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深入生活 —从赵树理的小说说起

    张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评论家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占平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

    葛水平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　今年是赵树理诞辰110周年。赵树理的小说是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标识的，他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写农民感兴趣的故事，讲农民关心的社会问题。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富矿，创作者扎根生活的深浅，决定了他收获的多寡。赵树理为什么能够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扎根生活的深度，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一般作家。

    ■文艺创作不能仅仅满足于杯中风暴、一己悲欢。如何学习赵树理的问题，事实上是如何突破自我的认知局限，补充新的生活体验，进而拓展情感体验和创作格局的问题。

    张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是什么？　生活。作家、艺术家只有吃透生活，才能源源不断地贡献出优秀作品。这个道理无需赘言。但是，如何吃透生活？　这里面是有大文章的。在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位有分量的重要作家。赵树理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留下了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品，也在于他在作家深入生活上做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赵树理的启示

    阎晶明：对作家而言，深入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深切体察，非如此，不可能将创作楔入到作家所生活的时代与现实，作家的创作就很可能错失了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表现，也错失了同时代和更长久时代读者的认可。

    今天重提赵树理，探讨他深入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必然联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赵树理生长在中国北方农村，是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回到农村工作、生活、创作的作家，他对生活的了解配得上“深入”这个定语。赵树理的小说是对他所生活的农村社会的真实描写，这些描写中，深刻地烙印着中国农村在政策层面上发生的变革，在建设热潮中产生的巨变，农村政策如何落实到农村、农业、农民当中，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对一段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有对新时代农村生活的热情歌颂，也有对农村现实中存在的腐朽势力、落后现象的批评，甚至包含了具体政策在针对性上的偏差，在有效性上的距离。他的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所谈的除了小说外，还有对“浮夸风”的批评，反映了农民关于“统购”问题的困惑。这些担忧，不是出于对个人创作的考虑，而是发自内心对农民利益的关心。没有深入生活，不可能掌握如此深刻的问题，没有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也就不可能关心如此“非文学”的话题。

    赵树理的小说是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标识的，他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写农民感兴趣的故事，讲农民关心的社会问题。他的小说艺术却绝不是“低端”的，他从来不用粗鄙化的语言来显示“民间色彩”，他从来不以高一等的、冷漠的姿态看待农民，他是用朴实的语言在写乡村的故事，热爱与批评、歌赞与担忧在小说里融合着。他的语言艺术，是他长期浸润于农村生活的结果，走马观花的创作者不可能学得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他在“说说唱唱”的民间艺术中向农民学习，在同农民的漫谈中感受那些俏皮话，那种与土地息息相关的独特而丰富的表达。对他来说，农村绝不仅仅是创作素材的搜集地，而是如鱼得水的栖居地，也是他文学创作得以维系的“语言学校”。

    当我读到太多用粗鄙的俚语装扮“土得掉渣”的小说语言，看到太多被过滤成“符号化”的农民形象，读到太多以“底层”或时代落伍者塑造农民形象、讲述农民故事后，总会想到赵树理。今天重提他与深入生活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已不可能复制，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也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一个创作者与生活的真正关系，表现生活时的态度与感情，朴素感情与朴实语言再生的可能性，勇敢地直面生活的勇气，热情讴歌时代发展，勇于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发自骨子里的民间气息，烂熟于心的生活语言的运用。从这些层面上讲，经典作家不会过时，因为他们不是用来摹仿和照搬的，而是时时能带给我们启示，同时启示我们用新的创作需求去调整、去借鉴、去创新。

    要做“家人”，不做“客人”

    张江：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富矿，创作者扎根生活的深浅，决定了他收获的多寡。赵树理为什么能够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扎根生活的深度，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一般作家。对于农民的生活，赵树理不是浮在上面，而是深入其中，融入其中，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是当事人，他是农民的“家人”，而不是“客人”。这样，他的获取当然非同一般。

    白烨：赵树理由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等作品所体现的从人民大众中来、到人民大众中去的创作追求，在1947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被认为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副主席的陈荒煤曾在　《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题目就是　《向赵树理方向迈进》。

    “赵树理方向”，包含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重大问题，也包含了文艺家怎样给自己定位，怎样对待生活的具体问题。对于今天的文艺家最富启迪意义的，一是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坚持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二是赵树理在创作中始终保持与生活的互动性。这样两个基本支点，使得他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给广大文艺家如何对待生活和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今天常常要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是因为我们当今的文艺，创作与生活，产生了隔膜，作家与人民，出现了断裂，个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和加以解决。而这些问题在赵树理看来，都不是问题，不该成为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这个作家本来就是“乡下人”，写作只是与务农有所不同的一个岗位，只有到了乡下，才觉得自在踏实，才可能继续写作。因此，他在解放后虽然先后就职于北京市文联、大众文艺研究会和工人出版社，但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回到山西的晋东南，跟他的老熟人们一起“共事”。合作化期间，他先后参加过山西10个农业合作社的试点与试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农村生活与农民精神的深刻变动的长篇小说　《三里湾》。之后，他把“共事”与“写作”结合起来，一边就自己了解到农村的问题、农民的意见，向当地的县委、地委反映情况，陈述民情，一边先后写作出《套不住的手》　《实干家潘永福》　《锻炼锻炼》　等短篇小说，引动了“现实主义深化”的写作倾向，引发了“中间人物”的创作讨论，实现了自己的“问题小说”创作的不断突破，也带动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深化热潮。

    关于如何对待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处理作家与人民的联系，赵树理在不同时期都有一些堪称至理名言的深切体会。如在1947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到：“我的体会是，要和农民成为一家人，当客人是不行的”。在　《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　一文中，他谈到自己的做法时说到：“为了避免下去做客，我每到一个村子里，总还要在生产机构中找点事，我常把我的做法叫做和群众‘共事’”。而这种“长期性”“共事”的好处，他归结为：“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这些注重“常期”、看重“经久”的经验之谈，赵树理自己是不折不扣地忠实地践行了一辈子的，而这正是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最好诠释。

    关键在于与人民感情相通

    张江：在赵树理身上，更重要的，是他在情感上实现了与农民的同声共振，快乐着农民的快乐，悲伤着农民的悲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创作的作品才会受到农民的认同、认可。而做到这一点，对一个作家而言，显然更难。我们经常讲“悲悯情怀”，什么是真正的“悲悯情怀”？　不是居高临下的虚伪同情，而是真正从内心深处升腾起来的痛感，这种痛感的建立，前提是情感的相通。

    杨占平：赵树理1943年就以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确立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之后，又以　《李有才板话》　《孟祥英翻身》　《李家庄的变迁》　《催粮差》　《福贵》　等小说，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但是，功成名就的赵树理没有坐享城市的安逸生活，没有放松自己的创作追求，依然经常回乡，心系乡民，并经由自己的创作，继续保持一个乡土作家的应有本色，究其底里，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声息相通。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赵树理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

    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特别是在失去理智的“大跃进”年头，浮夸虚假风气甚嚣尘上，农民的利益潜伏着严重危机。多数作家尝过了挨批受整的苦涩，对此现状采取观望态度，惟有赵树理敢于站出来为农民的利益说话。

    在时下的一些作家看来，赵树理活得实在是沉重，你一个作家只管写你的小说就够了，当什么农民的代言人，管什么农业生产该如何领导，而且还要写成文章，往人家枪口上撞，累不累呀!　的确，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政策，想着农业生产，想着农民的利益。按常理，这些事情应当由各级政府官员去想、去做，不是他一个作家必须想的；他却想得那么投入，那么执着，并且要奔走呼号。应当说，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的独特人格，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的重要原因。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赵树理生活在当今时代，按照他的一贯性格，依旧会做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事实上，现在的农民非常需要代言人，农村中不光弄虚作假之风没有根除，各种新的腐败又在侵害农民的利益，农民热切期盼作家能替他们说话，能维护他们的利益，能有很多赵树理式的作家。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的作品产生过极为广泛的轰动效应，曾经影响过众多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影响过一代文风。他的作品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国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他的人生道路与作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树理作品的价值，将会更加显现。

    张江：社会发展到今天，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环境、生活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但是，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作家、艺术家对自身之外的生活越来越陌生，原有的生活经验已经难以支撑当下的创作。文艺创作不能仅仅满足于杯中风暴、一己悲欢。如何学习赵树理的问题，事实上是如何突破自我的认知局限，补充新的生活体验，进而拓展情感体验和创作格局的问题。

    今天如何学习赵树理

    葛水平：赵树理是一位最具农民情怀的作家，因为他出身于农村。他的　《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等作品已经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不朽经典。他对农民农村的描写、刻画，至今读来依然亲切。赵树理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后涌现出来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文学创作类型和地域写作，催生创造出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他带着问题写作的创作态度、方法，则成为作家走近大众的一个很好的形式。

    我与赵树理同来自一个故乡“山西沁水县”，同喝一条河水“沁河”，河水两岸至今传说着他走近农民农村的写作故事，而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一再感动他的创作素材始终是放置在乡间炕头的，他的语言朴素，至死都没有学会油滑和狡诈。他的文风亦如他的做人，对生活凡事喜欢细问，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常常话随心到口无遮拦。他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作家，永远把农民当作朋友的作家，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作家，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虽然已经离开我们40余年，但是，他的那种“深入生活，为平民百姓鼓与呼”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赵树理的成长，正逢一个特殊的年代，社会经历了抗日斗争、解放战争、生产自救、减租减息、文化建设、群众生活等，每天都有许多新事物，也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在这新与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斗争之中，新生事物和真善美占据了主流，赵树理有效地把握住了这个主流的大方向，创造出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学样式。

    今年是赵树理诞辰110周年。他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以我的理解，他每天都活在矛盾中，除了外界给他带来的矛盾，更多还有他生命内部滋长出来的矛盾。所谓“伟大的人心胸复杂，杰出的人心里复杂。”相对于文学多重矛盾性，他给了我们巨大的文学“民间”的阅读快乐。文字带给了我们一种绵远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美好。如今他家乡老一些的人说起他，更多的时候只一句话：赵树理把沁河两岸的人事都写活了。

    作家的责任不在解决问题，难题应留待政治家去完成，作家是重在发现问题，用艺术的形式反映出来。

    今天，我们学习赵树理，首先，要学习他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事，让农民来看。其次，要学习他深入生活，扎根民间，只有低下头走进百姓的生活，才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充满了滋味。一切都是和土地有关。它承续身体之外的经验，又在身体之内启悟未曾有过的感知。只有和老百姓贴心贴肺地交往，所写作品才可能有情有意，有血有肉。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赵树理活着时，我没有见过他，从沁河两岸四季变换的风物人事中，我可以想见他活着时的情形：他只知道土地对他的情分不薄，他只知道他熟悉的人事便是一条河流两岸的庄稼，收割了就算完事的一茬，他只知道他该牵挂一条河水两岸的风物人事。作为写作者，他太看重这人世苦乐了，他有牵挂，有不舍，他却在牵挂未果中走远了，他是这个时代永远的高度。

    张江：某种程度上说，作家、艺术家永远在追赶生活，因为生活在不停地延展、更新。当然，一些优秀的创作者有可能凭借自己的预判走到生活的前面，但是，这种预判也是建立在对现有生活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赵树理出身农民，他对农村、农民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越一般作家，但是即便如此，赵树理还是要长期深入到农村，与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可以说，他笔下那些鲜活的农民形象、那些生动的语言，都是在农村的土地上熏出来的。这一点，值得当下的作家、艺术家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