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我和朋友到小街去玩，骑着单车，因颠簸，书包架折断了。转而，我们骑到公社的拖拉机站，欲借工具修理。车间里有一位长得眉目清秀的少傣正在开车床。这时对面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比郎香，马来进干弯考了（香大姐，过来吃午饭）”。我顺着声音看到屋里的人，正是那天新华书店门口的大眼睛。我大着胆子和她搭讪起来，发现她并不忌讳我，便试着跨进门槛，在她的招呼下抓了一团糯米饭，一支烟没抽完，我们的话题已展开了。噢！原来大眼睛姑娘叫玉娣，初中毕业后在站里做修理工，家住景龙寨。开车床的叫玉南香，是曼飞龙人。她们同住在拖拉机站，是好姐妹。我们厚着脸皮，半开玩笑地问她们愿不愿意嫁给汉族，她们只是笑着说：你们不会要我们。其实她们心里很愿意嫁给知青，尤其是上海人。问为什么，她们说上海城市大，不用爬山，男人很会做事，衣服穿得又好看。但若出嫁，得有个条件，必须给她们一块上海牌女式手表、“

的确良”朝阳格的衬衫、腰鼓形女包配丁字形皮鞋。还有，结婚时要多少丝线、多少酒，以及要学会养猪等等（按傣族的风俗，结婚后男的先住进女方家，两年后由生产队划地给他们造竹楼，然后再从女家独立出来）。其实，我和她们交往的真正目的是喜欢当地淳朴的风情，当然，她们袅娜的身段和细软的声线也很吸引我。傣家人有质朴的语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她们身上的美就像多姿的凤尾竹，经得起久看，耐得住推敲。在她们身上，能看到审美情趣的延伸，产生一种簇新的想象空间，耐人寻味。摸熟了她们的性格后，按她们的逻辑思维，我们必须要表白一下，我和朋友作出傻乎乎的样子：“少傣，尚个笃立了，立尚门了（你们人品十全十美了）”、“奥少傣进巴隆了，进莫隆呀（和傣族人结婚能吃到大鱼大肉）”。我们的话逗得她们藏不住羞涩，扑哧扑哧地笑出声来。她们笑得越甜，我们之间的距离越近。

几个寒暑，我们互相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好像蜜蜂离不开鲜花、彩云缠绕着山峦，渐渐地成了“槟榔（朋友、自己人）”。这时，我的朋友对玉南香有了特别的感觉，而我没什么企图，对傣族的探究始终是一种唯美主义。傣族人性格内敛，要一对一叫她们出来比什么都难。玉南香出来时必须得有玉娣陪同，而玉娣则表示想和我交往，我却不能越过心中的底线。朋友要我帮他一把，为了成全他，我只好勉为其难，也“谈情说爱”起来。感情的变化相当敏感，不久，我的朋友和玉南香已形影难离。在橡胶林里徜徉，看他们每前进一步，我却似乎要放慢两步，因为前面是我不敢到达的终点。每次相约，玉娣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等着我说出什么关键词。我却犹如踩着窄窄的田脊一擦而过，总是用含糊其辞、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来应付她。虽说避重就轻，但也度过了那段充满情趣的日子。月光朗照，把凤尾竹映得斑闪斑闪的，我们常在米兰熏香的小路上留下轻盈的脚步。朋友和玉南香走在前面，缠缠绵绵；我和玉娣跟在后面，弯弯绕绕、相视无语，任凭脚下踩着的树叶沙沙作响。隐隐约约的寨子似乎多情起来，远处不时飘来赞哈（傣族民歌）催人生情的吟唱。就这样，多少个美丽的夜晚，多少甜言蜜语遗留在了林间的小路上。
1979年1月31日，版纳还被寒意笼罩着，知青返城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再好的芦笙也难吹出好恋歌了。我们受邀去她们那里。那天，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镜子、木梳、胭脂和依兰香野花，看着这一切，我的心像灌过铅一样沉重。忽然，她们两个坐在床边，照镜梳妆起来，把发髻盘得服服帖帖的，然后依次插上五朵依兰香，顿时整个屋子芬芳起来。玉娣告诉我，为了今天的约会，依兰香是她下班后去山上刚采来的。傣族姑娘在男人面前打扮，是最“碍（害羞）”的。今天，她们把最“碍”的东西作为最爱的礼物送给了我们。于是，我们最后一次走入树林，直到露水沁人心脾。心里的结系了一个又一个，要开口和她们道别，比用锄头挖个树桩还难。我伺机轻柔地采下玉娣头上的五朵依兰香，放在她的手心里，一边用傣话含蓄地数着：“能、双、山、吸、哈(一、二、三、四、五）。”玉娣看出了我的心思，终于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古哈来奥拜恨啦（你们都很想回家了）。”借着月光，我看到她的眼眶里霎时闪起亮光。我沉重地点了点头，怅然地凝望着浩瀚的星空，无言以对。

那夜，觉得小路越走越长，玉南香穿着紫红色的毛衣，玉娣穿着翠绿色的毛衣，上海产的大毛巾照样搭在头上，在月光的衬映下一闪一闪的，那是她们留给我的最后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