大声呵斥着监督劳动，一幅典型的劳改犯被管制的场面。
可是这些老队员大多是当年响应政府号召，自愿来到茶林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65年66年来场的城市高中毕业生。
难道这预示着我们知青今后的命运？
物伤其类，其心也哀。
果不其然。明纬他们发现，作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一腔热血来建设新农村的自己这批知识青年，很快就得到了近乎相同的待遇。
在九连，队领导把知青叫作“造粪机器”，“猴子”，“二劳改”等侮辱性的称呼，为家常便饭。
知青们动辄得咎，象犯人一样被管制，这也不可，那也做不得。
如，当知青在周末去黄山游玩归来后，就遭到连队指导员的训斥和责问：
“为什么去黄山？”他的言外之意是，你们这些来接受教育的“二劳改”怎敢这样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
“为什么不可以去黄山？”知青们反问。
知青们想，怪了。我的休息时间爱去哪去哪，你管得着吗？！我怎么连人身自由也没了？
知青们同指导员吵了一架。
于是，明明知道玩过黄山的知青们腿很酸，上下楼梯不便，下蹲困难，这个指导员就偏偏命令几个去过黄山的知青间苗。间苗需要下蹲，知青们实在吃不消蹲，就只好在地里爬来爬去地间苗。
后来，去黄山游玩的知青大多瞒着领导。
又如，当男生帮助劳动后精疲力竭的女生打水，也会遭到训斥：这象什么话？象什么话！
但知青想，象什么话？我们不过互相帮助而已。
这些刚出校门的城市学生所做的，只不过把以前在学校下乡劳动中，男女生互相帮助的习惯带进了农场而已。
……
诸如此类的，因为互相“看不惯”而同原留场干部意见相左的冲突经常发生。
这些初出校门，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想不明白，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一腔热血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这样对待我们？
在明纬浪漫想象中的“广阔天地”现实一点一点地在眼前展开，他发现了一个同自小就被灌输的红色宣传截然不同的真实世界。他肯定觉得，这有缺陷的世界应该可以改进。
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1968年冬，明纬和一群意气相投，刚踏上人生启程点的知青一起讨论，出了一份<皖南烽火>小报，刊载一篇名为<四个月的总结>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场队领导的一些错误做法，如滥批斗人，以及管理队员的错误方式等等。这些不谙世情的知青从没有内部分工，更没有任何组织形式。
结果是，翻过知青所有档案的连队干部在大会上开始训话：
“有的人家里是剥削阶级，还收租…”
“有的人从小吃高级奶粉…”
“有的人家里是国民党特务…”
“有的人家里是地富反坏右…”
“有的人…”
“这些人现在到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不服气…”
茶林场领导向九连派出了工作组，其成员由军代表和九连指导员，副指导员和一些知青“积极份子”等人组成。
其时，九连的生产队长也因历史问题被批斗，故不在工作组内。
明纬和几个比较接近的知青一并被视为“小集团”。
刘浩德，是华东师大政教系67届毕业生，在文革初期成为上海市三大学生领袖之一。他毕业分配到黄山茶林场，担任场革委会副主任，兼小三线副总指挥。
朱菊英，是上海农垦系统标兵，一个邢燕子式的人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范，当时也是场党委委员。
刘浩德在工作中与军代表支持的其他场党委成员政见不合，而朱菊英对场里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刘浩德相同，无形中刘，朱与场党委其他成员就成了两派。
显然，是来自大城市的上海知青同原安徽本地干部互相看不惯，壁垒分明而形成的两派。
当年刘浩德在茶林场是个大忙人；下基层蹲点，修公路，引水渠，山上着火，他一直是个总指挥，广播里都是他动员指挥的声音；当年都以正面形象出现。茶林场有许多知青都喜欢同他接触，去他处交谈聊天。
明纬等九队的66届高中毕业生刚到农场时，人生地不熟，便自发地去场部听刘作报告，自然而然地同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刘浩德有了一些共同语言。
这批新队员对于茶林场的形势很不满意，便开始对场党委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要求。
但在军代表支持下的场党委其他成员看来，这些意见都是不对的，都是刘浩德挑起的，就总想找机会把这股势力打下去。
因为明纬等人向场队领导提过意见，又同刘，朱接触较多，他的一举一动就受到密切注意。他和几个知青好友被视为刘，朱的拥戴者。有九队队友回忆，明纬天生豪情，激奋而活跃，又血性方刚，自然被认为是核心的核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成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
上图：曹明纬（左一）和同学在黄山茶林场
迫害前奏
1969年6、7月的某一天晚上，明纬到场部贴了一张大字报，名为《我们要选朱菊英》，对出席国庆观礼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张大字报触怒了场党委部分委员，也得罪了九连某个自己想当国庆观礼代表的队领导，成为他们决心解决刘朱拥戴者的导火索。
从此以后，明纬的一举一动更加受到连队领导的注意。
通过以下几件事，工作组开始有预谋地一步步加紧对九队知青的管控，同时制造红色恐怖气氛，蓄意炮制“阶级斗争”风雨。
1969年7月的一天晚上，由某个老队员看小说<烈火金刚>一事，引起了队领导带领“积极份子”随意翻抄队员私人物品的事件。
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自己也是知青的某个队领导声称要对其他“资产阶级”知青队友进行全面专政。
第二天军代表宣布，除<欧阳海之歌>，别的书都不许看；在事实上支持了可以任意搜抄知青私人用品的行为。
几天后，又有知青队领导带领知青积极份子，逼迫某知青队友交出一本“裸体黄色书”，－－<安徒生童话>。
这些搜书之徒自己也都是刚来的高中生新队员，明摆着只不过借此事表现积极，公开向权势者交纳“投名状”；其中还有个出身“黑”的积极份子，竟泯灭天良批判自己的父亲。
二次搜收、逼迫事件极大地加强了掌权者的威势，使得不少新老队员胆小怕事，纷纷把自己的、借来的，除了马恩列斯、毛选四卷和唯一允许的《欧阳海之歌》以外的书交到连部。队领导把这些书交给“出身好”，“革命立场坚定”、“斗争精神坚决”的积极份子们“保管”，实际上吞并了这些书籍。
又有一天， 一位老队员开着半导体收音机听广东音乐时，被五六个积极份子大声训斥为在听敌台，强令不许听。他陪笑解释：“没有听见人说话，只有音乐，我听听蛮好听的，怎么会想到是敌台？”来人说查一查，哪几个人在场，记下来。第二天在全队大会上，连队领导声色俱厉地批判了“收听敌台”的严重错误。
经过这样几次不许看，不许听，加紧管控的“斗争”，队里的掌权者越加专横跋扈，盛气凌人。
没有紧跟积极份子起哄的队员，都感到精神压力很大。
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极左做法，但是敢怒不敢言。
大部分人谨慎小心，不管闲事，生怕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领导。
迫害过程
1969年9月，明纬给当时的市革会负责农场系统的五办写了一封信，主要反映了农场3个问题：清队扩大化；压制不同意见；保卫文革成果，反对复辟倒退。这样就从根本上得罪了部分场领导，使他们下决心，必欲除曹明纬而后快。
9月下旬，刘浩德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朱菊英到上海参加上海市国庆活动。他们两人的离场，使得解决曹明纬等人的问题出现了好机会。
场党委委员徐兆福特地派出了心腹吴全福到九队来担任工作组组长以加强领导，原来的指导员陆虎鹏成为吴全福制定的各种计谋的实施者。
1) 先用莫须有的罪名搜查知青LCZ的箱子，搜出一张毛家乡韶山的风景照。L在照片的背面，写着杜甫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直须斩万竿。”就有人逼问L，为什么要在照片背面写这两句诗。L说，看到曹明纬写的大字报用过这两句诗，觉得很好，就随手记下来。于是这张照片和其他东西都被没收，作为L的“罪证”，马上对L宣布“隔离审查，监督劳动。”
2) 当天晚上，开大会，宣布对明纬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阴谋篡夺连队的领导权，其根据是明纬曾经叫GHD、YDC、TYD、CLX和LCZ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开会。明纬不承认开会，说只是去老百姓家聊天。
明纬和LCZ两人就此失去自由，日常活动都有人跟着。GHD、YDC、TYD、CLX四人被勒令写交代材料，限制行动自由。
工作组变成了专案组。
3) 此后，队里经常召开大会批判、斗争明纬，但是明纬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
对L的指控也升级了。吴全福定下调子：L的问题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具有现行反革命性质。
对明纬的批判实际上没有什么进展。专案组逼迫明纬把同刘浩德谈话的内容写下来，想以此作为攻击刘的炮弹，但明纬不肯写。
专案组不分白天黑夜地经常提审明纬，其他人则由所在班排监督，有情况随时随地 向连部报告。
4) 有一天中午，突然GHD所在的寝室喧闹起来，全队马上召开大会，批判G。他的班长在大会上揭发他：班里奉命监督郭学习毛主席著作，G翻到《论持久战》，被班长看到，作为抗拒批判的态度报告连部，连部马上召开大会斗争GHD。
5) 大约10月中旬的时候，批判明纬进入新的阶段。
眼看明纬态度依然强硬，欲置明纬于死地的专案组给明纬加了一个新的可杀头可坐牢的罪名：收听敌台。
缘由是这样的：六、七月份时，明纬自己动手装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可是装好以后，调试时收到的电台大部分是短波，因为山区的原因，很难收到中波，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明纬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公开调试半导体收音机，人人都听得到。
专案组就拿此事做文章，叫JF在大会上揭发曹明纬这件事，说他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能收听敌台。
在那个年代，或血口喷人，或诬告，或作伪证，或将小事放大上纲上线，只要受到权势者的教唆鼓动，都是揭发告密者很在行的。
为了敲死这条罪状，专案组四处找人谈话，要其他人站稳立场，证实明纬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能收到敌台，收不到中央台，意欲将明纬置于死地。
有队友表示，说明纬的半导体只能收到敌台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也有队友表示，对收听敌台要具体分析，是偶然听听还是一贯地故意收听；是出于好奇听听，还是听了以后按照敌台的意思搞破坏活动，都要区分开来。
但是专案组存心要将明纬往死里整，一心要把此事往"故意收听"方向引，根本不理会其他队友的理性意见。
6)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全队集合到打谷场开批判会，明纬受主斗，其他几人陪斗，都站在前面。这次批斗会上，驻场军代表边教导员在会上表态：“你们彻底错了，你们错了十万八千里了！你们错到莫斯科去了！”TYD当场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
军代表表态以后，对明纬等人的压力明显增加。
JF的揭发对于明纬是一个明显的打击，听了JF的揭发，他开始慌神。
专案组分别找个人谈话。有人迫于压力，给予违心的表态，正好被工作组成员拿去胁迫明纬，使他感到伤心；这里不乏有同学，班友…
明纬在被反复残酷审讯，日夜折磨，不让睡觉的压力下，开始出现神志不清的表现。他绝食过，还企图自杀两次。
第一次，他吞食磷酸钙和石灰的混合物，连部马上召开批判大会，认为曹明纬以自杀来对抗，惟恐他不死。
第二次，曹明纬用柴刀砍自己的脖子，砍出了一个长约3厘米的伤口，又受到一次严厉的批判，就怕他不死。
专案组，包括那些自己也是知青的成员，绝无丝毫恻隐之心。
明纬到底做了什么？值得迫害者非得要整死他？
硬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阴谋篡夺连队的领导权。
原来如此！权，权，权！迫害者不但狠毒，且心胸窄而蠢，以为世上只有当官好；居然连炮制的罪名都是自己朝思暮想要的，还以为别人跟他想的一样。
明纬不过写了大字报写了信，都是公开的。
提意见，辩论不过他，就要把他整死。这种非人手段，恰恰坐实了，证明了明纬所提意见是正确的：压制不同意见。
明纬不过是一位响应国家号召，自愿下乡的高中毕业生。把他当作敌人对待，又证明了他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清队扩大化。
知青没有犯法，迫害者有什么资格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业余时间几个好友一起去老乡家串门，就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九队迫害者(包括几个知青投机份子)眼里，知青不可以有业余爱好，也不可以有朋友，只可以服服贴贴地听话干活；知青就是二劳改，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管教”，接受权势者的“再教育”。
我倒要问，场，队领导，积极份子中，你们哪个是贫下中农？
当然哪个都不是。那么凭什么要接受你们的“再教育”？
知青没犯法，不是劳改犯，凭什么要被你们“管教”？
据队友回忆，那时的明纬已经被逼得神志不清，别人的话一般听不进去，整天低着头，一脸绝望的表情。劳动时毫无主动性，监督的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早上起来不刷牙不洗脸，晚上不洗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
7) 10月29日晚上大约8点，几个复兴中学的女同学来到明纬寝室，送给他一些奶粉、饼干，对他说：刘浩德已经回来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保重身体。对于她们的举动，许多人不理解，纷纷对明纬训斥：“领导对你这样仁至义尽，你怎么还不悔悟？”明纬躺在床上，沉默不语，明纬已经不能说话，我倒要代他反问一句： 悔悟什么？有什么好悔悟的？
明纬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什么好悔悟的。
难道一定要自辱自贬，才“对得起”迫害他的领导？
明纬天生没长奴骨，做不来。
8) 10月30日下午，有三个队友在明纬寝室里对他讲：
i) 刘浩德已经回来，你的问题不久就可以解决；
ii) 你的自杀行为不对，自杀死了，牺牲自己，问题讲不清楚，太不值得。
iii) 收听敌台的事情可以讲清楚的，你是不是反革命，你自己最清楚。
他听了以后，神情有些激动，也说了不少话，主要是讲通过这次斗争，使自己明白了许多道理，看清了许多人，以后要揭发他们。他还说，自己态度不够坚决，有的地方放弃了原则，太不应该。
明纬被迫害致死
10月31日早晨6点零5分，有人看见明纬在井边刷牙，说明他思维，情绪很正常，与他前几天自残时的神志不清完全是两个状态。
6点35分，放牛的队友亲眼见到专案组长吴全福经过大树边，脸色阴沉，急匆匆地向场部走去。
6点30分刚过时，九队队友们在大桥下发现受了致命伤的明纬，就把他送往场部医院。
场部电话总机听到九队报告明纬的事，去找徐兆福时，看到吴全福正在徐家里向他汇报。
10点多，有二个队友为了保护现场去到桥基边，遇到专案组组长吴全福带着几个便衣警察在有血迹的石块上走来走去，随意破坏现场，然后5分钟不到就走了。
下午，全队不出工，连部又召开大会。会上听到各班组汇报到会人数缺了几个人时，专案组组长吴全福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骂：“还有几个人为什么不到？我们这个连部还没有烂掉！”缺席的人都是同情曹明纬的人。
迫害者故伎重演，会上对明纬再加批判，说他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等于先定下了自杀的调子，排除一切其他可能性。
真正令人发指。人快死了还要批判，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一方面就怕他不死；一方面咬定他是自杀。
场部医院将明纬转送太平县医院抢救时，有一个积极份子居然以停止开车即停止救治为要胁的绝招，来阻止仅仅与她看法不同的知青上车。由此拖延了20分钟。
同时，有同情明纬的队友在去场部的路上，被场部保卫科民兵拦住，阻止他们去通 知场部其他人。
受了致命伤的明纬到了太平县医院后，场部派人来，说明纬是坏人，不让医生全力抢救。
据明纬最后在医院见过他的队友说，明纬的最后遗言是：…我没错…我是不会认错的…
这是他的最后心声。
明纬没错！
下午3点半左右，明纬在太平医院死亡。
我的哥哥曹明纬，在他满怀豪情“自愿”进入“广阔天地”仅仅14个月，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他朝气蓬勃的，21岁的年青生命。
那时，我的父母仍然关在牛棚，我的二哥仍然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活，我仍然在黑龙江农村插队。
明纬死后
当天晚上，全队一片寂静，大部分队员早早就回到寝室，紧闭室门，没有人像平时那样，在各个寝室跑来跑去。几天后，渐渐透露出来，当天有好几个队友，老队员、新队员都有，为明纬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后来几天，有关明纬死前的活动也传开了：
有人说，明纬在6点左右就起床了；
有人说，6点零5分看到曹明纬在井边刷牙；
有人说，亲眼看到吴全福在6点35分到了大树边，脸色阴沉，急匆匆地朝场部走去；
有人说明纬一出事，就去找吴全福，找遍全队也找不到他。
有场部的人说：场部电话总机听到九队报告的事情，去找徐兆福时，看到吴全福正在徐兆福家里向他汇报…
由此可见，在众人发现在大桥下的明纬之前，吴全福已经知道明纬堕桥，已经在汇报了。
好几个队友说，不能排除吴全福害死明纬的可能。
然后，远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我二哥的领导，很快就接到了茶林场的组织来函，说明纬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畏罪自杀，要他同明纬划清界限。
畏罪自杀？明纬有什么罪？
就算在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里，明纬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不过公开给领导提了些意见。在66至69年那三年时间里，明纬这种意见在文革风起云涌的大字报中，根本算不了什么。
为什么泯灭人性的迫害者丧尽天良地定要整死他？
为什么这个社会容不下一个21岁的知识青年？
明纬死因不明
专案组组长吴全福，对明纬用尽一切逼供手段，包括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无限精神摧残的各种毒辣手段无不出于他的创造或首肯。
两次自残行为，何曾换来专案组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
明纬受了致命伤后，急需救治，有个积极份子竟然能以停止开车，也即停止救治的绝招，来阻止仅仅与她看法不同的人上车。
是谁布置了民兵阻止九队队员出去通知明纬受了重伤的消息？
是谁指使人到医院不让医生全力抢救的？
是谁如此之快就通知了明纬在兵团的弟弟？目的何在？
有队员肯定，明纬死的当天，吴全福同他有过接触；接触的时间就在早晨6点十分至6点30分这短短的20分钟内。
这一切有序的布置，显示出有一只黑手在动作着，定要将明纬置于死地。
明明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岂能轻描淡写地以一句“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来否定他杀可能？
明纬死得不明不白。
有九队队友指出，由于明纬死的时候，报公安局的身份是由掌权的迫害方提供的，死因没有经过公安局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就连病理死因也不知道，只能说死因未定。
明纬自杀身亡依据不足，逻辑不通。
i) 刘浩德即将回场，曹明纬面临局势反转的大好机遇，这点从10月29日他的同学送营养品慰问以后，一大批原来敢怒不敢言的群众纷纷表露出反对迫害曹明纬的态度，即使是普通队友也清楚，两种意见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0月30日下午，三个队友与他交谈时，明确地告诉他这点，他也表示要揭发某些人的意愿。在这样的形势下自杀完全不符合逻辑。
ii) 伤口部位以跳桥自杀解释不通。有个队友仔细观察到，明纬脸上血肉模糊，他的鼻凹处、下颚都有伤口，头上和后脑也有伤口，牙齿不知掉了几颗，神志已经不清，嘴里喃喃有词，但是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他以为，一般来讲，决心要死的话，从大桥上跳下去，头部着地，应该是脸的上半部或头额，头顶有致命伤。而明纬的伤口有好几处：额头上有一些，口鼻三角区有一处很深的伤口，牙齿掉了几颗，嘴唇外面血肉模糊；下颌部内侧也有伤，伤口的深度不清，而这个伤口不可能是高空堕落造成的。这些伤不可能是一次撞击形成的。
九队队友推断，明纬死因的几种可能
从明纬上午6点零5分在井边刷牙，到6点半左右有路人到队里呼救，这短短的半小时发生的事情是明纬死因的关键。
有一点是肯定的，明纬死的当天，吴全福与他有过接触。
可以推理：
刘浩德作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场党委委员，刚从上海参加过市革委会的会议回场，听到他的支持者被迫害，肯定要干涉。如果专案组的工作还不能结束，作为场部特派员和专案组首领的吴全福必然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他肯定想要尽快结束专案组的工作，也就是要摆平明纬。
怎样摆平?再来硬的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完全可能用软的态度，叫明纬出来谈谈，这时应该是6点零7分左右，以单独谈话的名义带他到大桥。谈的过程中发生明纬堕桥后，吴全福一个人悄悄地回场部。
这时，队里大部分人还没有注意到明纬的失踪。应该在6点27分左右，吴全福经过九队外面的公路去场部而没有人看见他。从九队队部到大树，一般步行8分钟。6点35分，吴全福经过大树，正好被牛棚放早牛的队友看到。这么早回场部，显然是十分罕见的。
这时候队里刚刚知道明纬堕桥的消息，去人把明纬抬到队部，指导员到处找吴全福，当然找不到。 吴全福不在，再向场部打电话。场部总机接到电话，一般人员还没有上班，就直接到徐兆福家里找他。这么早从九队回到场部，还没有到正常上班时间，就到徐兆福家里汇报；如果不是发生了重大事情，就是反常的。那么汇报九队发生的重大事情是什么?应该就是明纬堕桥。
这样的假设，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情理上也合乎逻辑。
那么吴全福与明纬在大桥谈话的大约10分钟左右内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只有吴全福最清楚。但是他是不可能开口的。队友把可能性列出来。
第一种可能：
谈话由于明纬的强硬态度而不能继续。而且明纬表示要揭发吴全福搞逼供信时的出格言论，因而激怒了吴全福，他顿起杀心，连续推搡明纬。明纬没有防备，倒退不慎堕落桥下。吴全福再下到大桥下，检查明纬的伤势后，再加上致命几击，再上桥避开九队回到场部。
第二种可能：
谈话时，明纬情绪激动起来，在桥边来回走动，不小心滑了一跤，堕下大桥，摔到大石块上，头脸受到伤而昏迷过去。吴全福看到明纬摔下大桥，心中暗喜，反正不能让明纬开口，下去再加上几击，然后再离开。
上面二种可能都没有排除吴全福的“加工”。因为明纬没有正式的病理死亡报告。否则，他的伤势无法解释。
因此，只能得出明纬死因不明的结论。
后来明纬不明不白地死后，又有二名新队员(1968年来场的知青)自杀，其中一人身亡，一人被救；后来又有一名知青自杀；由此可见知青在九队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
有几个九队知青联名写信给上海市革会。
明纬之死表明，有许多知青支持的刘朱与场党委其他委员的矛盾无法在茶林场自行解决，上海市革会通过有关方面工作，使原来的军代表由所在二炮121部队召回，改由上海警备区和工总司联合组成军工宣团进驻黄山茶林场。由原来的嘉定县委书记牟登高任军工宣团团长、上海警备区的一名师长，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任军工宣团政委，原来的松江县委副书记李锡九任军工宣团副政委。
进场后没几天，一位陈教导员带了几名军代表进驻九队，蹲点了解情况，组织学习策，扭转干部、群众的观念。
1970年夏天，李锡九到九队蹲点。
一开始，军工宣队表态支持知青，后又怕与野战军搞坏关系，就软化了态度，随即作出了大事化小的结论：
对曹明纬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是错误的。场党委犯了错误，曹明纬也有错误。
李锡九在秋天一次全队大会上定下结论：曹明纬是自杀身亡，因为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随后，把原来一队的指导员张永祥调到九队任指导员。
1971年，我父母从牛棚放出后，得知明纬死讯，悲痛欲绝。
后来在父母不断的强烈要求下，1975年，茶林场同意将我从插队的北大荒农村调到茶林场三八队，算作平反的一部分。
1976年，刘浩德被牵连进四人帮的案子。
1980年，罪恶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全体知青的一致反对和抵制下被全面终止。
1986年，原先改造罪犯，后来改造知青的黄山茶林场结束了历史使命，将自1955年从集体和农民手里平调的三万亩山场和土地还给了周边三个行政村和农民。
明纬坚持的是什么？
明纬已经不能说话，我在这里代他说几句。
这里需要澄清对人还是对事的问题：
先说对人。
来茶林场前，明纬与刘浩德素昧平生，从不相识。
到茶林场后，因为明纬是66届高中毕业生，刘是67届大学生，又来自同一个城市，便自然而然地比较谈得来，本不足为奇。况且当时场里同刘接触较多的知青不在少数。至今，仍然有知青重回茶林场怀旧时，去刘那里聊天。
朱菊英是上海农垦系统标兵，也是来自上海的知青。当时刘和朱都是场党委委员，同原来的安徽本地干部，及原劳改农场的“老管教”干部们的共同语言不多，而与刚下乡的上海知青更谈得来，本在常理之中。
黄山茶林场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农场，许多规章制度被一直沿袭下来。
原场队领导更倾向于把下乡知青当作劳改犯，至少是“二劳改”一样管理，知青一来就称呼他们为“造粪机器”这类侮辱人的绰号，不尊重人，只强调知青下乡接受改造的一面；而刘朱比较尊重知青，更强调知青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方面。后者的观点当然更得到知青的认同。
对人，明纬仅仅与1969年黄山茶林场里的刘朱观点相同。
再说对事，明纬坚持的是理念，至死也没认错，更遑论认罪。
组织反革命小集团？
在迫害者眼里，知青是不许说，不许听，不许看，不许思想，更不许有朋友聚会的，仅仅长着人头人身的奴性螺钉。人类正常的交友需求，也是不被允许的。
不许知青看“坏书”，却把抄抢来的“坏书”据为己有，暴露了迫害者虚伪无耻的真面目。
篡夺连队领导权？
在宁当科学家不当外交官的明纬面前，显得多么愚蠢可笑！这种罪名不过暴露了权欲熏心的迫害者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的真面目罢了。
偷听敌台？
迫害者既低能又恶毒，想害人时，看到被害者有收音机，便立即联想到这一可致对方死命的杀人利器。
明纬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是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从矿石收音机起步，一直玩到半导体收音机。知青生活单调乏味，劳动之余，回归兴趣爱好，对他而言，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为什么明纬玩无线电多年，玩成了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共青团员？玩成了一个自觉自愿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革命青年；而到茶林场才玩了几天，就玩成了“偷听敌台”的反革命？
迫害者制造反革命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
到茶林场务农，明纬带去了在五年制高中就开始学习的高等数学课本，普通物理课本，还带去了玩无线电的一些电子元件，准备在工余时间继续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什么错？
茶林场地处群山间，接收得到的短波台比中波台多，不是什么秘密。频道稍稍漂移一些，不想听也会漂进来。这种浅显的道理，迫害者是装不懂呢还是真不懂？
况且，不断地调试收音机，在低能恶毒的迫害者眼里，是"迫不及待"欲同敌方联系的“证据”；而在无线电爱好者手里，不过只是一种检验自己收音机灵敏度的手段。
众所周知，明纬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调试半导体，人人都听得到，光明磊落。
听了“敌台”后，明纬按照敌台的指示搞了什么破坏活动？
如果没有，还要硬赖明纬“偷听敌台”罪，明明就是迫害者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欲加之罪，故意陷害！
如果说，采用极端残酷手段迫害明纬，是徐兆福等场党委委员为了收集刘浩德的错误言论，以备日后向其发难。那么我只好认为，迫害者是一群怯懦卑劣的人渣。
1969年的刘是场党委委员，副场长，朱菊英也是场党委委员，农垦系统标兵，可说是同迫害者在权势方面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迫害者，有种就去同对手面对面交锋啊！
它们没种。它们不敢与对手当面叫板，当面摊牌。
一帮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中年人，欺软怕硬，只敢教唆挑动一些为了入党入团向上爬的极端自私功利的“积极份子”，围攻欺负迫害摧残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无权无势的普通知青；满心以为只要动用无耻下流的批斗手段，再教唆利诱小人诬告揭发，就可逼供出想要的材料。
却料不到明纬天生正直，做人光明磊落，是堂堂中华男儿，不会无中生有地诬陷别人，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编也编不出来。
无论怎样残忍逼供，对他进行身心两方面的摧残，硬要他承认待刘上台后，会给他和其他某某人各封什么什么官等等，这种编造的口供，因为根本不是事实，他当然不会承认。
曹明纬就是曹明纬，曹明纬就是他自己。他不会从属于任何人，更不可能听命于任何人；他始终坚持的是自己的理念。
场队领导用旧时管理劳改犯的模式来对待知青，对还是错？
如果用当时的政治标准上纲上线，这不是在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吗？
而用现在更清醒的眼光看，好端端的中学生，自由人，被强制被哄骗进封闭的农场后，被当作奴工对待，这迫害者倒还有理了？
领导压制不同意见，就是在当时也是在公然对抗最高指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在实际上，就是不把知青当人待。
场里几乎每个连队都有知青自杀，都有知青被批斗，把知青当成了什么！
年青人在家里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到了农场，就不想活了呢？
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也许在原劳改农场干部眼里，上述状况都是常态；可在知青眼里，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前者以“管教”者自居，后者以正常社会普通人心态来感受。明纬不过说出了众知青的心里话：知青不是犯人，不是被“管教”的对象；知青要有起码的人身自由。
明纬至死都认为自己没错。
他提出的这些意见，只不过试图想要改善知青的生存环境而已。
1969年，上海市所属农场还没有让知青“轮流改造”的上调政策，当时的口号是强调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
作为当时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66届高中毕业生，作为从小就准备从事科学事业的年轻人，能够自觉自愿响应国家号召，到农场贡献自己的青春，已属非常难能可贵。他怎么会想得通，一心响应号召来到农村改天换地的自己，却居然要陷在这个处处限制人生自由的地方，被人“管教”一辈子？
明纬作为知青，作为人的合理抗争当然没错。
文革企图毁灭的不但有中华传统文明，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知识分子，还有中华科技文化的继承人，以及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
据统计，从1963年7月至1977年底，上山下乡人数超过1800万。但同期全国职工人数从3425万增加到9102万，共增加就业5677万个，是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倍以上。
(统计数字见刘一流文： <在大时代的祭坛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年>)
况且，如此多的有半吊知识或甚少知识的年青人的去处本应在学校。
明纬何其不幸，陷入了那样的时代！
呜呼！我的哥哥曹明纬已逝，精魂长存。
2016年5月
后记
当年的杀人嫌疑犯，专案组组长吴全福十几年前就得癌症死了。
当年的迫害者之一的场领导徐兆福也死了。
最终人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在人世间曾经发生过的罪恶和正义的抗争必须被记录下来，以儆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