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青推荐：翁德坤同志的这篇文章：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建设
来源:微信 作者:翁德坤 时间:2024-03-15 点击:
有知青推荐：翁德坤同志的这篇文章：
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伟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青：
《黑土情》主编翁德坤同志的这篇文章，以马列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党中央有关文件为指引，以众多数据、文献资料、历史档案、具体实例，有力地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伟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基于他几十年刻苦学习毛著、勤奋研究历史；认真与广大从大城市学校学生到边疆农村劳动锻炼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回城后带领知青多次来回第二故乡、建立长期城乡链接桥梁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以及与全国各地知青团体、个人和相关各级政府机构、职能部门的广泛联系基础上，调查研究写出来的。这里，有他对毛主席思想、对党指示的深刻认识理解，有对知青工作的无比热爱、执着，有他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有他不辞辛劳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有他多年积累织就的广泛的上下左右“知青脉络网”，取得丰富宝贵的资源数据。有些还不光是干巴巴别人统计的第二手资料，而是投入运动实际而得到的亲眼所见、切身体验！
知青上山下乡不但对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展（特别是培养千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帝防修）带来的综合深远影响，将随着时代的进程，会越来越显示出“她”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
在这方面，可以说翁德坤同志不单是一位好知青，是一位出色的“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好编辑、知青活动的出色策划、组织者，还是一位知青历史文化的理论研究者。这篇文章在论述、评价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比较全面的好论文。（由于历史和个人局限，可能有些资料和结论还有待时间发展进一步完善、丰富、证实。但是，这已是目前看到的不可多得的比较全面详实资料和中肯富有说服力的结论了。）
感谢翁德坤同志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历史文化研究所做的辛勤努力和巨大贡献！这里再表深深的敬意！
沂蒙知青 李厚
24、3、7
原文：
原文：
翁德坤：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伟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继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权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后，又开始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启。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不仅要维护、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和秩序，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打的第一仗就是农业合作化，向着土地——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前进。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在部署经济恢复、经济建设的全局时，就开始组织、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1955年为配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第一个五年规划起，国家就制定并组织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1955年夏，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几十支20多万人的青年垦荒队，掀起了全国第一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六十年代初，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全国各省都召开了“下乡、回乡知青座谈会”，
全国学习宣传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张韧等先进事迹，京、津、沪及各省大城市大规模组织动员知青远赴新疆、甘肃、青海、黑龙江等边疆地区，掀起了全国第二波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即使是文革爆发的1966、67年，也一直没有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末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掀起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可以说，组织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倡议，中国共产党号召，各级政府大力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场伟大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开始了全党、全民族的反思，包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也进行了回顾总结。同时，伴随着“伤痕文学”等的出现，社会上也出现了种种非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思潮，贬低、嘲笑，丑化、歪曲，甚至污蔑、抹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思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潮。进入新世纪，非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思潮还在延续、发酵。同时，也引起了许多知青的抵制和反驳，甚至出现了“有悔”、“无悔”截然不同观点的两军对垒。
本文试图就其中争议最大、争论最激烈的如何看待文革期间1968年至1979年基本结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一简要分析。
一、非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表现
1、丑化知识青年、歪曲上山下乡。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及一些高校学生很瞧不起“老三届”，认为“老三届是最虚伪的一代”，尤其看不起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说他（她）们：“文革中是红卫兵，批老师，斗校长，破四旧，砸文物；抄家、武斗、造反、夺权，闹累了疲倦了要去游山玩水了，还美其名曰“大串联”；城里安置不下，被赶下乡了，又与农民争口粮、抢耕地，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还乱搞男女关系，欠了许多孽债；总算让你们知青回城了，却说自己是弱势群体，要国家赔偿补助。”总之，将下乡知青说得一钱不值。甚至，连知青中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也被总体上瞧不起；
2、“文革使国家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城里不开工，只好都下乡，上山下乡是国家甩包袱，将城市的包袱甩给了农村”；
3、“安置知青花了三百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家长不满、农民不满、政府也不满。上山下乡经济上得不偿失”；
4、“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原因远大于经济原因，毛泽东就是要培养一批像他那样的极左分子”；
5、“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荒废了青春，造成人才青黄不接，国家科技断层”；
6、“强迫知青下乡，违背了知青意愿，造成骨肉分离家庭破碎，是不人道、不理性，反人类的。国家必须向知青和家长们赔偿、道歉”；
7、“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产物，既然文革要彻底否定，知青下乡也必须彻底否定”；
8、“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是农村人到城里来，哪有像中国的做法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中国的上山下乡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所以是反动的”；
9、“肯定上山下乡就是美化苦难，歌颂知青精神就是歌颂文革，宣传青春无悔实质是要继续搞文革、搞极左”；
10、“知青精神是好的，但上山下乡运动是错的。要把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切割开来，把知青与红卫兵区别开来”，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种种认识，不仅在社会和知青中，而且在文学、艺术、教育、出版，新闻、理论界许多专家、学者精英们中也很有市场，甚至在一些有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中也持这些观点。多年来，种种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抹黑知识青年形象的文学艺术作品充斥市场，泛滥成灾。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史学界、在一些大专院校教师中，有人将上山下乡运动说成是“共产党对青年人的一场大迫害、大灾难”，甚至有将知识青年说成是“社会渣滓”、“政治流氓”、“毛左”、“毛粉”、“毛派社会基础”。总之，“知青一代”留给社会的形象就是“极左”、“逆债”、“虚伪”、“蹉跎岁月”等等。
非理性看待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潮，不仅误导着包括新闻、出版、学术、理论在内的社会各界，影响着现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干扰着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甚至严重误导着各地一些知青组织、团队活动的方向。近年，一些地方个别知青组织举办的一些聚会、讲座、论坛，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梦”、“群众路线教育”等中心工作格格不入，甚至使与会者得出了“文革是共产党的集体犯罪”，“组织上山下乡是国家的重大失误，政府应该向知青赔偿青春损失”等错误结论。不仅在知青中、在社会上造成了思想混乱，动摇着一些人对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信仰和意志。
因此，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批评，以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二、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其实，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尽管这中间发生过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期的错误，但是我们的主流始终是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用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我们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1、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时期“稳定社会”的必然选择
不仅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城市安排不下众多劳力；即使是六十年代末国家经济仍然困难，安置知青下乡仍然是个重要渠道。据资料介绍，当年，国家安置一个劳力进入轻工业需投资6000多元，进入重工业需投20000多元，进国营农场需800多元，进入建设兵团需1000多元，而安置一个劳力插队仅需200－300元。六十年代末，正是共和国同龄人就学就业的高峰，面对文革三年停课，大学、高、初中十届学生的海量升学、就业，国家必须断然措施，上山下乡是一条不得不采取的、最主要、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稳定。1967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乡，从上到下都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学生理该“复课闹革命”了。但是，各地的大学、高、初中学生非但不愿回校，还在更大规模地走向社会，甚至企图建立各自的全国性组织，各省、市普遍出现“武斗升级、全面内战”，濒临着局面失控、出现更大动乱的危险。要迅速稳定社会，唯一可行的就是让学生们离开学校，去向农村，稳定城市，这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无可奈何也是唯一可行的措施。亲历文革动乱的人们对此应该记忆犹新。数万个“养成了造反派脾气”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就是数万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社会的“定时炸弹”。不把几千万学生安置好，中国就不会迅速稳定。当人们沉思下来，冷静回顾那段历史，不能不看到上山下乡对结束动乱、稳定社会所起到的极其必要、关键的重大作用。
2、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全国战备的大组织、大动员
千万不要忘记，六十年代的中国还一直处于战争的边缘。1953年，我们在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仅仅是停战协议，远非结束战争。作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根本不接受朝鲜战场的教训，变本加厉对中国全面封锁、破坏颠覆。六十年代美国肆无忌惮地扩大越南战争；盘踞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大批特务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印度也不甘心失败，始终磨刀霍霍骚扰西南边境；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为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企图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对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当时全国实行的粮油棉布票证供应等措施，正是应对战争的一种管理机制。大规模组织知青下乡，也是对民族后续力量的一种保护。当时不仅对城市知青，而且对城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居民也提出了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五七干校”、“居民回乡”等措施，其实也是战争状态下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一种预案、预演的应对措施。
下乡知青极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而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知青也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数千万知青与当地军民共同承担起了万里边疆、海防站岗、放哨、战备施工等重任。正是由于我们举国一致、全民皆兵，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了充分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才不敢轻举妄动，中国才有了至今数十年的和平局面。
可见，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也是一场全国的战备大动员、大建设。不仅是知青，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规模组织实施的“五七干校”，其实也是战备动员、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不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世界政治斗争大格局的人们，对此确实很难理解。
3、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开发、科学种田大普及
农业是基础，而农田、水利、种子、肥料、农机、农药则是农业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凡是农田开发、水利设施，包括种子培植、农机制造、农药、化肥供应等生产资料都应该由政府提供、政府投资。而这些，都必须在率先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城市化后，政府有了充足的税收后，再由政府的财政投入、财政补贴来实施的。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政府机构中，农业部是最大的部门，国家财政中对农业的投资、补贴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然而中国不行，新中国要站稳脚跟，必须抢时间率先发展重工业，建设强大的国防。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资金重点投入了“大、小三线”等国防紧急建设，拿不出多少资金投入农业、轻工业。所以，当时只能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只能提出“先治坡后治窝”、“不靠国家靠自己”一类现在看来“很不人性”的口号。上山下乡期间，知青们干得最多、最苦、最累的就是改造农田、兴修水利。每个知青都不会忘记自己开荒、造田、挖土、修渠的艰苦磨难。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兴建的储量在2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达83000多个，四十多年来造福后人，沿用至今。至于各乡镇、公社、村、队自行设计、建设的引水洞、蓄水池、灌溉渠、排水沟，更是数不胜数。现在国人引为自豪的黑龙江北大荒、辽宁盘锦粮食基地、新疆棉花基地、云南橡胶基地等就是几代知青与广大农民群众奋斗了几十年，用青春血汗建立的。
科技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然而，没有文化、没有推广队伍，再好的科学技术也都是一纸空文。几千万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分布在农村，每个村队就可以配备农业科技推广员，甚至还建立了科研站，种、养殖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立还进一步解决了优质种子、种苗供应的大问题。由此，七十年代初国家才能提出“农业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中国农业才能迅速摆脱了靠天吃饭、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全国农村出现了科学种田的新局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中国农业大开发、大建设的历史性贡献，无论如何歌颂都不为过之。
4、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大普及
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教育是基础，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有了数千万知青这支庞大的文化队伍，全国农村迅速建立了几十万个小学、初中，数百万知青担任了中小学民办教师，这是中国农村发展最迫切、最急需、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建设。
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资料，从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简表和中学入学人数表中可以看到，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城乡儿童小学入学率一直徘徊在40－50％左右。由于知青的下乡，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儿童小学入学率一下子上升到90％以上，1975、76、77年高达95、96％，可惜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这个比例就直线下落了。再看全国初中招生人数表：1949年全国初中招生人数仅34万，50年代末达到300多万；1960－1967年始终徘徊在200－300万之间；1969年开始，突破了1000万，1976年起突破了2300多万；然而，1979年知青大返城，1980年全国初中招生数一下就降到1500万，一直延续到1990年每年都在1300万以下。这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贡献是普及了全国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
5、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大建设
当年毛泽东同志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亿万农民终年辛苦，每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医生却都留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得不到解决。下乡知青（即使是小学文化）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解决农村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而且送医到田头，送药到家里。这种不脱离生产又扎根村队的赤脚医生，成本低，效率高，农村也承担得起，解决了大问题。赤脚医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并且每年还要集中培训若干次，广大农村的医务水平迅速提高，继而又进一步办起了村卫生所、公社医院等，不少乡村卫生所甚至可以进行胸外科、脑外科手术。《中国经济论坛》2012年报道：当年全国150万赤脚医生中极大部分都是下乡知青。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医疗状况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在各国医疗状况评比中，中国排名第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评语中说：“世界上无论左、中、右人士，无论懂医还是不懂医，只要一看到赤脚医生这几个字，眼睛就会发亮”。中国农村在尚未脱贫的状况下，却首先解决了亿万农民看病难这个大问题，非常了不起，创造了奇迹。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知青大返城，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也线断珠散了。随之而起的是大批没有行医证的黑诊所，许多谋财害命的巫婆、神汉又死灰复燃了。2005年联合国医疗卫生组织再次对中国的医疗状况进行了调查，中国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于第188位，居然是倒数第四位。
其实，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知青还是少数，更多的知青虽然不担任赤脚医生，也在自学苦练，掌握针灸、草药技术，为农民送医送药，几乎每个知青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当年下乡山西农村，也学会了针灸，劳动之余为农民排忧解难，被传为佳话。总之，上山下乡在全国建立了农村基层社会医疗服务体系，改变了“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被动局面，大大缓和了全国城乡严重对立的尖锐矛盾。不生活在农村的城里人，对此是很难理解的。
以前，全国农村许多居民不到三四十岁，牙齿就黄了、掉了，农村儿童几乎没有不长疮流脓的，妇女没有不患妇女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洗脸、不刷牙、不换衣服、不洗澡。知识青年下乡将洗脸、刷牙、洗手、洗澡、勤换衣服的卫生习惯和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等文明理念，带到了农村，影响了农民，从喝开水、煮熟饭菜等最基本的饮食起居做起，到房屋的通风、透光、清洁、照明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至少，千百年来全国农村无处不在、无人不有的虱子、跳蚤，现今在中国农村灭绝了。个人卫生习惯的大普及，生活质量的大提高，大大减少了疾病，确保了健康，提高了寿命，这是开天辟地、泽被乡村的最难做到的伟大善举，仅凭这一点功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贡献就值得大书特书，永载史册。
6、农村基层文化的大建设大普及
国家的人文关怀必须包括广大乡村、农民在内。农民也有享受文化娱乐的权力，偏远的山区、边寨也需要文化、娱乐。当年凡有知青下乡的村队，天天有书声、周周有歌声，月月有晚会。自有知青下乡开始，农民的文化娱乐就开始极大丰富，农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大下乡实质上也是对农民、农村的一项常年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有了知青这支文化大军，全国农村的文化、娱乐，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磅礴向上的朝气。各地的兵团、农场、林场、公社，甚至每个团、每个场、每个公社都能够排演全版的革命样板戏。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19团知青还能够排演全本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高雅艺术，不仅在兵团各师团，还到东三省6个野战军、各军区、军分区、油田、矿区、林区巡回演出，轰动东三省，至今北大荒老百姓们还念念不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大力提倡、推行文化下乡，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乡政府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花费大量人、财、物，组织艺术家、剧团送戏、送文下乡。可见当年千百万知青们长期扎根村队、天天欢娱农民所产生的文化大下乡、娱乐大普及的作用和意义，该有多么深远。
7、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大冲击、社会主义移风易俗的思想大解放
中国的“一穷二白”，不仅指物质上的贫穷落后，而且指精神上的愚昧无知比之物质上的贫穷更为悲惨、可怕。鲁迅先生批评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不仅指没文化不识字的“阿Q”、“润土”们，也包括“孔乙己”那样虽能断文识字却极其迂腐无能的旧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在城市进行了一场接一场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学习，甚至是改造运动，但对“学而优则仕”等旧思想，并没多少撼动。在穷乡僻壤，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教育还很难展开。“皇权、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五根精神绳索，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旧习依然根深蒂固。数千万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将城市文明、现代理念、科技知识带到了农村，统治了农村几千年的愚昧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无不受到巨大冲击。当年插队陕西宜川县云岩公社二里半大队的北京知青孙怡茹在回忆录《爱子》一文中，记叙了村里一个叫赵爱珍的农村女孩，在知青们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新思想的影响、鼓励下，勇敢地推掉了父母的包办婚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归属，还影响了她妹妹的婚姻，并带动了全村风俗的改变。仅这一个普通的似乎不起眼的小例，就可看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全国农村的移风易俗、思想解放起到的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进步、推动。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轻视工农，鄙视劳动、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神圣崇高、根深蒂固，几乎不可撼动。然而，上山下乡了，知青与农民们长期生活劳动在一起了，不仅了解了农村，懂得了国情，热爱了农民，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树立了劳动光荣、农民伟大的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学而优则仕”的根基，逐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这种核心价值观上的深刻变化，多么珍贵，是任何金钱也买不来的。
8、促进了城乡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稳定了边疆和国家的统一
竖看中国和世界历史，每一次人口的大迁徙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大交流、民族的大融合，无不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大都因战争缘由，非常残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不同，几百万城市知青短短几个月内，几千万青年人短短几年内，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西域，从内地到边疆，牵涉的城市每个家庭，影响到农村的每家农户，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在中国和世界空前绝后。人口的大迁徙必然带来文化的大交流，民族的大融合。
2006年8月我们上海知青回访黑龙江，途经逊克县给金训华烈士扫墓，时任副县长的刘玉栋同志的一番话很深刻。他说，你们知青从城市来到农村，自己可能没什么感觉，可在我们农村人看来却是翻天覆地。我是土生土长的逊克人，父母都是逊克农村的基层干部，我的老师就是上海知青。逊克与苏联仅一江之隔，受俄罗斯文化影响非常大。知青没来以前，逊克农村只有俄罗斯文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中国文化，老百姓只知道做弥撒、过礼拜、圣诞节这些俄罗斯的风俗习惯。上海知青来了后，我们才知道有中华民族文化，才知道清明、端午、中秋节、过春节、闹元宵，这么多的节日，这么多的风俗。以前北方农村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睡火炕，不睡火炕根本不可思议。但是，上海知青来了，带来了睡木床的习惯，现在逊克农村家家户户也都扒土炕改木床了。逊克农村人的饮食习惯、服装打扮、家居装潢方方面面，已经完全与上海、北京接轨了。你们上海、北京有什么时髦打扮、新式服装，慢则一二个月，快则一二个星期，我们逊克农村很快就流行开了。
过去，大家都以为中国的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前后8年。现在全国都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前后共14年。这种重大共识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亲身感受到当年东北抗联、东北人民武装抵抗的历史。同样，没有几千万知青到新疆、青海，到甘肃、内蒙，到云南、广西，也不可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疆域之广、文化之深。这种民族的共识，是需要足够数量人们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才能形成的。
人口的大迁徙必然涉及青年的婚恋，上山下乡期间，各地知青之间、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特别是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秦灭六国，筑长城，车同规，字同文，仅是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隋朝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实现了中国南北经济的互补，完成了中国经济上的统一，从此南北中国很少再出现分裂。几千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带来了全国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上的交流融合，这种文化上的交流、融合、统一才是最深刻、最基础、最根本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力地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加快了全国的沟通，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疆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实现了中国式的城市主动辐射农村、工业大力反哺农业，其伟大促进和深远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高。
9、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积极探索
毛泽东同志不是书斋里出来的学者，而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锻炼成长的革命家，特别推崇实践和直接经验，特别重视自学和学以致用，也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苏联的教育模式持怀疑和批评。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中多次提出：“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历史上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多数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人学问多了，不行了。毛泽东同志还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书不能读得太多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放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从前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在肯定大学还是要办的后又说：“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他在结束谈话时还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在这次讲话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制度的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和创新。这种根本性的教育制度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探索，不是几个月、几年能够完成，也不是一次、几次运动就能够实现的。
许多人都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业，影响了一代人才的培养，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其实不然。人才的培养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回顾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有用的发明、创造，任何一个对社会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都不是在书堆里长大、学院里培养的。真正有用于社会的人才，无不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基层一线的摔打中成长的。最典型的就是国共两党军事人才、文艺人才的鲜明对比。共产党“在战争中学战争”的教育路线，在硝烟炮火的“抗大”成长的“土包子”打败了国民党黄埔军校培养的“高才生”。山沟沟里的“鲁艺”培养出的农村娃，在深入连队、参加土改，与工农兵结合中所创作的优秀诗歌、歌曲、歌剧、戏剧、小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从根本上奠定并影响了新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新艺术。仅仅“鲁艺出来的”马可同志一个人创作的《白毛女》、《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我们工人有力量》就非常典型，非常有说服力。其他的如《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一大批小说，远远超过了大城市经典院校培养的博士、硕士们。事实难道不是吗？
表面上看，上山下乡影响、耽误了年轻人的文化、理论学业，但总体说还是促进了青年人的学业，并终身影响了他们科学、文化、文学、艺术等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提高，以及文学艺术的成就。这里仅举二个小例。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5年首次公开招生，从全国7000多个美术少年中挑选了50多位学生。仅学了一年，1966年文革爆发便停止了学业。1968年开始，30多位同学下乡，20多位留城。40年后的建国60周年庆典时，全班同学回到母校，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年凡是下乡的30多位同学，后来全部考上了大学，全都从事着自己钟爱的美术专业，大多数成了著名美术院校的教授、主任，最差的至少也是中央、省市级重点报刊杂志的美术编辑，其中三位还获得了国家美术界的最高金奖。相反，当年留在北京没下乡的20多个同学都表现平平，居然没有一个上大学，也没有一个继续从事美术专业的。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一连的知青理论学习小组的10多位各地知青。由于，1977、78年的“清查四人帮”运动的扩大化，影响了这些知青参加全国高考，没一个被允许考大学。但是，就是这批没上大学的知青，无论是返城，还是留在北大荒，后来都很有作为。回上海的四位知青先后创办了《上海教育报》、《上海家庭教育报》，担任了《文汇报》“文艺天地”栏目的主编等；留在北大荒的几位先后担任了农场的场长、农垦总局的处长，著名的北大荒农业股份上市公司，就是他们经办的。另外，回到江浙农村老家的几位，后来也都担任了县文化局、教育局局长、校长等。虽然，他们并没有大学学历、文凭，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在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上的优秀的领导才能。
有人会说，文学、艺术类人才，上山下乡培育了不少，但是，科技类人才培养得不多。其实不然。这里也举一个小例。1963年9月江苏镇江近400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地处江淮大地的白马湖农场，分配在四个中队。农村的贫穷落后激发了这批青年人学习农业科技的强烈愿望。为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其中100多人参加了江苏函授大学，边劳动，边学习，带着问题学习，为解决问题研究，将学到的知识与生产建设紧密结合，在引进良种、推行各种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成为农场科学种田的先行者。最有说服力的是，仅仅一、二年时间，这四个中队就涌现出一批科技人才：由一中队组建的良种站，成功繁育和纯化水稻优良品种，将农场建成了国家级水稻良种基地。1965年由三中队种植的“农垦58”水稻，单季亩产达814.8斤，超《农业发展纲要》苏南的指标，获江苏省农业先进单位称号，省长亲自颁奖。更令人骄傲的是四中队水稻试验亩产超千斤，团支部书记张勤1965年出席了全国水稻高产经验交流会，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和表彰。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遍及全国农村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名基层会计、统计、医生、教员、技术员、驾驶员、科普员、土记者、土编辑、土作家、土诗人、土演员比比皆是。文学创作、艺术表演、各级管理人员，都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知青们在干中学、学中干，迅速成长起来的。如果按旧常规，这些人员的培养教育需要经历多少大、中专、技校的培养、教育！这几千万青年人的培养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有那么多大、中专院校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36名是有知青经历的。在国家重要的“985科技发展计划”中70％的学术带头人就是当年的下乡知青、正是被一些精英们所看不起的“工农兵学员”。
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的系统性，知识的系统性决定了学习的系统性。我们并不反对学习的系统性，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系统性。但是，学习的系统性，并不排除学习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是相互相成的，不应该将其割裂、对立起来。上山下乡对多快好省地培养中国特色的实用型人才的促进和启发，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极其有益的探索和启发，其深刻影响和深远意义，还将在以后数十年、数百年内不断地反复地体现出来，我们坚信。
十、培养、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
作为开国领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各方面比任何人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特别是鉴于六十年代苏联发生的变化，面对美国等西方集团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阴谋，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教育、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需人才的培养思考得更长远、认识得更深刻。
人才的培养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世界上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人的培养，“君子之泽，五世而宰”。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少百万富翁、文人墨客，都在子女教育上失败了。培养一二个、数十个、甚至数百、上千个杰出人才并不难；但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杰出人才就难了；尤其是要培养出千百万忠诚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灵魂高尚、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无私奉献、永远奋斗的各条战线的杰出人才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做到了。上山下乡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培养造就了千百万既忠诚于人民利益，又务实肯干、敢于担当、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杰出人才和干部队伍。
国内外一些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完全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真正含意。全面回顾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全面研究毛泽东同志对干部、对人才的要求，可以明确看到，所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首先是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三是敢于担当、乐于牺牲，第四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借用现代“草根”的说法就是“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这四个特点。从这个标准上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宏伟战略任务是完全实现了。正是由于上山下乡，数千万知青来到中国贫穷的农村、偏僻的边疆，在完全不知底数、毫无外来救助的残酷环境下，经风雨，见世面，学游泳，会生存。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基层、艰苦环境的历练摔打，知青一代才真正了解了基层，懂得了国情，立志于人民，献身于大众，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摒弃了形形色色错误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为“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的一代，成了忠诚于人民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成员中，更可以从全国上下、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骨干队伍中，以及社会上极大多数最能吃苦、最肯奉献的人群中看出上山下乡对培养人、造就人的伟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最有说服力的是知青一代本身的感悟和评价。2013年3月，黑龙江知青博物馆来上海图书馆举办首场巡展。上海《解放日报》、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下乡各地的600位老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摘抄几段结论如下：
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也使知青反思。知青卜大华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说，“到了陕北，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农民，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说，知青的艰苦岁月也是思想解放的萌芽。在本次调查中，有75％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让自己接触到了人民大众，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国家的现状。
当问及对知青经历的整体看法时，50.5％的受访者选择了“辩证对待”；22％的受访者认为这段经历值得肯定；仅有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应该否定。
进入新时期，知青们花费了更多的努力追赶时代步伐。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成长为社会的中坚。知青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走出了青年时代的狂热，走向成熟和理智。本次调查中，认同知青经历“丰富了人生经历，加深对生活的思考”的占了81.8％；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有所帮助的占了88.1％。
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成功。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没有千百万人的坚定拥护、积极投入、付出牺牲，是不可能这么顺利、这么成功的。知青一代更多的是树立了甘愿奉献、不图报酬的“长子意识”，养成了“关心国家、顾全大局”的责任奉献精神。上山下乡奉献青春，改革开放拼搏创新，退休下来再献激情。
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更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能够像毛泽东同志这样提出培养“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标准，这五条标准，既伟大又平凡、既普通又高尚，并非不切实际、高不可攀，经过努力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还是一个伟大的杰出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知青的成长史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学、人才学的经验宝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的未来及未来人类培养走向的启示和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高。
以上仅举十个主要方面，其他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上山下乡对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不是说知青自身的能力、作用、贡献有多大，而是反映知青一代拜农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以实践为荣，通过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实践的作用，才得以施展才干、发挥作用的。
当然，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和历次运动一样，如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漫长的十年、二十年时间，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和缺乏经验等，不可避免、不能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问题。特别是当时许多青少年还没有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习，就仓促下乡，这是我们整个党和国家的痛，整个民族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痛苦。而且，在组织形式、方式、方法上的一刀切、一风吹，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等；加上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旦下乡就意味着永远不得回城等死板教条，也造成了许多非理性的恶果。这在当时，就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的批判和抵制。限于篇幅本文都不一一涉及，也不一一展开。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性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为什么对上山下乡运动会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关键是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以及个人的思想、眼界、道德、情操、胸怀、灵魂境界的高低。理性正确地看待上山下乡运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1、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
不少人仅仅从表面上、感觉上看问题，一些人根据自己的个人遭遇、个人命运来下结论、作判断；一些人甚至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没有上大学、之所以没找到好工作，之所以下岗、失业，生活困难，都要归罪于那场上山下乡；有些人认为衡量是非要看多数人的判断，大多数人感觉不好，就应该予以否定，等等。这些都是很肤浅的，都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缺少科学思维。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讲得非常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对事物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必须还原到六、七十年代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斗争的大格局、大背景下进行具体、客观、全面、深入的分析，才能看到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内涵、来龙去脉，看清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必然性，也才能进一步看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促进。
许多人至今为止，老是喋喋不休地埋怨上山下乡、控诉上山下乡，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看问题的片面性。他们仅仅站在知青本人、或家庭得失的角度看问题，仅仅局限于“就知青看知青”，必然会得出上山下乡让青年人中断学业、离开父母，吃苦受罪的结论。确实，上山下乡对知青、对家长、对城市来说，是一种吃
苦、受罪，是一种损失、付出，甚至是一种牺牲、奉献。一些知青和家长有抵触，甚至反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们从时代的背景、国家的大局、总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来看，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知青一代的牺牲、奉献，正是城市家庭的付出、损失，全国农村、边疆才获得了海量的人才、宝贵的文化、先进的理念，短短十年中国农村的基础需求、重大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中国农村从此走上了全面、全新建设的快车道。
我们还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情况看问题。六十年代，不仅是中国，而且世界各国都出现了类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样的组织动员城市青年人到贫穷、落后、艰难困苦的农村去的运动。首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对付城市街头普遍出现的青年人无所事事，花天酒地、打架斗殴等“嬉皮士”现象，美国等政府、民间掀起了一股组织动员年轻人到非洲、拉美等落后国家、地区去的“和平队”运动，既让年轻人到困难环境中锻炼成长，又配合宣传推广符合美国利益的价值观，这批人后来成了美国的社会中坚。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也是如此，政府配合新农村建设任务，在下拨房舍建材、道路施工材料的同时，组织城市知青到农村参加规划、施工，不仅推动了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这些参加新农村建设的城市知青后来大多成了韩国政坛、军界、经济、文化、科技届的领军人物。
至今，德国政府每年都有意识地号召、动员并资助二、三万名本国知识青年到国外（上世纪末主要是非洲，本世纪开始则主要是澳洲等地）去闯荡、去生存。德国政府相信，这批外出闯荡的青年人会成为未来德国各个领域的领袖。
2、坚持政治、经济的高度统一，深刻认识上山下乡的内在经济动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物质基础，都有其内在的深刻的经济动因；没有经济动因，一切都维持不下、长久不了。那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只有政治动因，没经济内因”、“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错，七十年代末，中央有关领导对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说过“化了300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一类的话。但是，说这些话是有一定背景的，是针对当时国家稳定的大局、针对当时的社会情绪所讲的；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普遍不重视经济核算、不讲究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的严厉批评。但是，这样的讲话仅仅是从对知青安置费的支出上讲的，并没有从面上更大的经济收益来算账，必然缺乏说服力。从上述开列、分析的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来看，从各个方面的经济大账来说，从具体的农田大开发、交通大施工、科技大推广、教育大普及、医疗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国防大建设等全局来说，哪一项所创造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价值不比300个亿多？甚至可以说，每项所产生的经济价值都远超过3000个亿，甚至30000个亿。难道不是事实吗？
即使是从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对培养千百万农村初、中级实用型人才来说，也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和成功的实践。原有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方法确实存在着“死读书、读死书”等问题，确实浪费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大好时光、大量资金。而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将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可以学得更好、更快、更扎实、更有效，确实是一条“多快好省”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育工程。具有小学、初、高中文化的知青，经过短期培训，担任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统计、农机操作、修理、科技推广、文学创作、文艺演出，不仅迅速满足、解决了当时农田开发、水利施工、交通运输、机械操作、中小学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文化普及、文艺创作等方方面面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且，对年轻人以后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性的鞭策、启发和激励作用。按常规路子，培养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人才，需要多少学校？多少教员、多少投入？多少时间？不要说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人才学、教育经济学的倡导者、奠基者和成功探索者。
3、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一些人总喜欢用邓小平同志七十年代后期提出全面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孩子们回来吧”的说法来否定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客观性、必要性。好像只有邓小平同志爱护知青，其他领导人都是在迫害、祸害知青。这实在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我们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历来坚持实事求是，历来以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既有连贯性，又有阶段性。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初，正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长远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部署，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以插队为主”。任务完成了，形势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原先的政策当然也必须改变。我们既不能用以前的政策来反对后面的政策，也不能用后面的政策来否定前面的政策。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发展和提高的关系”，就是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4、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有些专家、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千方百计贬低知识青年，并不是他们不懂历史，而是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他们所收集整理的种种实例、数据，完全站在人民大众利益的对立面。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用现在的研究成果、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评判历史的人物和政策，要求历史人物作出当时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唯心主义。所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就是这些学者、专家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一生都在与种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马克思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痛恨地批评“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帮凶”；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批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对人们产生误导的严重恶果。伟大领袖的这些话语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不同看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很不了解，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很不理解。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国情和近代历史作些回顾。
六十年代初，负责农业和经济的邓子恢副总理有过一篇《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民主革命近代史的回顾进行了分析，讲得非常深刻。这里引用几段：
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整顿党的作风》）但是，他又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这就是说，革命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在革命事业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在过去历次重大革命运动到来以前，都有大批先进的知识青年争先恐后地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首先和主要的也是体现在对农民的领导上。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在农村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积蓄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而后夺取城市，一直到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我国知识青年第一次大批到农村去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以后青年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派人主张不问时事，埋头读书，争取做一个学士、博士；另一派则主张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宣传革命，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经济斗争。后一派以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基础。1923年以后，我们党鉴于“二七”罢工的失败，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因此更推动了大批党与非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总结了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对农村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这种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开展，就促进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我国知识青年第二次大批到农村去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那时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实行白色恐怖，革命力量遭到残酷的镇压，革命形势迅速转入低潮。我们党为了挽救革命，举行了“八一”起义，并决定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当时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走向农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做秘密工作，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人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到1934年便形成苏维埃运动的高潮，扩大了苏区根据地，苏区人口曾扩大到2000万人以上，红军扩大到30万人，曾几次打退了蒋介石百万大军的进攻围剿。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知识青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大批下农村的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我国，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动员人民抗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华南纵队、抗日联军，深入敌后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中许多人以后成了敌后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人员和经济文化工作者，对我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知识青年第四次大批下农村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腐朽，更加残暴；广大知识青年更加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们纷纷投奔解放区，积极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参加解放区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最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全国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又与内战、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一道担负起新的解放区的复杂工作并成为领导骨干。
由此看来，一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份子与工农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同样如此。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资源少，解决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五十年代初，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面临着内外敌人的巨大压力，国家不得不采取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的方法来快速聚集资金，建立国家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经济政策上不得不实行城乡二元的管理结构，以保证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政策的执行。
马克思确实说过，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农村不断城市化的历史。但是，城市的发展必须率先有工业的发展，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必须首先实现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只有工业发展了，城市繁荣了，才能实现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做法和普遍经验，要完成封建经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需要300－400年的时间，对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来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要说发展，连生存都困难。五十年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四面包围下，靠传统的、自然的自生自灭的发展工业、发展城市，至少需要几百年时间。坚持计划经济，实行举国一致，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组织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最切实、最可行的城市主动辐射农村、工业积极反哺农业。1973年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了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例如，湖南株洲地区总结的“村校挂钩、厂社结合”的做法，就是城市辐射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好做法。要求知青所在的学校继续负责下乡知青的学业，每个星期都有必须一定时间的科技、文化学习，要求知青家长所在的企业负责对口子女下乡的农村，帮助村里解决相关的生活、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社办工业的发展等。这对当时接受知青下乡的农村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城乡联动、工业反哺农业的好政策、好措施嘎然而止。）这难道不是最全面、最迅速、最有效地实现了城乡互动，优势互补，城市辐射农村，工业反哺农村吗？这只有在实行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的，其他哪个国家能够这样做呢？这难道不是中国特色的加快农村建设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吗？难道非得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不顾工业有否基础，城市是否需要，任由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造成到处是贫民窟，到处是红灯区，偷盗猖獗，匪徒出没，社会动乱，永不安宁，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是由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短短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技推广体系、基础教育体系、文化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等等几大基础性的建设任务胜利完成了，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基本过关了，工业才能发展，脑体、城乡、工农三大差别的尖锐矛盾大大缓和了。所以，七十年代末全国城市就可以全面铺开建设和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广大农民工才可以涌入城市。同时，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有了文化、农村有了一支有文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才能得以迅速启动和全面铺开。知青一代的十年、二十年的局部的牺牲换来了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大局的极其巨大的成功和辉煌胜利。这本大账是极其划算的，也只有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
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毛泽东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为任何本本、条条、权威、先验所迷惑的独特创新的建设思路和领导艺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推行中得到了全面体现，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经受了建国六十多年历史和现实成果的检验，今天愈益闪发出真理的光辉。
五、团结起来，为加快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一切否定、抹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种丑化、贬低知青精神的非理性思维都是一种虚无历史的做法。正确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大争论。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家气魄、浪漫主义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和务实求真作风，深深教育、影响了知青一代。不仅在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高层领导，广大各级干部，乃至普通知青群众身上，处处都体现出“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的四大特色，这些将深刻影响并推动中国的全面前进和继续发展。
知青精神的实质是责任奉献，知青的特长是既熟悉城市又了解农村。全面、正确、深刻认识和回顾总结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但对当前调动老一代知青的积极性，继续关注、支持第二故乡的新农村建设，而且对调动大学生村官、新一代知青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全面培养锻炼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杰出骨干、领军人物和千百万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真是当务之急，正当其时。
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泛涉及哲学、史学、教育学、人才学等等各个领域，甚至是一个新学科、新难点、新重点，不仅应该引起并纳入国家和省市地方级新闻、娱乐、文学、艺术及社会科学各相关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长期计划、长期工作，还应该大力吸引广大知青群众、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积极投入。我们还应该做好与非理性错误思想、错误理论作长期斗争的思想、理论、甚至组织准备，这也是一场要不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大问题。上自党中央、下至各级基层马克思主义组织，都应该组织起来。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现实的、都应该为现实服务。即使是历史、学术研究，也应该服务现实，古为今用。马克思主义最讲实践。历来的各种哲学都仅仅是解释世界，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要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亮点就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因此，我们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关注现今、投入实践，改造、服务和反馈社会。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项重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极其特殊、空前复杂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因而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必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这个方面，正是知青一代的强项和特长。从1919年算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迄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知青一代不仅见证了父辈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半段，也亲身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后半段。知青一代从当初下乡开始直到现今的突出的强项是文化、是理论（不仅仅指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理论，而是包括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商贸、交通、能源、环境等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文化、理论的探索、总结和创新）。对于知青一代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个艰难的理论创造、文化创新，仍然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需要包括知青一代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不断推进，才能够完成的。有着丰富社会实践经历、经验的知青一代理应走在最前沿，理应做出较大贡献。
因此，我们还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看到知青一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中国气派走向世界、服务世界、影响世界进程中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翁德坤同志简介：
翁德坤同志，因心力衰竭在上海瑞金医院抢救无效于2024年2月29日下午4时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6岁。
翁德坤同志于1966年上海交大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8月下乡到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先后担任拖拉机手、农场宣传干事等；恢复高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回上海先后在崇明县、市农委等地工作。
翁德坤同志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知青历史文化宣传、研究工作。他积极创办《黑土情》杂志，多年担任其主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为知青历史文化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作出了不懈努力；他组织并参与知青活动，倾尽心力，满腔热情，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为传播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作出了不懈努力；为知青正能量的传播、捍卫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