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经历 治史理念——访陈铁健先生
来源: 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作者:宋传信 徐香花 时间:2023-11-30 点击:
采访者：陈老师，您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您对那个年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和感受是什么？
陈铁健：我193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县。那一年是伪满洲国康德元年。伪满洲国当时处于日本控制之下。我小的时候，常看到日本鬼子抓人，连吃大米都会被抓起来。有一次，父亲单位丢了东西，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父亲抓走，又到家里来翻箱倒柜地找，当然什么也没找着。后来经侦察，是日本课长监守自盗，父亲无罪获释。但父亲在监狱里已被施刑。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深感做亡国奴的悲哀。
采访者：您后来在学术上有这么高的造诣，是否与您幼时的家庭教育有关？
陈铁健：是的，我受家庭的熏陶很大。我上小学的时候，必须学日语。父母都有文化，常告诉我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祖父和外祖父也都有学问，特别是外祖父，公开身份是安达县教育局局长，实际是国民党地下党员。每到寒暑假，我都去外祖父家，他教我写毛笔字。我至今还喜欢用毛笔写字，与他老人家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采访者：您最初是怎样接触到中国近代史的？
陈铁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没几天日本关东军就完蛋了。1946年春，安达和平解放。1947年，我小学毕业，考了全县第一。县长姜克夫亲自颁奖，奖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东北军政大学编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我很喜欢，翻阅多遍，都翻烂了。它是我接触近代史研究的入门书。受这本书的影响，我日后经常买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看。
采访者：您中学期间的求学经历如何？是否遇到对您产生深刻影响、一生难以忘怀的老师？
陈铁健：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安达中学读书。中学时代，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有个讲授古文课的老师，是安达中学校长，他要求我们坚持写日记，每周要交给老师批阅，我的作文经常受到表扬。我以后学古文、写文章的基础就是从这时打下的。我从小学起就爱看武侠小说，在这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下，我更喜欢文学了。《东北文艺》《人民文学》每期我都买，还找俄国与欧洲的文学名著看。安达中学图书馆的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差不多被我翻遍了。我父亲这时在新华书店工作，也经常带新书给我看。
父亲的工作经常调动，先到哈尔滨，没多久又调到沈阳东北电业总局。这样，我就跟着转到沈阳第四中学继续读书，读初中三年级。
采访者：全国解放后，您的读书求学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铁健：我在四中刚念了半年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过江抗美援朝。这时候，几乎所有同学都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表达爱国心声，那时候大家爱国热情高涨，坚定响应党的号召。我也不能落后呀，也报了名。那一年，我16岁。
采访者：可敬可佩！您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吗？
陈铁健：哈哈！很可惜，由于身体瘦弱，我没能去朝鲜前线。顺便说个插曲，我父亲之所以给我取名叫“铁健”，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瘦弱，他希望我能强健如铁。前线没去成，但我被录取进入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入公安干校的第一关是政治审查，极为严格。先学政治课，如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老实说，一开始我听不明白。接着，迎来“忠诚老实”运动，全国机关都开展，每人都要交代从祖上几代以来的社会关系。这时候，我就讲了外祖父是国民党员（并没做什么坏事）的事。组织上进行了调查，认为属实。第二关是学习民警业务。最后一关是再次进行政审，不合格者退学，分配其他工作；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留下，参加秘密工作的专业学习。我通过最后的政审，留校学习。
采访者：毕业后，您从事什么工作？对您后来的研究有帮助吗？
陈铁健：1952年夏学习结束后，我被分到沈阳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从事保密工作，在市里的秘密据点到处跑，搜集敌情。没多久，因为有点文字能力，我被调回政治保卫处办公室，专门写材料。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敌情历史，翻阅东北地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档案。其间，我还给领导当秘书，能看到的机密材料更多了，比如1954年中央处理高岗、饶漱石的会议记录、通报等。除此以外，我还经常参与研究专案，很忙，每天都熬夜。这个时期的经历，对我以后研究历史、观察社会都很有帮助。
采访者：您的文笔很好，这在学界是有共识的，您当年有没有考虑选择从事文学创作研究？
陈铁健：文学和历史我都喜欢，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文学。之所以没有从事文学工作而从事历史研究，这不是我个人能选择的。1955年，中央号召年轻干部考大学。我不愿在机关里一直坐下去，就想考。领导不同意，我就跟他磨，说：我才初中文化，需要提高，你放我去，学完后如果可能我再回来。最后，他同意给我一次机会，说：你考上就走，考不上以后不准再提这事。我突击背书一个月，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吉林大学）。由于我喜欢文学甚于历史，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文系，但被调到历史系了。后来我才知道，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看中我的履历，觉得我政治上可靠，想让我担任年级支部书记（我1953年入党），就这样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暗地里把我调到了历史系。
采访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探索发展时期，大学期间有什么事情让您难以忘怀？
陈铁健：我就是个书呆子，哪适合当支部书记呀！既然组织要求，那就服从。这时候，我学历史很专注，不像有的同学从中文系调过来后不愿学，毕竟历史是冷门。大学就读了三年，还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有的同学讲苏联红军在东北胡作非为，有的讲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都给打成“右派”，甚至受了20年的罪。我心里也觉着同学说的没错呀，只是没表达出来。作为支部书记，我反映过同学的言论，对此我深感愧疚。至今，当年被打成“右派”的6位同学已去世3位……
采访者：大学毕业后，您就正式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了吧？请您谈谈自己最初是如何具体开展研究的。
陈铁健：1958年，我本应读大四，赶上“大跃进”，我们十位同学就提前毕业了。我和两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新设的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的历史研究所。我负责东北现代史，研究东北抗联和东北党史，先搜集这方面史料，主要是做口述史，先后采访了周保中、冯仲云、钟子云、赵毅敏、李实等人。为了采访，我到处跑，他们中有的住在北京，我就到北京待了半年，找他们一位一位地谈，有的谈五六次。
1958年到1961年，我主要做两件事，除了采访外，就是到中央档案馆复制中共满洲省委文件。另外，1960年，东北三省各抽5个人到黑龙江省委党校，集中起来编写东北党史和抗日联军的历史。我被抽中到哈尔滨工作了一年，也主要是采访。
采访者：您后来从吉林来到北京，进入近代史所，期间经历如何？
陈铁健：1961年冬，我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阅抄日伪战犯案卷，周末就到城里的近代史所找大学同学李义彬。他比我大3岁，今年85岁了。当时，他正参与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负责资料工作。李义彬的办公室（兼宿舍）在东厂胡同原黎元洪总统官邸的八角亭，我周末去了之后，两张办公桌一拼，当作临时的床。这样，就与彭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见面了。彭明对我说：你能不能过来帮忙啊？一边工作，一边进修，主要是工作，你回长春说说。
于是，我回长春请示所长佟冬（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佟所长曾在延安时期跟范老（范文澜）合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佟所长说：你去吧，跟范老学学，挺好。可是，副所长万九河（时任东北师大历史系主任）不太同意，毕竟东北史研究也需要人。我说：请你给我半年时间就行，去跟人家学学。他说：好吧，半年后你必须回来。就这样，我来到北京，成了李新牵头的编书组的临时成员。
采访者：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成为李新老师的学生的？
陈铁健：我到编书组的时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已写好了（1962年7月出版）。我接手的工作是征集中国现代史资料，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冷超老师一起负责抗日战争部分，到处查档案。另外，吴老（吴玉章）正在写回忆录，李新让我帮忙搜集辛亥革命的史料。
到1962年暑假，我该回吉林了，彭明希望我再延长进修半年。回长春后，我跟副所长万九河磨了半天，他勉强同意我延长半年。刚返回北京，见到彭明，他对我说：你赶快去李新那儿一趟。我匆匆忙忙到了铁狮子胡同李新家。李新说：我准备招一名研究生，读研究生收入会减少，你是单身，经济负担小些，我希望你能来。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时就答应了。李新说：你还是跟父母商量一下。当天我就赶往天津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为我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感到高兴，而且到北京后离他们也近了，可以常见面。第二天，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李新。经过考试，我就成了李新老师的研究生。
采访者：很羡慕您啊！这段学习经历对您日后的学术研究肯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吧？
陈铁健：是的。读研究生时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实际上，我的导师有两位：李新老师开列书目，要求我读古文、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著作；黎澍老师要求我们这些研究生系统地阅读马列原著，指导我的政治理论学习。两位导师都要求写读书心得，每个月都得交给他们看，如果一时不能形成文字，就聊一聊。这三年（1962—1965年），特别是前两年，读的东西很专、很系统，多读书、勤思考、多练笔，为以后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采访者：三年研究生时光，您一直待在近代史所跟着李新、黎澍老师学习吗？
陈铁健：并不是这样的，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学习就被打断了。秋天，我和所里全体成员到甘肃张掖参加“四清”。在张掖，印象最深刻的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四清”有个规定，不能吃老乡送的东西，我们被饿得够呛。当地老百姓都很穷，我所在的那个老乡家，五口人就一床被子，和衣而卧，棉衣都破得飞棉花。
我们在张掖参加“四清”半年多，该结束了，带队负责人提出把年轻人留下继续劳动锻炼。当时，我们所里这些人，都因营养不良患浮肿了，身上一按一个坑。所以，黎澍、李新、姜克夫等人坚决反对，说：万一饿死怎么办？争论了半天，最后决定到条件好些的山东黄县劳动。去之前，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利用这个空闲，我结了婚，那年我31岁。
1965年5月底，我们来到山东黄县，多半在果园里劳动。劳动虽然很繁重，但田园生活很愉快，吃的也比张掖好，每顿饭都有咸鱼，身体慢慢恢复了。
采访者：“四清”结束回到所里，您参与什么工作？
陈铁健：在黄县劳动半年后，回到北京，我被分到李新任组长的通史组，协助范老修订《中国通史简编》。范老让我搜集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这项工作刚开个头就被迫停下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所里气氛很紧张，大家都觉得来头不善，也没法安心学习研究了。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黎澍，想写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以表示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紧跟形势。黎澍点名让我帮他写文章，李新也同意，我就去帮他写“表态文章”了。
近代史所藏有13封吴晗与胡适的通信，黎澍让我写一篇通信评注。刊物焦急地等待发稿，而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竟上纲到“反革命”了。那一阵，我简直是疲于奔命，每一两天就要改写一道，送给黎澍阅改。这就是《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评注胡适吴晗通信》。
采访者：《评注胡适吴晗通信》发表后产生了社会影响，也引来批判之声和批斗运动，是这样吗？
陈铁健：是啊！没想到是引火烧身。6月3号早晨，我听广播，说的就是这篇文章。我越听越不对劲，原来是批判我们的，给出的罪名是：黎澍及其所在的近代史所垄断吴晗胡适档案材料，假批判，真包庇。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和批判文章。批判文章是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搞的。在一些学术观点上，这位副所长和范老是有分歧的，最后学术之争变成了学派之争、门户之争，甚至敌我之争。
《评注胡适吴晗通信》被批判之后，《新建设》、历史研究所就把大字报送到了近代史所，污蔑范老是“王朝史学体系的祖师爷”。接着，所里有了“造反派”，很快戚本禹来插手了。1966年6月15日，造反派夺了权，批斗开始了。
所里的批斗虽然不像社会上那么野蛮暴力，但足以让人斯文扫地。比如，研究太平天国的罗尔纲，被造反派戴上纸做的顶戴花翎，弄成清朝官员的样子，游行批斗。因为这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历史研究》停刊了，主编黎澍首当其冲受批斗。我、何重仁、丁守和等人陪斗。同在所里工作的妻子都快分娩了，也被拉去陪斗。7月初，妻子生下儿子，我给取名曰“畏”，取自龚自珍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采访者：毛泽东主席曾出面保护范老，让他继续专心编修《中国通史》，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情况吗？
陈铁健：戚本禹在所里成立一个党史组，共五个人（近代史所三人，历史所两人，由丁守和负责召集），把我吸收进去了。时间不长，也没干成什么实际的事情。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党史组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让他女儿李讷到范文澜家，转达嘱托，希望范老继续编修《中国通史》。范老让我参与编书组，可掌权的造反派不同意。遗憾的是，范老1969年7月病逝，未能实现重修通史的心愿。
1970年5月，所里开始下放学改。恰巧上面指示范老生前主持的编书组留京继续工作，负责《中国近代史》上卷修订、下卷续写，军宣队和工宣队就把我留下了。当时，留下的人有十一二位，余绳武领着改上卷、续下卷，他后来担任近代史所所长。我负责太平天国这一段，所以没下放。我妻子和同事们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到1972年才回来。等到所里大队人马回京后，我从通史组调到近代史组，继续做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研究。
采访者：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请您谈谈在编辑部工作的情况。
陈铁健：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由迟群主管。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历史研究》重新交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原主编黎澍接管，在和平饭店租房办公。黎澍从近代史所借调丁守和、丁伟志、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为了组稿，我到处跑，在昆明、成都、广州等地的大学，一待就是两三个月。到上海组稿最难，“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对《历史研究》根本不买账。工农兵的稿子比重大，但质量不高，需要我们重新改写。我们自己也写一些应景的东西，但力争发表一点儿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来后，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便被记上黑账，幸亏有黎澍与丁伟志保护才幸免于难。很快又迎来“四五”运动，那期间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抄诗。大家用诗歌抒发怀念周总理、痛恨“四人帮”的心声。
1976年10月，“四人帮”一倒，黎澍就带着大家揭批。他派我和历史所的诸葛计到上海调查“罗思鼎”的情况。那个时期，《历史研究》的影响很大，不少文章还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这些文章在史学界、思想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采访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开始活跃，您个人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请您简要谈谈。
陈铁健：这个时候，我开始涉入瞿秋白研究。我很早就读过瞿秋白的文章，没觉着他有问题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过去被作为党的领袖来纪念的瞿秋白，一下子被定为叛徒。太奇怪了，到底咋回事？这个大问号困扰着我。1977年，我从《历史研究》编辑部回到李新负责的近代史二组，也就是现代史组，负责研究五四以后这段历史。这种安排，正适合我做瞿秋白研究。
我到二组没多久，胡乔木找李新、黎澍和廖盖隆，布置写《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毛泽东传》，并要求尽快写出来。1978年8月，我们到中央党校集中写稿。黎澍、郑惠、席宣、郑新如、徐世华和我是国史编写组成员。我对“文化大革命”研究有兴趣，黎澍就让我负责写“文化大革命”史。对此，黎澍也犹豫，能写吗？但他又说：我们一定要写一部对得起当代、对得起后世的信史！他亲自找彭真、胡耀邦等人请教，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不赞成的人也是觉着不好写。我们几个组员到中宣部等单位搜集、复制“文化大革命”方面的档案，很忙。
我和郑惠还去上海调查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如何出笼的，查阅“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委的会议记录、《文汇报》定期上报中央高层的内部绝密情况报告，弄清了内幕。在上海，我们待了半个月，白天黑夜地忙。利用看档案的间隙，我开始写《重评〈多余的话〉》。回到北京后，我请同事们提意见，反复修改，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文章证明瞿秋白不是叛徒，受到茅盾、丁玲等前辈作家和党史学界的称许。
1979年5月，中央纪委成立专案组对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冤案复查。我被借调去参加瞿案复查组，在上海、杭州、常州、南京、无锡和长沙等地走访，调查与瞿案有关的人，还采访了瞿秋白在文艺界的故交。这些材料，为几年后撰写《瞿秋白传》做了充分准备。1986年，这本书出版。
采访者：您经历丰富，取得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需要传承，您对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有什么建议和希望呢？
陈铁健：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有敢于求真的品格。我始终认为，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真正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历史学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求真是最基本的“史德”。弄清事情的真相，要重证据，靠史料说话。就像胡适所说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像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历史研究要细化，弄清一个个小问题，才有可能还原真相。看的材料多了，认真比对，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更可靠。
二要有开阔的视野。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开阔视野主要靠阅读，没有庞大的阅读量是不行的。比如，黎澍老师指导我读马列原著，不仅要精读，读懂其中的基本观点、方法，还要结合时代变迁厘清哪些个别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真正领会其精髓。又如，要深入了解某一段历史，需要查看当年的报纸、杂志甚至是闲书野史。读书、研究，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
三要会讲故事说道理。中国近现代历史波澜壮阔，是由诸多生动活泼的人和惊天动地的事组成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以文字的方式告知今人、后世。简言之，就是讲故事、说道理。你把故事讲生动了，人家才愿意接受；你把道理讲明白了，人家才会增长智慧。黎澍先生的文章，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而文字极其简洁精炼。李新老师的文字注重讲故事，他的讲话比写的文章还精彩，说理透彻，论文则写得相对少。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多向古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文章构思巧妙、文字简洁、文采飞扬，学习他们的精气神！
祝愿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虚心学习，扎实研究，不断进步！
采访者：谢谢陈老师！祝您健康长寿，学术长青！
学者简介
陈铁健，笔名陈石之、陈涧、陈中、阮园、秦肃宁、吴寅年等，1934年生，祖籍浙江绍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和硕士通讯评论专家组成员；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半生多误陈独秀》《红军何以败走苏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论文，及《瞿秋白传》《绿竹水南集》《书香人多姿》《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等著作，与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与黄道炫合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等。
（文章来源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主办：《北京党史》，2016年第6期，第53-55页）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