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到井冈山插队落户

来源:原创作者:徐鼎茂时间:2022-11-29 点击:

作者（右）回访井冈山

到井冈山走集体插队落户当农民的新路
有段时间，关注我们的人们很集中地问我两个问题：一、你们为什么要去井冈山集体插队落户当农民？二、你一个人在拿山公社小通大队十个月，日子是怎么过的？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近来，我的“插兄”们要在我们1968年8月上井冈山五十周年的时候，又“吃牢”我回答。想想那时一脑子的理想，单纯又有一股子劲。

一、我们为什么要到井冈山集体插队落户
1967年初春，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多次通告和通知的催促下，到全国各地串联的学生陆续回到学校，当时称之为“复课闹革命”。
这时候，上海市陆行中学成立了学生代表张棋豪为主任的校“革委会”，学校安排了学工学农等的“复课”教学活动。学校的主体，老师们正渐渐按专业教研组聚合起来，学生也正按照年级班级恢复，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活动仍比比皆是。
在我们中学，以学生中唯一的预备党员、校团委副书记秦海忠等为首的一批原学校团委、学生会和班级学生干部，“文革”初期他们参加“文革筹委会”，后组织起“红旗步行长征队”等。“复课闹革命”使这些人又相聚，趣味相投，更多地关注国家大事，比如，“文革”怎么发展？中国向何处去？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等热门话题，经常讨论交流，甚至激烈地辩论。客观地说，这时候不同班级、年级团队成员，聚聚合合，凑在一起，更像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会”（以下简称“学习会”）。记得为了使学习活动更有效，内部分成了学习组、内务组、外联组等，各展所长。我参加了外联组，参与对外联络等工作。这批同学似乎还有些相同的特点和爱好：
一是“文革”前多年担任学生干部，有责任心；学习成绩优秀，立志成才。“文革”中只要有机会，比如全国兴起“大串联”，我们就组织红旗长征队等长征队，还专门选择步行串联方式，到浙江、江苏、江西农村等做调查和锻炼，有时候日强行军170-180华里。
二是崇拜领袖，特别是毛主席。崇敬和羡慕青年毛泽东胸怀大志，以“28画生”邀志同道合之友，创《湘江评论》激扬文字；入湘江洪流“浪遏飞舟”，去长沙闹市潜心阅读……。更崇拜毛泽东思想照亮中国革命的航程。我们模仿着，诸如乌云压城雷暴来临之际，跳进学校东面的马家浜中畅游；我们浪漫着，自找机会饿体肤，苦心智，劳筋骨，行拂乱所为。比如到外滩的“市革会”参加辩论会，从学校到陆家嘴过江轮渡口约20华里，我们多步行来去；我们努力着，利用“复课”的宝贵时间，通读《毛泽东选集》1-4卷等书籍；我们快乐着，不论户籍出身，年龄经历，聚合时都平等，纵论天下；我们憧憬着，展望未来……。在我心中，周恩来总理是榜样，或者说是偶像，他出身不好但信仰坚定。
三是崇拜英雄。如战争年代的蔡和森、方志敏等英烈，和平时代的雷锋、向秀丽等英雄。正如《红灯记》中的两句话：“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正逐渐成为我们的行为指南。
对于红卫兵运动和方向，我们重点学习了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一文，多次交流学习讨论。随着1967届高、初中常规毕业期的到来，我们已经感到，不可能一直在学校呆下去，我们向何处去？变得十分现实和紧迫。
一段时间里，在“市革会”二楼会议室内，由“市红代会”为首的多个群众组织，也曾多次集中（讨论）辩论这个问题。在不再需要验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背景下，作为我们“学习会”的外联组成员，我有幸参会，并有机会大胆表达我们的观点。
最初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毛主席的指示同样适用划分红卫兵革命与否的标准。随着一系列分析判断的反复辩论，走集体插队落户当农民的新路，渐渐进入理性思考，并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再加上在井冈山时，向有关方面的多次汇报，与各有志于集体插队落户来访朋友的内心表达，反复多次，我也更坚定信念，刻骨铭心。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主要有三点。
一是毛主席指引我前进。学生青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这是对每个人的现实考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我们心中是神圣的。无论是不是红卫兵，走出学校门，成为工人农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这之后的讨论会、辩论会，再也没有太多的交锋。
经过“文革”的洗礼，“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受到荡涤，与之决裂是时代强者。
二是国家的现状要求有志青年带头当农民。那时候，国家还很穷。全国几万所中学，上千万学生要毕业了，如果都去工厂当工人，拿工资，那是不现实的。同时，国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办国营农场，让我们当农场工人拿工资。对绝大多数青年学生而言，建设新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靠劳动自立自强是最现实的选择。农村确实艰苦，当时有两句话一直激励我们：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
我们向往井冈山。毛主席当年领导秋收起义，一大批有志青年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主席还指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有文化的青年人到井冈山农村去当农民，接好革命前辈的班，建设井冈山，走新时期的“井冈山道路”，这是有志青年的历史使命，是很自豪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一批优秀青年立志当农民，多次受表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鼓励。陆行中学所在地金桥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吕美英也是插队农村当农民的知识青年。
国家支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当农民。我曾听到“市革会”工作人员说过，你们立志走集体插队当农民的新路，各级组织都支持，国务院也很支持，我们的安置费是国务院内务组特批的。
三是走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为什么要集体去插队落户？我们经过反复辩论，一致认为，五、六个人、七八个人组成一个集体，像一个家庭那样到农村去，可以互相照顾，取长补短，共同克服人生转折时的困难。特别是女同学，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要适应，还有环境、安全、生理周期等等，有集体这个家和没有这个家是完全两回事。知青家庭内部，可以各尽所能，各展所长，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
集体插队落户是个新生事物，是学生青年到农村当农民的新路。我们有幸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一种自豪感和历史担当感油然而生！
原上海市“红代会”领头人之一的王建华，曾多次出席过在“市革会”内举行的讨论会，我和他在井冈山见过几次面，颇有在讨论辩论会上是辩者，到井冈山又同走集体插队路而一见如故的感慨。他带领一千余上海学生青年到井冈山地区的峡江县和新干县集体插队落户，相信也决不是一时的一种冲动。
9、10月时，北京传来学生到内蒙插队的消息，极大震憾了我们，我们群情激动。
一个实际行动胜于十打纲领，说干就干。
学校团委书记邱步洲给我们介绍了井冈山上的优秀上海知青毛秀英。我们“学习会”经过讨论，决定派陆根涛为组长，毛允志和徐鼎茂3人小组“打前站”。同时坚定地统一思想，要选择井冈山条件最艰苦的农村生产队，走集体插队落户的新路，参加井岗山建设。
1967年10月，秋高气爽，三人一路风尘仆仆。乘火车在江西樟树站下车后，为了节省资金，找到一辆运水泥去吉安的卡车，师傅很热情，但要求我们必须和水泥“混装”在一起，车厢用厚厚的油布把我们严严实实地罩在里面。汽车一路颠簸着，飘忽忽油布掀起阵阵水泥灰，几个小时后，我们的脸上、身上（行李上）满是水泥，一个个变成了“灰姑娘”。
从吉安到井冈山200多里，我们边走边找便车。好在苦惯了，抓几把炒米，路边清清的河水加上几根萝卜条就是一顿饭。也能在路上遇到热情的老表喝上热水。
10月下旬，终于抵达井冈山，找到毛秀英家。听完来意，夫妻俩热情款待三位来自上海的不速之客，我们一周来也第一次吃上可口的热饭热菜。美餐也成了我们的美谈，尤其看到毛秀英、易长华（井冈山原检察院检察长）时，怎么也忘不了的情深意长。
经易长华和毛秀英介绍，井冈山“革委会”负责人朱轩（长征老红军）、王贵华和有关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完我们来意介绍后，仍然反复劝导我们去井冈山垦殖场我们表达了理性思考和坚定信念，他们表示尊重敬佩和坚决支持。
第二天，在井岗山“革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首先考察了沟边公社长路大队。又穿过拿山河上长长的步行便桥，步行几小时山路，进入小通大队。经过比较和慎重考虑，认为小通大队更偏僻，不通电，更艰苦，我们选择了小通。
二、老表是很实在的
小通大队四面环山，七个生产队（百足寨、云上、枟树下、田南上屋、下屋、新屋里、下通）座落在东西长约十华里，南北最宽约一华里的狭长山沟中，全大队百来户人家，五、六百口人。这里的人诚朴实在、热情好客。大队在家的领导集体接待我们，大队部门外，围了不少老表和孩子们。
集体插队落户是件新鲜事，谁也没有经历过。为了把想法落到实处，更为了表达出我们坚定的决心，三人组决定留下我在小通。任务是继续做好“打前站”后续工作，做好与井冈山（包括公社、大队）具体事务的联络、沟通和协商工作。
大队书记罗寿生、大队长邹桂信等领导决定把大队部仅有的两间客房中的一间，作为我的临时住处，房内煤油灯炭盆等生活品齐全。由第四生产队（田南上屋）队长罗大叫安排派餐（一日三餐按每餐4两粮票、1角5分钱交付），公社和井冈山的干部来小通时，我就和他们同去社员家“吃派餐”。
大队部领导班子或各生产队长开会，我被邀请列席。传达完上级精神或议完事，罗寿生书记总还常说一句话：“老徐还有什么意见”（我才19岁，“老X”是当地老表对人的一种尊称）？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书记和大队长也把我带上，他们还时不时地向其他大队的领导介绍：“这是从大上海来我们小通的”！
大队部来了上海学生，好奇的孩子们常常三、五成群来到我的房间门口，会说普通话成了我们友谊的桥梁。罗春祥、许宝发、许森林罗胜利等一群10岁上下的男孩们，成为我的第一批好朋友，他们是我学习当地语言和风情的老师。罗大叫队长派餐后，他的小儿子罗四祥成了传令兵和派餐向导。一轮派餐完了，派餐家的男孩女孩们往往在第一时间早早来到我住的大队部，高兴地喊着：“今天到我家吃饭”！主动介绍家里情况，又领着我进家门。交流中出现语言障碍时，他们又充当翻译。每天放学后，我身边总有一群朋友相伴。男孩们头发长了，我拿出理发工具帮助理发，我给他们讲上海风情故事，我请他们教我当地永新口音的“土话”，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乐着，彼此是兄弟。
感谢老毛（允志）他们离开小通时，把我们从上海出发时准备的四件套（推剪、剪刀、梳子、毛巾）理发工具留给了我。这真帮了我大忙。帮助我加深了和男孩们的友情，拉近了和老表的关系，每到哪家吃派饭，我就成为上门的“理发师傅”，男姓多的家庭，我得忙上一阵子，真是皆大欢喜。
“秋收”结束后，生产队集体安排的活很少了，社员各忙各家的，或盖新屋，或为来年的生计做准备。
  大队会计许纲福家盖新屋，就建在距大队部不足50米的地方，按照当地风俗，近邻亲朋都会带些自产的大米、南瓜或茶油去帮忙，我作为“近邻”，虽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去他家，但我就像他的家里人一样，每天天一亮就去他家，给泥瓦工、木工备料，帮着跑前顾后……自然，这些天的三餐“派饭”，罗队长就不用操心了。我在中学就有田赛运动特长（铅球、标枪、手榴弹均在校运会前三名，还是校学生会体育委员）,爆发力强，力气活一学就会，抛砖等技术性较强的活，经行家一示范，也很快能上手，又稳又准。盖新屋升到二层楼以上，特别是向屋顶抛瓦时，还真非我莫属了。由此，许会计一家自然将我当成自家人了，往后的日子里，家里只要打“米果”，炸“黄喳”等，总少不了装一点让我尝尝。
  大队治保主任兼出纳许河汉是教我背木头的“师傅”，他给我备好全套“行头”：丫斗、铁环、草鞋，甚至长腰巾，毫不保留教我如何上肩、起步、过坎的技术细节。还有背长木拐弯、背筒子木如何用铁环、丫斗小憩，有些大长木需要双人“肩”，老许总是“押后”，有时生怕我太受力，往往把木头多一些挪向自己，在陡峭的上坡路上，指挥我走稳步，咬牙挺进……他去哪家帮忙背木备料，多次带上我这个徒弟。他家距大队部不足百米，冬天的晚上，我常去他那里“扎火”（一起烤火）聊天。
  大队妇女主任许叫妹多次邀我去她家。我一大早就去她在新屋里的家。吃罢早饭，我随同她的两个儿子邹合仔、邹少明上山砍柴。俩人是干活的行家，早把钩刀和斧头磨得铮亮。时不时耐心细致地示范斧头入木的角度、力度，挥斧时的站姿和腰力扭态，我亦步亦趋跟着做，不出半天，我的手上已经起了血泡，但也开始入门。中午一起在山上享用了自带的米团和干菜，再喝上几口凉水，用半生不熟的老表土话相互交流着，快乐着。夕阳西下时分，我们各自挑着满禾架的干柴回家，叫妹主任早已备好水酒和菜肴，满脸堆笑，乐得合不拢嘴，好像说，我又多了个儿子。饭后又端来热水让我泡脚。
  大队团支书吴丁河虽比我小两岁，但十分活跃好客，隔三差五会来大队部，陪我共枕聊天住上一晚。他母亲李远妹待人好客，快言快语，远近闻名。我多次随小吴上云上村的家做客。记得1968年初我在小通第一顿年夜饭，就是在她家吃的。她养育了四儿一女，丈夫是公社干部，春节过年阖家团聚其乐融融。远妹对我说，今后欢迎你随时来家，像“细狗仔”（吴丁河小名）那样喊我“阿爷”（当地话：妈妈）。从那以后，我每次见到远妹，都会很自然地脱口而出“阿爷”，她也很自然地应答我。
  过年前，我参加了生产队几次“打禾兜”之类的劳动，所需要的劳动工具，在哪家“吃派饭”，就由哪家提供，工分则记在我的名下。去公社参加“三级干部”（生产队、大队、公社）会议，生产队和大队都给我记了工分，一年一度的年终分红，我还拿到了劳动所得的钱。
  春节是小通最重要的节日。我在大队部里的小卖部买了两张大红纸，细细裁剪，写了几幅春联送给大队领导。田南村的不少老表看到了，也纷纷拿了红纸来请我帮忙写春联。虽然中学时我的书法曾在学校的宣传栏里展出过，但面对一个个老表期待的目光，我的那点墨水还是有点抖抖忽忽，不过我写得很认真。大队部笔墨全有，我也有求必应，时刻准备着。
  正月里，小通串门拜年的习俗很浓烈。在团支书吴丁河的带领下，从下通到上通，从大队书记到大队长，该去拜年的，我都去打了个转，受到热情的招待。
   开春后，队里安排的生产活动一天天多起来，根据天气变化和生产进度，一清早，生产队长就召唤着，安排每个社员当天的活计，诸如犁田、抄田、耙田、担料石、出牛粪、撒“火土”（草木灰）等等。我仍然在哪家吃饭，就在哪家借用生产工具。几轮“派饭”下来，我也熟门熟路，进门吃饭，闲时帮工，成为他们的“家人”，干活时，他们个个又成了我的师傅。
  “莳田”（插秧）是当地男子汉的当家活。下田第一人往往是生产队的“老把式”,一要“莳”得直，一眼望去，像手电筒的光柱，笔直笔直；二要快，“老把式”下去领头，尾随其后的往往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依次跟进，本事小的自然知趣地尾随其后。
  罗寿金、罗福生、许年生、许接龙等“老把式”们，有时下田也相互谦让着，“莳田”师傅蹲得深，双手又尽量往前伸，形成三点一线的视觉，秧苗横竖都很直很匀，像用尺划的格子线那样。”把手“们毫无保留地教我，我快乐地跟着、学着，注意取人之长，凭借年轻人的体力优势，长进很快。有时经不起”把手“师傅们的鼓动，我竟激情奋发，在小块田中当起了”把手“试验，以后又在大块田根据”把手“们的指向，尝试第一个下田。“把手”可不是好当的，领头要有真本事才行，一要笔直齐匀相当，更要出手快，后面一群人你追我赶，决不留什么情面，一陇莳来，赶得你伸腰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比跟在后面莳要累多了。
记得我们进小通两、三个月，又有一批上海学生青年来到井冈山厦坪公社联系插队落户，也留下了两名同学做前期准备，他们曾两次进小通来和我交流。第三次来小通告诉我：厦坪公社“革委会”通知他们。必须在三日内离开井冈山，原因是他们联系的那个大队不欢迎他们。
我深深地感到，“打前站”的任务不能单单用语言来做，更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小通10个月，我不敢懈怠。我平时在生产队劳动，与社员一样评工记分，零花钱经队长同意，可以向生产队出纳借上几块钱。农闲时出外搞副业，比如发春水时“撑木排”，春插后背木“走木棚”，生产队的师傅和“老把式”们都乐意带上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上海、省城南昌、井冈山、公社等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实，大队的接收准备工作也未雨绸缪逐渐铺开。一开春，大队就要求各生产队在山上砍些木材木料，准备制作农具和家具。1968年4,5月，王友良、毛允志和上海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井冈山，进一步敲定集体插队落户事宜。事毕，毛允志也留下来，和我一起边参加春耕生产，边做“打前站”工作。老毛虽然话不多，但犁田、耙田等活一上手就会，老表看着他吃苦耐劳，踏实诚信，喜在心里，更坚定了欢迎上海学生的信心。到6、7月份，消息和计划逐渐清晰，来安家的人数也大致确定了。
安家准备是很具体繁杂的。大队部多次利用晚上召集各生产队长开会，列出安家的详细要求，研究住处、家具、农具等落实情况，列出清单。各生产队发挥各自能工巧匠的优势，用记工分方式，发动木工赶制木床等家具；泥工砌新灶，粉刷住房、墙面；蔑工制作大小箩筐等；组织有经验的农具“老把式”装配各种铁器具的木制把柄。有人还提议将木工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木屑、废料集中堆放，用作做饭的引火柴。由此，又布置各生产队要特别准备好一定数量的干柴，让上海青年们一进门就可以做饭，还要准备好刚下来几天吃的大米蔬菜，以及一定量的油盐酱醋，安排好集体户的自留地、菜园子······。
总之，大队领导一再强调，不但要敲锣打鼓地欢迎，还要做到进了门，就能烧火做饭、用餐，晚上有地方住，能睡上安稳觉。有的生产队还安排生产能手，在集体户的自留地种上蔬菜……我和老毛参与了整个接收的准备过程，深切体会到在这个过程中，小通的老表，特别是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就像安排自家的孩子新婚那样细致周到，实实在在。
井冈山当时的“三结合革委会”领导，对我们来井冈山集体插队落户当农民，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从内心热忱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每次上山找领导汇报，不管是老干部朱轩、孙景玉，还是群众代表王贵华、毛炳华等，都先后接待过，不仅吃住全免，而且非常细致周到，情谊深重。我和这些领导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有一次我去泰和采购农机零配件，正碰到孙景玉等井冈山领导集中到泰和县城听取八届四中全会文件精神传达，他一把拉住我，带我跟他一同去听报告，而那时我还不是一名党员；他老人家后来调到吉安地区行署当秘书长，我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职，凡有事去找他，他都有求必应，敞开绿灯。我回到上海后，他们还一直牵挂着我，退休那年，我上井冈山，全国道德模范毛秉华还亲自到我入住的宾馆来看我，送我一罐井冈山茶叶，动情地对我说：“喝喝家乡的茶！”并且告诉我：“我一直在关注你和你们的团队”。
在井冈山坚守十个月，看似举目无亲，十分艰难，但我丝毫没有感到孤单，反而感到处处有亲情，上海的团队始终和我在一起，活得很充实。一是我对肩负的任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我们是在走毛主席指引的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集体插队落户当新农民，建设革命老区。我们的团队不断扩大鼓舞着我，最后有11所中学。二是团队新老朋友不停地来到，记得，老毛他们离开仅个把月，61中学陶明洁等一行来到井冈山。1968年初，61中学周慧华和陆行中学孙兰贞等结队来到。3月以后，王友良和川沙县有关同志几次到来，毛允志和陈永安等分别在大部队到达前来到小通和我肩并肩。三是在井冈山，特别是小通的老表，很实在，很亲切。
我爱井岗山!我爱小通！

2018年3月

附：作者简介：
徐鼎茂，1948年4月生，中共党员，本科。1967年.10月到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1978年9月，经高考，被江西师院井冈山分院录取。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研修法学（研究生）等课程。

曾先后分别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吉安县委、吉安市委副书记兼政法书记，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县）副院长等。

1996年调回上海工作，曾先后任上海市水务局水文总站书记兼副主任，浦东新区司法局律公处处长、法律援助指导处处长，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2004年“中心“被市政府命名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个人曾被司法部授予三等功奖章一枚，被有关部门授于立功、三等七次等有关奖励。

退休后，在新区关工委、洋泾社区、市老干大学微课堂等做时政宣传志愿者讲师，受到表彰十次。

（责任编辑晓歌）

我为什么要到井冈山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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