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学人不乏海派之风，可他是个另类
来源: 近代学术 作者:孙郁 时间:2024-05-29 点击:
八十年代末，我在鲁迅博物馆第一次见到子善先生，他长得单薄，但精力充沛，说话时显得有点滑稽。偶也到鲁迅藏书库里寻点什么，与博物馆中人有点自来熟。北京对于他，是访书的好地方，在会议上交友，于旧书店旧街市流连，总能捕捉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放着异常的光，自然也有几分得意。有人说他是文学史料的侦探者，那是对的。
沪上学人不乏海派之风，可陈子善略有点复杂，他对于张爱玲、邵洵美、叶灵凤、施蛰存、郑逸梅等颇为欣赏，但细细看去，京派的趣味也是有的，知堂、林徽因、台静农、沈从文、萧乾都吸引他，谈及诸人，带有一丝敬意，藏书家的惬意和鉴赏家的表情晃动在字里行间。其实上海有几个学人都有类似特点，黄裳的文字就有周氏兄弟的影子，施蛰存的小说虽被视为“新感觉派”的一种，看他的随笔，则让人想起“苦雨斋”的某些滋味。京海两派遗风能够融合，气象自然就不那么小气。王安忆、刘绪源的文字就南北互感，样子是海派的，辞章则略见北人的清峻气。我觉得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保持这种遗风的，子善先生是个代表。他晚年主编《海派》杂志，可周围的朋友，新京派不乏其人，以京派眼光看海派，又用海派的灵感揣摩民国以来的文脉，古朴的语气，也是旧里见新，新中含旧的。
子善先生在某些地方有点民国报人的样子，对于书林信息格外留意。他识人甚多，爱好也杂，交游范围在多个领域。多年间欣赏那些非学院派的文人，北京的止庵、谢其章、赵国忠，上海的张伟、周立民，都是可以深入对话的人。那些在大学围墙外的爱书人，既读象牙塔里的文字，也阅世间这本书，学问是带弹性的。民国的报人曹聚仁，就游走在书斋与街市中，甚至是战地记者，写出不少佳作。这种境界，陈子善神往得很。他回忆说，1966年还是高中生的他，去中国人民大学造访曾经的《大公报》记者、新闻系主任蒋荫恩，表示要学新闻专业。那原因有“无冕之王”的惬意，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子善先生送给我的书，看后都不觉枯燥。他论文很少，书话写作为其所爱，这几乎涵盖了其大半著作。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中，唐弢、姜德明都以书话闻世，且传播很广。可目前的学者，多不碰这样的文体了。书话的好处，是浸于书林之中，多是版本鉴赏，行迹考辨，行文不必涂饰，辞章本乎性情。有人，有事，有诗，旧式文章的风格也藏于其间。看他的文章，是白话文路边的林木，标出各路人等，左翼作家，保守学者，独行的诗人，都有可说、可评、可感之处。如此宽厚地对待不同流派的人，是感到惟有差异性审美的碰撞，意义才能出来的。
我觉得归纳他的学问不太容易，如果硬要总结的话，可以说是以一带多，串糖葫芦式的。由鲁迅而串出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台静农、梁实秋、萧红等；因“苦雨斋”而引来废名、徐祖正、张定璜、陶晶孙、曹聚仁、江绍原诸人；从郁达夫生平而关联到徐志摩、蔡元培、曹禺、柳亚子、林语堂一众;至于张爱玲，则像是海派河流上的船，月色下有点孤单，两岸是洋场上的墨客身影：傅雷、丁玲、苏青、夏衍、柯灵、李君维……一而通多，多而归一，散而不乱。一个人就是一片风景。
1976年，陈子善参加《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兴趣，产生不小的影响，那段日子训练了校勘、释文的本领，熟悉了诸多文本细微之处，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三十年代文人的情状。在第一手资料中，发现教科书的表述可修订者多多。他关于周氏兄弟，常常有别样的体味，那些不是从外在理论出发的演绎，而是对史料片段的解析。鲁迅有一篇《娜拉走后怎样》手稿，流传到美国。陈子善对此颇为上心，他在《遗泽永留，友情长存》一文介绍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的下落，对于细节披露甚多。手稿如何在战乱中由台静农转入魏建功之手，魏建功又如何物归原主，交代得清清楚楚。有趣的是，手稿长卷有常惠、魏建功、马裕藻、舒芜、许寿裳、李霁野六人的题跋，可谓鲁迅身后的一段佳话。魏建功的儿子魏至因此曾找刘思源和我说，想去美国寻来，他和台静农长子很熟，建议鲁迅博物馆出资收之。可惜那时候因条件所限，未能如愿。由陈子善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故事，溅起了微澜，让我至今难忘。再比如，他梳理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史，年谱做得很细，将两人交往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小说《故乡》在日本传播很广，如何进入日本读者视野的？陈子善靠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帮助，才发现是郁达夫推荐过去的。这里既可看出郁达夫对于鲁迅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中日民间交往的线索。一段历史之谜，就这样解开了。这些琐碎之事，学者一般不太注意，但一旦打开旧岁之门，风景就不同了。而且有时候，其作用要胜于某些空泛之论的。
我后来读《发现的愉悦》《纸上交响》两书，才知道陈子善痴迷于绘画与音乐，对旋律、图像、文字都很敏感，不限于古典和现代。我很好奇莫扎特与舒伯特如何影响了他，现代文学研究是否留有这些底色也未可知。他的张爱玲研究，涉猎面就很广，从插图，说到文本，在灵动的线条里，也窥见作者文字折射的意象。这里可以看出子善先生对于笔墨、构图的赏析力，并由此进入文学史的长廊。那本《比亚兹莱在中国》，有作者无言之言，内心对于超常规的精神变异性表达的青睐，也注解了他欣赏鲁迅与张爱玲的原因。这分明露出了埋藏在其内心深处的狂狷和自我放逐之意，这本书的编辑后记看似漫不经心的走笔，实则是对于庸常的揶揄。这让我想起他聊天时的幽默之状，嬉笑与反讽之中，幻影皆逝，而真人之迹显矣。
多年间，他编辑的书籍数量不少，《回忆郁达夫》《回忆台静农》《龙坡杂文》《记忆张爱玲》《叶灵凤随笔合集》《董桥文录》，读后觉得新鲜，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篇什。北京有位老作家南星，很会写文章，张中行对其称赞得很，但文学史不见其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子善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作者，终得较详的信息。南星的文字，无京派的老气，清净而幽玄，有先锋笔意。他将南星的散文集《甘雨胡同六号》编辑出来，并感叹“许许多多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作家，早已出版了选集、文集乃至全集，而他直至去世，无论诗集还是散文集都未能重印或新编出版，文学史家也未对他的诗文给予应有的关注，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我觉得他是有考据癖的，也有发现的快乐。一般的史料专家，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不太注意失踪者的笔墨。陈子善的趣味从民国延续到当下，无论什么出身，凡引人入胜的辞章，悉入眼帘，且记之，绘之，力推其流布于世间。2001年他主持《上海文学》“记忆·时间”栏目的时候，就第一次在大陆推荐了木心的作品《上海赋》，引起读者的注意。他后来写下的《木心笔下的张爱玲》，一方面感叹木心的神来之笔，也考证出其记忆的不确，史家的态度，历历在目。
陈子善讲话的时候，急来慢去，亦庄亦谐，略带缓冲的节奏，有点像汉字的平仄之舞，显得好玩。行文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看不到硬凑的痕迹。有人会说他浅，没有厚重的专著，但这“浅”中，却显出思想的透明，和心绪的透明。五十余年来，他把玩版本，流连尺牍，打捞遗珠，会心的样子像个顽童。在日趋模式化的学院派里，依然灵动有趣，又常带着冷静的独语。这让我想起旧岁的诸多学者，心无旁骛，有定力在的。在学术成为流水线的生产的今天，许多人的词语是没有温度的。陈子善则不然，他的书是从手工作坊里出来的，上面印着对于艺术的初始感觉，和触摸存在的灵敏神经。扣历史之门，听贤者之音，在他是一种享受。读陈子善的文章，能感到目明、神清、思远，悠悠然与智者为伍。世界变了，他自己还在那条路上。经由他的墨迹，斑斑点点间，连成了一部个人的文学史。
原载《文汇报》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