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熔炼“新上海人”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赵凤欣/邹武龙 时间:2024-01-23 点击:
1908年的南京路。上海图书馆 藏
■赵凤欣 邹武龙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1852年，上海约有54.44万人；到1915年，增长到200.66万人。多元人口在上海集聚的过程，同样是熔炼“新上海人”的过程。
工人——
近代上海的工人多在先进流水线上工作，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912年成立的制造工人同盟会，以江南制造局工人为主，入会者有200余人。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是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1917年，上海在数月间有十余起罢工，涉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闸北杨家石桥丝厂、铁业工人、英美烟公司女工、沪宁铁路工人等。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9年到1919年，上海工人罢工超过160次。1919年6月，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率先罢工。随后，各造船厂、机器厂、纱厂、烟厂的工人纷纷罢工。求新机器厂工人在罢工时呼喊：“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
海外学者在考察近代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指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近代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职员——
作为主要从事精神劳动、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近代上海的职员主要包括商店经理、店员学徒以及机关公务员等。在五四运动的“三罢”斗争中，职员的群体意识已经有所体现。
中华书局总店、九纶绸缎局的职工组织“十人救国团”等爱国团体，劝阻家属亲友不买日货、上街演讲日本强夺青岛的罪恶等；同春祥布店店员面对士兵强迫开市，怒斥“吾辈现在救国罢市，反遭你们强迫压制，请问你们良心何以对国民”。
从明哲保身到参与社会运动，透射出职员群体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陈云、顾准等人也都经历了从职员向革命者的转变历程。
企业家和商人——
留美归国的穆藕初将科学的管理理论引入自己的企业，并强调“苟管理人不能为工人设身处地想，而任情发作，非唯不能促彼工人之觉悟，且容易激起其反抗之心”。
五四运动时期，“全埠一律罢市，均以惩办国贼释放学生为目的，不达不止”。一时间，“十里洋场顿呈麻索之状”。面对当局强迫开市，商家更是宣称：“以我等死生与学生共之。”
知识分子——
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近代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来源有三：一是近代新式教育的培养。到1911年，上海有国人自办各类新式学校276所。二是现代社会的辐射力和时局的变动推动各地知识分子来沪。戊戌政变后，容闳就“出北京，赴上海”。三是大批留学归国人员来沪，如留日归来的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邵力子、成仿吾，留美归来的潘序伦等。
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或暗中从事新思想宣传，或暗中从事革命运动。1903年，刘师培来沪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很快就转向革命的队列。1919年，巴黎和会谈判失败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邵力子先在复旦大学报告谈判经过，后“联合沪市各校会商响应，并作成意见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
进一步来看，近代上海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孕育与熔炼了“新上海人”的素养、品格。
统计显示，上海一度拥有《申报》等中文报刊45种、《北华捷报》等外文报刊41种。1917年，上海拥有图书出版机构44家，约占全国的80%以上。20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都集中在上海。
武昌起义后，上海创办新报刊15种，凸显“报纸鼓吹之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从“期印一千份”到“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成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权威杂志”。
在多样思潮的刺激下，在对内对外开放的牵引下，近代上海催生出包容、创新、进取的城市氛围与市民品格。时人评论，苏州皆“老”稻香村，杭州皆“老”张小泉，而上海人最喜用“新”字。
其实，上海人吃西餐也吃中餐，看西洋杂技也听传统戏曲。异质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共处，呈现“大熔炉”的特性。具备这种特质的海派文化，不断勇敢地接受新鲜文化因子，呈现出引领风气的姿态。
有学者就曾形象举例：法国有道名菜——烙蜗牛，在上海这样的蜗牛不好找，厨师就用蛤蜊来代替，把法式烙蜗牛改成了烙蛤蜊，成为沪上名菜。
创新是近代上海珍视的品格。上世纪初，上海集中了100多家银行、40多家保险公司。1921年，全国27家重要银行有22家的总行设在上海。这样的敢为人先，尽显商业都市内蕴的创新动力。
在社会交往层面，聚焦于人、事所体现出的利益关系往往具有浅显性的特征，从而使得人际关系更倾向于事本性、匿名性的原则。正如《申报》所言：“虽同居一巷，而彼此姓名不知，见面不识。”这种陌生人的社会特征，降低了社会背景对人的影响，使得操着乡音的外来人在上海更能发挥聪明才智，也让“从事革命更无碍”。
总之，近代上海熔炼出的“新上海人”，是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参与力量。尤其是以工人、知识分子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分子，在这座城市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宣传新思想、从事新活动，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及伟大建党精神孕育。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上海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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