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极 风 情 录
来源: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 王一敏 时间:2023-07-31 点击:
很小的时候，妈妈曾告诉我，中国的最北端是遥远而寒冷的漠河。于是，我翻阅了关于北极的小书，摇头晃脑地向小伙伴们炫耀：你们知道漠河么？中国的北极!可冷呢!一年里，半年白天，半年黑夜，房子盖在冰上......孩提时代天真的想象，牵出了我长大能去实地考察的向往之情。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一场历史洪流把我涌到那里。不是带着防护帽，探索北极奥秘的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落下户口的北方农民。
生活的磨砺告诉我，那里不是幼时幻想的童话世界，它是地球上一方人类生存的普通区域。
如果说中国的版图形同东方报晓的雄鸡，那么它的鸡冠就是今天的漠河县。而我生活在那片土地竟恰恰在鸡冠顶部，中国经纬线的最北交汇点。
地图上有那么一条古老的河—额木尔，它似一条长龙，顺着大兴安岭的山势蜿蜓飘忽，最终缓缓地淌入黑龙江的怀抱。
江河汇聚的河套三角洲，象一叶木筏。多少年来,这里曾安扎过鄂伦春人、达斡尔人游牧的“撮罗子”，以及用桦树皮削成的小舟，在河面上缓缓划过。但是，真正在这里定居的第一批先民，却是随着李鸿章采办西林河金矿而出现的。那时，清代皇帝为派员取金，沿途设置了驿站，先民们便以管理驿馆为生计，也上山狩猎采集，下河撒网捕鱼，并把获物中的珍品：飞龙、鳇鱼、猴头……上缴取金的官臣进贡朝庭。
历史进入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山东、河北一带闯关东的移民飘流到这里，他们烧荒开地，伐木垄窝，平地里升起了袅袅青烟。解放以后，关内农村青年自愿结成垦荒队又开拔进来，从此，南依额木尔河，北傍黑龙江水，背靠大兴安岭，一个边民们集居的村落形成了。尽管它的人口没超过三位数，地图上免去标记，但它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北极边陲，雄鸡的冠顶!
多年前，当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南方城市青年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这里的住民向我们这群闯关东的小伙姑娘们，张开了粗实的双臂，盛情地款待：暖炕热墙、白馍小米粥、土豆烧牛肉，火烤细麟......
时过境迁，回城以后，经常有人问我：当“北佬”的历史有什么可值得眷念？
哦，多么引人沉思的发问!
是的，这段历史早已是埋到了心底的静物，应当说，随着年月的消逝而相去渐远。可是谁又知我内在心河的流向，却背道而驰。时空与心理的距离成了剪刀差，边陲纯朴的生活，与北方边民忧患相共的岁月,北极的人情世态、风物习俗......往事如腾涌潮水，竟然越来越急，越来越着力地撞击着我的心扉!
奇怪么？不，我想它，带着深深的爱恋!于是，我的笔尖不由自主在纸上滑动了。
一、山沟沟里的金凤凰
这是我到额木尔三年后发生的事。青春少女的灵魂，在这里曾闪烁过力的火花。
（一）
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都四月末了，风还那么紧，那么寒，江边的草甸子仍是一片鹅黄。
红秀家的门楣上，吊下一根细麻绳，绳梢上结着一方块红布帕，垂挡在门前，它象一道警戒线，把男人们都拦在了院外。我轻轻推开用狍子皮裹着的屋门，里面众多的大婶、大嫂们使我吃了一惊：难道她们都是代表掌柜的，来向红秀祝安贺喜？这里没有产院，在人们眼里，女人生个娃就象母猪下崽那般容易。接生婆备下的全部助产设备，仅是一锅开水，一把剪子，几张手纸，一条旧席（一般还不让在炕上产呢）。
我没顾多寒喧，径直走进了里屋。原来整洁的小屋，现在全变样了。特别的闷热，还夹着一股说不出的味儿。炕前吊着只摇床（红秀是从哪儿变出来的），里面睡着婴儿，我撩开小被，小人儿竟赤裸着身：红色的皮肤，皱巴巴地包着小骨骼，象剥了皮的灰鼠子。也许与我想象中的胖娃娃差距太大，不免想到有点恶心。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褂子干吗不穿上？我想问，又止住了。红秀就躺在炕头，脸色苍白苍白，闭落的眼睛带着一种安静，垂落的手指一动不动，人，仿佛去了一般。
啊，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变得这副模样!——是前天吧？她还颠着圆鼓鼓的肚子，乐呵呵地把我拉进这屋。
“小子不在家，冷清么？”我逗她。小子是她最心爱的人，上地营子盖房一个月，也该回来了。
她抿着嘴，露出两颗虎牙儿：“才不呢!”
“唉，都备得怎样了？”她羞答答地笑了：“瞧呗!”边说边把小褂子，小围兜，小裤衩们，花里胡俏地撒了一炕沿。哟!手艺还真不赖!那枣色的鞋面上，绣了一对活腾腾的班鴆!缚带上还拴着两只小绒球.......
“自己的呢？”我转身又问。
“啥？”她不解地望着我。
“坐月子用的呀!”我话没说完，脸先红了：一个大姑娘老三老四地问女人事，成什么哟。可红秀听得认认真真，象待姐姐那样。其实，我比她还小一岁，只不过我从南方城里来，多读了点书，知道的新鲜事多一些罢了。
“嗯？”她噔着眼。好象才想起有那么回事儿。我随手打开炕边上的小柜，全部补品：仅五个鸡蛋？!我傻眼了，心里酸酸的。算起来，离临产没多少日子了。
今天，我刚托人买来了几筒挂面和红糖，哪知，她凌晨早产了，而且直到现在还淌血不止!接生婆自然束手无策，只得求助于公社卫生院......我焦急地向大夫打听情况：止血针用过了，一会儿准备输液。
哦，我舒了口气，把带的东西放在柜上，心里默默向她祝福：但愿她产后安然无恙。
（二）
额木尔的暮春，山上地里一片碧绿。一旦阳光明媚之日，姑娘们头上包起彩色方头巾，小伙子脱去又黑又脏的袄子，穿上灰白色的单褂，也有穿着我们从城里捎来的的确良衬衫。大家扛着锄，嘻嘻哈哈地簇拥在一块儿，上额木尔河对面的小河西铲地去，摆过渡，象一群雀儿，飞落在广袤的田野里。
红秀爱和我呆在一块儿。她，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北方姑娘，却长得出奇的秀美，一双大眼象熟透了的黑葡萄，含羞脉脉，两条黑黑的粗辫儿，编得光亮光亮，服贴地搭在后脑勺两端，长长地拖到脚弯子。用红毛线打的辩梢，足有两寸多宽，走起路来，大辫一甩一甩，那辫梢儿宛如一对飞舞的彩蝶。我真羡慕那辫儿，后悔自己下乡前干啥非把小辫绞了不可？
一到地里，她用手绢把两根粗辫一束，脱去外罩的兰布衫，露出里面白花兰底的大襟内褂，这是她自己做的，领口和襟沿都镶着一条大红色的滚边儿，那红滚边儿衬着她丰满的身材、白净的脖子和胳膊，竟一点儿也不俗。她可真会俏俏地打扮自己!难怪屯里的小伙子们老爱往她身上瞅，可她，都不敢向他们打个正眼儿。我的同伴中间，有人议论到红秀，说她象一朵妖艳欲滴，芳香扑鼻的花，也有人说她是山沟沟里的金凤凰!如果从美的角度审视，我也认为这绝对不是溢美之词。当然，她也歆慕别人，尤其对一切没有见过的东西，反映特别敏感......
“这围脖儿的色真纯。”她摸着刘蒙蒙头上天兰色的乔其纱头巾，那是下乡前，蒙蒙母亲买给她遮风沙的。“这袜子怎么还有透气的小孔儿，挺别致。”
她指着我脚上的网眼锦纶袜。“你可真会评头论足，”我们笑嗔道。“不，都挺好的。”她说得十分认真。
铲地休息时候，我和红秀等几个姑娘喜欢跑到大江边去，那里的草甸子上，盛开着各种耀人的花朵儿：有红艳艳的百合、雪白的芍药，有紫茵茵的马兰、金灿灿的黄花菜......我们常常忘情地摘採，累了，席地而坐，背靠背的......
这一天休息的时候，红秀突然拉着我避开其他姑娘，来到江边的航标灯架下，她紧紧的倚着我，“去，远着点，天又不冷。”我说，“不，你身上的味好闻。”她在我面前总是那么温顺，那么恳切、小妹妹似地。
我有些奇怪，转而便恍然了：“回去，我给你一块上海香胰子就得了呗!”
“不，我......我有哈尔滨的”她低声说着，挨得更紧了。我发现她今天的神情有些悒郁，吞吞吐吐地，似乎想告诉我什么，这与她平时畅心的谈吐有些反常。
“和小子闹别扭了？”我问。
“没有。”她否认了，忽然伏到我耳边，悄悄地说：“我妈前天给我说了个人......”
“谁？”我打断了她的话。
“塔河林业局的小柳。”她怯生生地答着。
“那个汽车司机？”
“嗯。”
我认识小柳，他常上我们屯来拉燕麦、白菜、鱼什么的，我还搭乘过他的车到塔河坐火车回南方。一个机灵、洒脱，善于交际的小伙子，这是我的感觉，说不上较深的印象。
“你同意么？”她摇了摇头，低下脑袋，把两条粗辫顺着右肩搭到胸前，不言语了。我也陷入了沉思......
可真为难红秀了。小子，屯里真正的男子汉。他厚敦敦的身子，魁梧结实。他不爱说话，也不贪虚荣，喜欢一闷声地埋头干活。他和红秀从小在一张课桌上念书。当社员后，他抡钐刀，她跟着捆地，俩人不知什么时候早好上了。只是小子没妈，爹呢，过去曾给日本人作过事，有那么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而红秀家是硬当当的贫下中农，她妈还是队里的贫协主席。这门亲事就为这，好象堵了一道墙，两家一直没推开。然而，年轻人的心是隔不住的，他们偷偷约会，互诉着自己心底中的深爱。
当然，马大娘—红秀的母亲，也是一个有能耐的女人。她，约莫五十来岁，一贯面容严肃，高高的额骨有力地支撑着平平板板的面孔。她常穿一身黑色衣裤，
小腿肚上还爱紧紧地裹上黑绑腿，即使是夏天，也照常如此。她每天出门时，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总是别得端端正正，熠熠发光。她出身贫苦，曾不止一次的给我们知识青年忆苦思甜，队里大会小会也少不了她发言做报告，尽管理论水平不高，但语句还通顺，一张脆快的嘴敢说敢道，有股冲劲，在我们心目中，她俨然成了贫下中农的象征。不过，我总觉得她不如老常头那样慈祥可亲，叫人有点敬而远之。
现在，两军对垒，事情该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了解红秀的性格，她柔和、多情、心软，眼下能顶住母亲的威慑么？
清新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吹拂着草甸子里的细草，远处的水泡子里，飞起了一群灰褐色的野鸭......
（三）
然而，事情的突变都没容人细想，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
那天晚上，夜潮漫漫，天似乎特别黑，村子里似乎特别沉静。半夜，红秀突然闯进了女知青宿舍。她披头散发，扑倒在我床上拼命地哭!原来，母女俩交火了，马大娘骂她不要脸，臭婊子，要赶她出门!这些所加之罪，仅仅是因为她喜欢小子!她受不住了，跑来向我们哭诉，那嘶哑、哀怨、悲戚的恸哭，使我和其他几个女伴心都痛了。望着她红红的眼睛失神、痴呆的神情，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女人的命运，怎样才能不受人摆布？!我觉得，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我帮她擦去泪水，问道：“你愿意和小子黄么？”她痛苦地摇着头。“你决定跟他好到底？”
她低下头默认了。“那你明天就跟小子上公社去登记!”
我的决定使她有些恐慌。我没再往下说，只递给她一本书，那里面有鲁迅的小说《伤逝》，这是当时我们的阅读范围中，涉及到恋爱婚姻方面唯一合法的书籍。她接过去了，我却撒腿跑到了小子家，深更半夜敲开门，告诉了他这一切。小子默默地听着，两手反绞，捏得指骨节“格格”作响，闷了片刻，说道：“照你的办!”四个字，斩钉截铁!真痛快!
后半夜，他们俩在村外的树林子里相聚了。第二天一早，小子他爹把铺盖搬到了马号。下午，红秀和小子双双去公社登记了。没有酒宴，没有娶嫁的胶轮马车，没有众人闹新房，但有情人终成眷属!
全屯的人都惊奇地噍着这一切!!!
是啊，在这片僻远的土地上，人们一下子似乎还来不及接受这样快的变异，那好象是故事里的事，怎么会出现在额木尔呢？当人们发现这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是贫协主席的女儿，于是，各种议论也接踵而来。有人说，早就亲眼看见小子、红秀夜里钻进树林子蹲了半夜；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些爱嚼舌根的大嫂们还咬起耳朵，绘声绘色地说着不堪入耳的悄悄话......她们不仅对红秀侧目斜视，对我，有时也会瞥上一眼鄙视的目光!
我完全没有料到事情的后果，一个女知青，该怎样抵御屯子里的舆论重压？哦，我又想起了老常头，好人真难做，我的心被搅乱了......
但，我又完全没想到，婚姻，有时可能使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改变过来!红秀，就好象根本没那回事似地，婚后第二天就跑到了我这儿......尽管那以后，她从未能回过只隔一排房的娘家，尽管泼辣的马大娘逢人便说自己的女儿没出息，但她并没有唉声叹气。走起路来，挺着鼓鼓的胸脯，甩着两条长辫（她结婚不绞辫）；干活休息的时候，搂着我大声说笑，天不怕地不怕似地!我感慨地发现，她更美丽了，一种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自然美!
此时，我突然悟得：人是可爱的，人心是可沟通的，没有什么可怕的!
（四）
“咚咚咚!”急促的叩门声......红秀的妹妹芬儿突然站在面前，她眼里全是泪：“我，我姐......她不好了......”什么？我的脑袋“嗡嗡”的，拉着芬儿就跑。
一进屋，就跟马大娘撞了个满怀：“红秀怎么了？怎么了？”我只是一连串的发问，全不顾她的神情：“唉，你噍瞧……”我这才发现，马大娘的声变调了，一双小小的眼睛泡肿得宛如两颗红红的大芸豆，双颊也深深凹陷下去，她端着个盆，里而是被血浸透了的棉褥套。
大出血？!凭着一点可怜的医学常识，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在抢救么？”我边问边冲进里屋。红秀的身边已置起输液架，丰润的肌肤失去了光泽，她脸色青灰，两眼紧闭，人陷塌得如一页纸片儿。
又一堆血褥子从她身下换出，马大娘用袖子抹着脸“呜呜”地哭了。啊，为什么现在才想到红秀呢？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女儿是好是孬么？难道她没看见女儿怀孕后吃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活么？我想，她此刻应该感到内疚了......
又用了两支止血针，血暂时被止住了，但红秀因严重失血，呼吸微弱，奄奄一息。大夫决定：“输血”。
对，输血!可公社卫生院没有血库，上十八站？要一天。上呼玛？要两天!红秀能拖累么？
此时，外屋已聚拢了不少闻讯赶来的老乡和知青，人们担心着，有人提议：不能屋里的人输么？
“行!”大夫同意了。
红秀的血型报告：——A型。
于是，全屋的大人轮着验血型，B型、O型、B型、 AB型......人们紧张地等待着血型结果，却是一张张失望的脸!
我也伸出了手： ——A型!啊!我万万没想到一屋子的人，竟然独有我是A型!这简直是命运的安排!我激动极了。
一百CC、二百CC......四百CC。血，殷红的血，缓缓流入了红秀的血管......
红秀终于复苏了!!
马大娘“扑通”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泣不成声，周围的乡亲们拉着我的衣裳也都哭了，仿佛我是救星一般!我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不想说。隔着人头，我只看见——红秀微微地睁开那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朝着我笑了，好象从未经受过什么重压似地，会心地笑了。
二、亮闪闪的网眼儿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祖父就故世了。十七年后，在北极的额木尔村，我遇见了一位该称爷爷的老人，他哪么慈祥、善良，却——
（一）
他死了？!等我连滚带爬。从筑路工地赶回屯，老常头已入土了，埋在西岗坡—杂树林的老坟地里。那地方，伴着深秋的冷风，总似有无数黑魆魆的魅影在游动。
面对矮矮的木房，我留连徘徊，眼幕中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用柈子码成的院墙，平平整整，结结实实。屋檐下垂吊着一串串烟叶儿，晃晃荡荡，悉悉瑟瑟。黄麻老牛套子仍搁在门边的木墩上，静静悄悄。“暖八拉”的门敞开，铁丝绳上还挺晒着几片网子，那透明的网眼儿，黑沉沉的铅砣子，四四方方的桦皮浮标，粗粗的网纲......哦，鱼网，我的手颤栗了，象第一次拿起缠满尼龙丝的织梭，扣着网结......
（二）
一年前。我跟着生产队长走进这又低又小洞窟似的房子，四壁和天花板被烟熏得乌黑，狭长的网片横跨了屋子的空间。
队长向老常头派了任务，留下我，走了。
能使唤么？”他沙沙的语音，象磨刀声。我停下手中摆弄的梭子，细细地打量着这个象马一样弓着腰的孤身老头：弯弯的短眉，弯弯的细眼，弯弯的嘴角，连耳朵也是弯弯的，象水饺儿。他似笑非乐，似忧非愁，若不是那酱赤色的脸庞上布满深深的褶皱，我真的会以为来到了苏州西园的济公像前!我忍不住“噗哧”一下笑出了声。
老常头没理会，伸出麻糙糙的手，在鱼网上扣起网结儿，灵便而轻巧，显然，是示范。我连忙跟着学样，手指却变得僵硬，还微微发颤。
“不忙，不忙，慢慢学么，过半天，就顺溜了。”老头的沙音笃忒忒，宽厚的微笑，使面部器官连同眉毛形成了六条不同曲率的园弧。
我的心静了，凑着窗洞里的一束阳光，编织起来，留下一排排齐展展的网眼儿。
初冬是黑龙江上捕鱼的旺季。每年封江后，江中的冰眼里，盛产肥厚、鲜美的各种鱼。它们与南方的同类，外形迥然不同，名称也挺有意思。什么“提不起裤子”（七里夫子鱼）、“马大哈”（大马哈鱼）、“细林”（细鳞鱼）、哲罗鱼……常见的有十几斤重，甚者上百斤，至于称为庞然大物的鳇鱼，它那鬼怪式鼻子又尖又长，令人敬而远之，可老常头说，鳇鱼就数那鼻子最肥美!
在额木尔，老常头是屈指可数的捕鱼能人，他打的冰眼“流”选得准,冰薄水深；他编的网子，眼细扣紧，有拉几百来斤大鱼的功力。
这些日子，老常头每天领着一帮人下江凿冰窟窿眼儿，不亦乐乎。而这黑瓮瓮的小屋也随之热闹非凡。一到晚上，上这里唠喀、歇脚、串门的，老的、少的、小的，满哄哄一屋子人。来客们进出全不用向主人打招呼，炕上笸箩里的烟叶儿，火墙夹炉上炖沸的开水，似乎是专候这些人来天南地北瞎扯谈，真是比在自家还悠然。老头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殷勤得有些卑怯，好象唯恐怠慢了这些闲唠喀的乡里乡亲。
可悲的老常头，就象是这屋里的一件活动的用具，人们都需要它，却没有人正视它，这样随意的态度，难道也是一种亲密么？然而，老常头那么满不在乎，那么真心真意，那么巴巴结结地招待着人们。我环顾整个小屋，除了一张土炕，一方木桌，几个板凳外，全是鱼网、鱼网，院子的“暖八拉”里还是鱼网。也许他的心，正象那细密的网片中缺了个网眼儿。
可有一次，老头向这些乡里乡亲板了脸，甚至要撵人!说起来，究竟是为了谁呢？
“老常，八年了，别——提——她了!”有人对着老头又吊起嗓子，学着《智取威虎山》的京腔念白，那“她”字还狠狠加了个重音。
老常头呢，照例捻着烟纸里的一撮烟叶儿，蜷缩在一边，笑眯眯地弯起眉眼。“瞎扯啥哟!瞎扯啥哟......”他说话不紧不慢，爱用叠句。我见他蹲在屋角上，便将自己坐的一张小方凳端了过去......
“嘿!老常头得了个城里闺女!”又有人扯着嗓门，我微微一楞。
“瞎扯啥哟，嘿嘿......”老常头吸着烟，乐盈盈的，于是，人们闹上了：“好福份呐，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哟!一个更比一个俊!”“瞎——扯个球!”突然，老常从屋角里吼了起来，象从地里爆出个闷雷!人们毫不防备，轰怔了......
怎么，他有闺女？一个走了的闺女？为啥说不得，难道真是“别提她了”!？
我惊异......
（三）
黑龙江上游的初冬，已零下四十度左右。
早晨，东方缓缓地吐出个淡橙色的光团，天边没有一丝霞云；江岸光秃秃的枝丫上也不见栖鸟。寒雾匍伏在冰封的江面上，白皑皑，迷蒙蒙
老常头走在前面，他弯弯的脊背上，驮着一搭子网片，那上面的铅砣、浮标的，随着他蹒跚的步伐来回摆动。我兴冲冲地紧跟在他身后，扛着一把小镐头和小半袋干粮，准备一饱冰眼逮鱼的眼福。”
走下江道，凛冽的江风裹着微小而又坚硬的冰凌子，刀割似地扑面打来，几乎要把人掀倒。老常头时时转回身来瞅瞅我，问：“能赶趟吗？”我被风压得抬不起头，“嗯”的吭着声，只顾赶脚下的路，深一脚，浅一脚。
过了江口，拐进河套，风弱了。透过浓雾，影影绰绰可以看见一个个冰窟窿眼的记号—笔直笔直的桦木标杆。
冰眼儿约三尺见方。老常头放下肩上的网子，轻轻地趴在洞口，侧面聆听，我也顾不上跺去鞋上的冰碴儿，学着他样。
“呀!”我听见了冰下淙淙的淌水声!老常头转过脸朝我摆摆手，怕鱼吓跑？我有些迷惑。只见他用镐头轻轻刨去窟窿里的一层浮冰，一泓新水立时涌现在眼前!这会儿他才直起腰吩咐：“该起网了，你候着。”那慎重的口气，全然不见了那付哈哈相。“行!”我不敢怠慢。这里老乡讲迷信，说“女人上山树砸人，女人下江船要翻。”老常头今天肯带我来，敢情是破了戒规，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这时，太阳有一杆子高了，江面上浓浓的白烟，正在融融漾漾地飘逝，渐渐露裸出波浪状的坚冰，一层又一层。
起网啰!移动的网纲，象一根细绳，牵动着我的心。“啪!”一个水花打了我一脸。嗬!一扇红褐色的大尾巴在眼前来回翻滚，“有鱼啦!”我失声大叫。
老常头一声不吭，稳稳当当地扯动着网纲，拉拉松松，松松再拉拉。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既怕网子扣不住大鱼，又怕鱼儿一出水面扯破网眼儿。第一条约摸十来斤重的“哲罗”上来了，老常头娴熟地掰开紧紧裹在鱼身上的网片儿，随手往边上一扔，那鱼儿不甘心地甩着尾巴在冰上乱蹦乱跳，几秒钟后，便硬梆梆地成了一条冻鱼，可模样还是跃跃欲蹦的挣扎相，啊，这是多么新鲜有趣的情景!兴奋中，鱼网已起一半了，我急忙丢开手上的棉巴掌，赤手从网上扒下一条条色彩斑烂的鱼儿.....
一会儿，我的棉裤便冻成了两条冰棍儿，棉胶鞋上包了厚厚一层透明的冰，亮晶晶的，很象冰糖葫芦。忽然，我左腿失去了重心，脚滑向冰眼......还没等我反映过来，一只有力的手已紧紧拽住了我的胳膊，哦，多惊险的一刹那，我喘吁地瞧着冰窟窿诚恐诚惶。“不忙，不忙”，老常头慢悠悠地抹了一把弯眉上的白霜，关照着，仿佛这一切他已屡见不鲜!
晌午的阳光冷漠地扫视着北国大地，江里多棱形的冰波上，反射出无数个金银色的光环，耀得人眯眼。
我跟着老常头来到江边的一片杨树林子里，歇脚吃干粮。我找了个树桩，捋去积雪，坐定。老常头却哈着腰钻进林子深处。一会儿，他抱回一捧干柴架起火。又从麻袋里拣了条一尺多长的小鱼，用斧子劈成两半，撅了根树枝插入鱼腹，放在火中烤着。“滋——”，火苗化去了冻鱼的外衣，现出些红色的鱼皮。慢慢地，鱼皮黄了，透出一股扑鼻的香味，在林子缭绕。鱼，终于烤好了!
老常头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往鱼腹里撮了点盐花儿，然后象端了一碟佳肴，满意地递给我：“尝尝吧，火烤细鳞。”
我轻轻剥开焦黄的鱼皮，里面翻出了细白的嫩肉，一入口，它们便溶化了。“真好吃!”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南方的大花鲢，“您也吃呀!”
“不忙，不忙”，他拿出烟袋，捻叶卷烟儿。“您在这江上捕鱼有多少年了？”
“老鼻子啦!”他晃着头，朝我幸福地笑了。我嘴里咀嚼着细鳞，却凝眸注视着他那张脸：甜甜地，自豪地，不浮于面部线条的组合，发自他的心坎儿!
我不由地想到，这么多年风风雪雪，他孤身一人,难道还没有领悟到人间的沧桑，难道没有美好的记忆，也没有自己的亲人......忽然，我想起了样板戏里那一段京腔念白，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老常，您的闺女在哪儿？”他衔着烟头，细细的眼儿眯缝成一条线，须臾，又松松地笑了：“关里呗!”
再问，没下文了。
（四）
日后，关于老常头和闺女是怎么分开的，我终究向人打听清楚了。
老常头原籍河北，康德年间（满洲国的年号）从关里飘落到黑龙江流域，一直没娶亲，孤身。老乡们说，五八年他回关里老家，领回了一个瘦瘦的丫头儿，老常头心疼得邪乎，要啥给啥。那丫头出落成大闺女，可俊哩!后来说是闺女回关里探亲娘，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呢？算起来，少说也有三，四年了!
......
一九七〇年的除夕，我特地从代销店买来了两瓶雪梨酒，送到老常头跟前。为了什么，是还平时请我吃好饭的盛情？还是怜悯他失去闺女的冷清？说不清，两可吧。那一晚，我主动留下陪他吃年夜饭，他真是快活极了，弯弯的嘴儿一直没合上。我也暂时忘却了因远离亲人过年而产生的惆怅。
夜深了，我象往常那样向他告别。
“我知道，我知道......”老常头应着，脸上的笑意却渐渐凝滞了。他伛着背送我到门口，竞摸着门边墙上挂着的网片出神。在那昏暗的灯光下，网眼儿在一闪一闪地发亮，突然，他象是想起了什么？说道：“不忙，不忙!”他边说边爬上炕，翻出一个掌心大的红纸包儿，猛地塞进我手中。“拿着，拿着!”那简洁的短语，不容人迟疑。”
我吓了一跳：“什么？”
他似乎有些难言，顿了顿才喃喃地嘀咕：“不算啥，鹿胎膏，不算啥子......”
鹿胎膏？我的脸突兀地烧得发烫。自从到北方后，自己的例假一直不正常，有时小肚疼得直不起腰，这种事又不好意思向人求医，只能硬撑着。听说鹿胎专治妇女病，只是十分名贵。象这样一包鹿胎膏，不知老常头是什么时候珍藏下的，我怎么好意思接呢？
我为难了，不知说什么好。
“接着吧，闺女。”苍老的声音，沙哑得发闷，这是他第一次没称我的姓：“原想把它捎给俺闺女，可......可一直没信儿，闺女，你......你就......” “好，别说了，我收下!”我的手紧紧地捏着那红纸包儿。心律有些不齐了：老常头，六十开外的人了，您老这辈子心里最稀罕的是什么？是牵动您思念的闺女回来么？从您刚才的神色中，我已发现了真情!您需要人，黑屋里有人您觉得亮堂!蜷在人堆中您心里喜欢!您期待着闺女回来，希冀着人间的儿女之情!哦，人间不需要泛泛的同情，而是彼此的理解。我明白了，胸中象被什么堵着似地难受，泪水直在眼窝里转悠：“大爷——”我想叫......
一晃，冬去春暖。
临上二龙河前，我再也憋不住了：“大爷，我替您给关里闺女写封信去问问吧!”
他一呆，好半天，竟呵呵地笑出了一串浊泪：“敢情好呗!敢情好呗!”
那一天，他弯弯的眉眼低垂着，颤颤颠颠地絮叨没完没了，似乎要把多年的思念之情都流泻于一叠薄纸
之中......
信，带着老常头的一片思情，终于用挂号发出了。
（五）
回音，我曾那样急切地等着回音，期望能看到老常头一张心花怒放的笑脸!回音，难道面前的一切就是我所等待的么？
老乡们说，老常头是乐极生悲。前些日子，关里闺女捎信来了，说要领着养老女婿、孩子一起回关外过日子。老头一得令，就撑起小“维户”（小船），下河套提“须笼 ”（一种捕鱼的工具，用柳枝编成）。第二天，有人也去那边遛网，拉上个死沉沉的尸来!网眼勒着浸泡了一夜的肉体，肿得吓死人，谁料着那竟是他......
哦，够了，够了!泪水，从我的心底奔涌而出，眼前什么也没有了，
只有网眼儿在一闪一亮......
三、山远了，额木尔远了，蒙蒙......
五年后的秋天，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了额木尔。从那以后，尽管生活优越了，但一种失落的感觉始终暗暗地跟踪着我，使我的心灵越来越难以安宁。
（一）
一宿西风冷雨，迎来了封江前最后一班客轮，庞大的涡轮桨似十九世纪欧洲的大风车，呼哧呼哧，磨磨蹭蹭，好容易停止了旋转。江面上一抹淡淡的水雾。
“呜—”，笛鸣。上客下客，来去匆匆，人们都紧着赶这趟末班船。
我和蒙蒙搂着肩，谁也不愿先抽出自己的手。五年前，扬子江畔锣鼓喧天口号震耳。我和蒙蒙背着语录袋，昂首挺胸地跨上轮船甲板，向着远方，向着陌生而曾神往的北国边疆!那么兴奋、激动、自豪......可今天，我又要走了，离开额木尔，离开这里的人，孑然一身，回去，回到我的出生地，而且，将从生活的最底层一跃而进城市的高楼深院—那已十分生疏了的地方。
命运，有时象梦幻一般，来不及琢磨、咀嚼，已映现在你面前!简直不敢确信，上大学——如此幸运的事儿，已经落到我的头上!难道是文曲星高照么？不......我觉着自己的手指被人使劲地捏着，隐隐作痛。哦，是蒙蒙的头正垂靠在我的手背上，好象在默想......
“呜——”，又一声，船要起锚了。不知道是怎样挪动着步子移上甲板，也不知大涡桨什么时候又喘开了粗气。没有言语，没有呼喊，伙伴们是那样静静地目送着我，唯独蒙蒙的手绢随着胳膊在岸上飞舞。我也伸出了手，猛然，心底腾起一缕怅惘之意!呵，我好象丢失了什么......
雨，又下了。蒙蒙雨幕扯断了绵绵视线，唉——多雨之秋!也许这是临冬最末一场秋雨了吧。
（二）
铃兰、黄芪、紫胡、沙参......在遍地的植被中，我认识的药材实在少得可怜。
“快，这里有一堆。”蒙蒙在不远处招呼。
哟，尖细的长叶下，肉鼓鼓的茎块上伸出五只粗壮的手指，白嫩嫩的，活象小娃娃的胖手—掌参。草药书上说，大兴安岭是它的主要产地，能养血补气，可我还是头一回相识。蒙蒙轻轻拂去它粘着的泥土，包进花手绢，那张有些灰暗的脸上，不由地渗出一丝内心的激动......
我默默地直视着她：咳，仅仅过了一天，象变了个人!这以前，她喜欢乐，白框镜架后面，杏眼一眨，嘴角一翘，管它满面褶皱，笑畅了再说，可惜她心宽体胖却老拔不了个，最小号的军棉袄一上身便成了大衣，伙伴中有人背后管她叫“黄连长”—横里长（上海话）。然而，她鼻梁上那付白框眼镜却气势不凡，戴着它能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端庄娴静的印象。按理说，眼镜并不标志着人知识的深浅，可额木尔的老乡总以为有文化的大多戴着它——电影上不也那样么，所以，蒙蒙从筑路工地一回屯，就被指派到公社卫生院学习了两个月，成为队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当然，蒙蒙是称职的，她狠狠地钻研那本红封面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每天背着几乎搭落到地的药箱，东跑西颠，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在病人而前。她一边号脉、针灸或嘱咐用药，一边还爽爽朗朗地与病人唠家常，没搭上几句，就会“咯咯咯”地飞出一串笑音，那轻快样儿。还挺有感染力——全屯人都愿让她察诊。
可在昨天，准确地说是昨天下午，情况变了。
首先是天气变了。头顶上一连十几个瓦蓝的睛空，到了昨天下午，当我们刚码完麦垛，正坐在大江沿上，往下看热闹—江水里，漂泊着队里一张大原木排，一帮小伙子正从上面卸下巴钉，在浅滩边准备用杠杆、麻绳，把它们拖上岸，这时候，突然，空气流动加剧—起大风了，一团团乌云远远地从对岸的山头背后翻滚过来，一时，天被涂抹成灰褐色，江水变黑，要下立秋后头一回秋雨了!我推推坐在一边的蒙蒙，想回屯去，可她仍兴致勃勃地评论着拉木的小伙子：“瞧，李大头。假大棍!有劲不使......”那嗓子响得几乎是喊了。这时，江里的木排已经散开，一个叫黑柱的当地青年，裤脚卷得老高，正在朝一根散向江心的大木上甩着绳套。
“呼——”，一阵强风掀掉了我头上的草帽，抬眼一看，江对岸白茫茫一条一条，那是雨，是雨织成的帘!眼看着那张雨帘在不断扩大、推近，瞬间，已奔到我们面前。当我们正想拔腿寻处避雨之际，大雨几乎是掠过我们的身子，顺江狂奔而去，那雨水浇下的分界线，犹如运动场上笔直的跑道!
还没等人吁过一口气，忽地，“不得了!”蒙蒙朝着江下大声惊喊起来，只见那根拴着绳套的大木已飞速飘向下游。黑柱想拽住绳缆，一条脚却被夹进两根互相撞击的大木中间，紧你接着，整个身子落下水去......
“黑柱——”蒙蒙呼叫着，滑下沿坡，顾不得跌落在地的眼镜，发疯似地冲到浅滩边。这时，人们已把黑柱拖上岸，可他的一条腿已动弹不了了。蒙蒙推开围着的人，一下抱住了那条无力的大腿，竟抽抽噎噎地哭了!
她的行为，一下转移了人们的注意中心，什么？雨雾里，一个姑娘抱住了小伙子的大腿!爱乐的赤腿医生掉金豆了？他们什么关系？!人们疑惑面惊愕。
天呀，我的心也蹦到了嗓子尖，刹时，我觉得蒙蒙变了，变得陌生了，离我那么遥远—竟然瞒着女友偷偷与老乡好!哦，那张纯洁的笑脸上是什么时候埋下了爱恋的钟情，我真不明白，我感到茫然!她已写了申请入学的报告，虽然这一切要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后才能证实，而且我们知青都想有一个读书的机会，竞争激烈，但凭老乡们对蒙蒙的信任，凭着蒙蒙学习知识的刻苦劲儿，我已和伙伴们合计好了，只要有一个名额，大家都同意让蒙蒙先去!可，
现在......如果眼前的一切是真的，那后果该是怎样呢？
（三）
月牙边的花手绢，用四个角结成一个小包包，鼓鼓囊囊，里面全是掌参。蒙蒙捧着它，朝我淡淡一笑，我却发现，她笑时的皱纹柔和、细腻，含着一股温情......
昨天的事，在吃过晚饭以后，我和我的女伴们终于明白过来了：那一切既是真的，又不是真的!。
黑柱—道道地地的中国男性姓名。可这位小伙子，除了高高的身材，宽阔的肩膀，还有一个硕大的鼻子和一对蓝幽幽的眼睛。二毛子的混血血统，使他一弯腰挟起二百来斤的咸盐袋轻步如飞；也许是同样原因，在边境局势日益紧张的年代，血统有些犯疑，一些人不愿通婚。据说曾有人给他说过媳妇——一个关里盲流的妹妹，可那姑娘到屯没过门就流产了野——婊子，这里人最忌。不过，他好象对娶亲满不在乎，兜里常揣着书，《什么拖拉机修理》、《电工手册》之类的，喜欢躲进“东方红”那转不过身的驾驶室里死琢磨。此外，他还能舞弄笔墨，那些个字，竟撇是撇，捺是捺，钢直有力，清秀漂亮。这么个一表人材，是什么时候让我们的蒙蒙发现了呢？
“怎么说呢？”她推了推镜架，脸红了，鼻子、耳朵就象被火烤了似地，两只好看的杏眼羞怯怯地转向一边，仿佛那儿有一样需要她审视的东西，凝神地一眨不眨。“别逼我了，在磨坊那会儿，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她想否认，想把和黑柱相熟的经过简单得一笔划过!
可是，她还是透出了秘密——磨坊。对了，去年冬上黑柱不是在磨坊打过水么？那时蒙蒙不也正在磨坊跟着老李头学做豆腐么？它使我和伙伴们猛然想起，有一回老李头曾到我们宿舍说过他们的事。在磨坊里，每逢豆浆开锅，满屋蒸气把蒙蒙的眼镜挡上了厚厚一层白障，几乎使她成为睁眼瞎。到了过包的时候，蒙蒙个子矮，扑上整个身子还盘不匀，黑柱在一边见了，总是想方设法接过豆浆包，蒙蒙呢，每次点完卤，也老忘不了盛上一碗甜滋滋的热豆腐脑儿端给黑柱......当然，开春以后，男人们上地营子烧荒开地，女子们在屯里刨坑点豆，黑柱和蒙蒙就此分开，谁也没把老李头说的事留在脑子里。对了，我还记起了一件事：今年春上，黑柱上呼玛城里采购拖拉机零件，回来时曾给蒙蒙送来一本厚厚的《外科学》，还是蓝封皮的精装本，烫着金字，但蒙蒙那时说是请他捎的，真是，谁知呢？那两颗曾经燃烧过的心，现在在对方心窝里是冷却了？还是更旺？
不过，到末了，蒙蒙还是彻底坦白了一切。结果是：如果指双方正式承认互相爱慕，那么，他们之间还没有明确这一层关系哩!
噢，我和女伴们都松了口气。
今天一早，蒙蒙背起药箱直奔黑柱家，名正言顺地履行赤脚医生的人道主义。吃过午饭，又拉着我到林子里来找掌参，我心里清楚这是为了黑柱。救死扶伤嘛，
我顺从了。但她的情绪却叫我不堪忍受：一味的沉默、沉默，阴阴的脸，好象死了人!
我来气了，指着手绢包问：“黑柱究竟怎样了？我觉得你的魂象丢了!”
“什么？”她装佯。
“什么—问你呢!我可听说公社上学的名额下来了，我们队摊上了一个!”我故意大声嚷嚷。
“真的？”她睁大眼睛望着我，脸上掠过一阵惊喜，但马上又低低的自问：“怎么说呢......”接下，竟不吭气了。
晚上，静静的夜。人们都已人了梦乡。朦胧中，我听见身边蒙蒙的被窝里，有悉悉嗦嗦的声响，竖耳细听，原来是嘤嘤的抽泣。我赶忙探起身，她的被窝又无声无息，悄然不动了。
我才不理这一套，掰开她捂在脸上的被子：“怎么了？哪里不好受，干吗憋着？”“ ...... ”
一会儿 ，蒙蒙才断断续续地说道 ：“他......他的腿骨折了。”
“能接上么？”我问。
“接上了，恐怕也要跛。”
“真的......”我没词了。体力是农民活命的本钱，万一残废了，往后怎么办？多么严酷的现实，谁能排遣呢？“唉......”我叹息着，缩进了被窝。可蒙蒙却一骨碌地坐起身，打上电筒，捧着那本沉沉的《外科学》，竟一页一页地翻开了......
夜空，弥漫着月光，蓝澄澄的，好高，好深。几颗星星，正悄悄地向我们眨着眼。
（四）
几场秋雨一落，山、地全变样了!甸子里的肥草瘦成金灿灿的细杆儿，江边白桦树上挂满了叮叮当当的小铜元，最引人的是西山坡的柞树林，掌心大的叶片儿，红火红火，乘着山林的风涛，英姿飒爽，日益展现出一种夺目的风采。
小秋收—北方一年一度采集山货土产的专用名词。这时节，人们挎着细密的柳条筐，往柞树身上剥下肥厚肥厚的耳子，它们一撮儿叠一撮，黑得发亮，肥得透明。如果猫下身，在灌木丛里，随处可拾到那从地里顶起的一把把色彩鲜艳的小圆伞—雪白的桦蘑、棕黄的榛蘑、粉色的辣蘑……
此时，两山上充溢着人们的笑语、呼喊、嘻闹，哦，多么美好的一切，多么令人喜悦的收获时节!可我的心中，好似有无数婆娑的枝叶在抖动，翻腾不安。今天早晨，队长突然通知我：明天上县里去参加招生体检!如此震动人心的消息，完全出乎预料，我呆住了!然而，蒙蒙的情绪居然一百八十度转弯：笑嘻嘻地向我道贺!多么出奇!不搞清事情真相，我又怎么抬得动腿呢？
“谁？”忽然我面前一片漆黑，有人蹑足潜行猛地蒙住了我的双眼。
“咯咯咯-—”蒙蒙的声音，她松开了手，“你干吗老愣神？”“我正要找你，到底怎么回事？”
“嗯？”她又笑咪咪地装模做样。
“听着，你不说清楚，我是不去的!”我的态度十分坚决。
她不笑了，抬了抬镜架，从地上捡起一只黄麻色的草蘑，注视了一会儿，才喃喃地开口：“怎么说呢，我不去了，我想在这儿扎根......”
什么？听到这句话，我有如看见蒙蒙去抱黑柱大腿那般惊诧!
扎根？!这个词儿在再教育的初期，曾标志着我们到农村去的雄心壮志，意味着革命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它的含义混杂了，生活的磨砺，使我和同伴们越来越体会到这两个字的份量有多重!大家都心照不宜地尽力回避它，唯恐亮出它来断了后路。因为现实已把它引伸向最普通、最客观的内容：那就是结婚，生孩子，按北方人习惯侍候男人，一辈子在这儿啃馍，永久生活下去，直到老死。哦，多么可怕的远景，简直不能容人多想!可，蒙蒙偏要承认它!也许，是一时的激动导致了她思维的混乱，我该怎么开导呢？“
真的，我已经喜欢上这儿的山和水了。”蒙蒙还在对我说：“自从走出额木尔河边的小木屋，我就对它们偏爱了。后来，黑柱钻进了我的心，他的出现，使我不得不开始思索起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我常常问自己：难道真的乐意一辈子守在离家这么远的大江边，过着额木尔人前两辈所延续下来的日子么？难道我曾渴望的读书机会就永远失去了么？可黑柱对我说，读书能奋发，生活靠自己创造!从他嘴里吐出这句话，使我惊叹不已，我从心里折服他了。我曾暗暗发誓，如果有了读书机会，今后还要回来，回到额木尔，开始我们一代的新生活!”她微笑地望着我，那双眼睛出奇的纯净，就象刚刚经过沐浴的洗涤。那双颊泛着红晕。在林荫中，发出异样的光彩......
她继续说道：“只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我又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了。怎么说呢？黑柱的腿伤了，今后也可能不灵便，我一走，药箱子给谁？还有，他的今后......唉，额木尔这地方什么都有，就是缺人......”她边说边抬起头向着天空深深吸了口气，那脸面上细细的皱纹，无不透出一种倔犟劲儿：“生活的味儿，过去没有去认真地咀嚼，但眼下它却逼着你去细嚼，而且一定要嚼出它的纯味来!真的，我是品尝到了，能做生活中的人，做真正的—创造自己生活的人，那么就是到老，也没什么可怕的，而且......”
蒙蒙还在说，那样兴奋、激动、自豪......可以肯定，眼前的一切，是经过了深邃思考与内心决斗的产物，看来，她已把自己的情感与这里的生活，以及人们的劳碌，都融汇成一体了!也许，对生活的信任，使它比书本和说教更深刻，更有力地改变了人!我懂了，到今天，我才真正摸到了她那颗诚朴、恳挚的心灵!我明白，一切都难以挽回!生活呵——人呵......一阵酸楚楚的潮水在我心中卷过，我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的双肩......
“喂，别这样，你到了大学，还得帮我多寄些书来，我等着，啊？”她握着我的手笑了，还笑出了泪!
（五）
江上的雨线，终于断了。我倚着甲板上的栏杆，默默咽下流入嘴角的水珠，是苦？是甜？辨不出。是泪？是雨？分不清。呼哧呼哧，船尾的大涡桨仍不紧不慢地转动着，转动着......
船在向黑龙江的下游行驶，它抛下了水面上蠕动的团团水雾，可它们，又马上紧紧地聚拢，连成乳白色的一片。
山远了，额木尔远了，蒙蒙......
作者简介：王一敏出生于上海，文革期间下乡在黑龙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者，教授。1984年至1995年，曾经在《北方文学》、《大兴安岭文艺》、《萌芽》、《上海文学》等发表中篇、短篇小说十余篇；在《现代家庭》、《女子文学》《新民晚报.夜光杯》等报刊杂志发表纪实文学、散文十余篇。本世纪初回国执教。期间，出版的专业书籍主要有：《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与指导》（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当代社会成人的职业再开发与指导》（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中学生生涯教育理论与实务》（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职业倦怠综合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自我扩张综合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理事。（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