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度人葛兆光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沈琦华 时间:2022-11-24 点击:
◆沈琦华
从北大到扬州师范，从清华到复旦，他是高校名师，教学之外，更以纵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书写，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搭建起了当代学术史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
近期，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葛兆光讲义系列》，收录了葛兆光四门课程讲义，以期将其学术思想从狭小的教室流布到广大的中外学界。葛兆光说：“知识分子要有课堂意识，要不吝金针度人。”
在1925书局，葛兆光接受了本报专访。
1 写作：出版讲义出于“授人以渔”的愿望
1980年代，葛兆光被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教书。其间，被“借”到复旦大学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课。当时，庞朴和朱维铮正在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在他们的鼓励下，葛兆光写出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学术著作——《禅宗和中国文化》，印量高达10万册，并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关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探讨禅宗的著作。葛兆光对自己这部早年的成名作并不满意，认为学术上不成熟。
由此，葛兆光便有了两支笔：一支写文化随笔评论，一支写严肃的、规范的学术论文和整理讲义。一年365天，葛兆光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坐在办公室，大年三十也是如此。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和专注，他几十年里养成了中午前不怎么吃东西的习惯。白天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午休时摆盘围棋，自己和自己对弈。
经年累月的用眼过度，葛兆光有一只眼睛现在已经不能看东西了，而另一只眼睛在十年前做了视网膜手术，大夫说如果那个眼睛好好保护的话，还能坚持十年。
葛兆光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讲义撰写模式。为了准备讲课，他常常用纸笔先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在这些大纲上，贴满各种抄录了史料或心得的签纸；在讲述一两轮之后，便把这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纸本，转录成电脑格式的文本，接着再把它打印出来，在天头地脚左边右边批注种种文字，并且继续贴满修补的签纸。这样经过三五轮增补和删订后，就成为最终的讲义。
而如今，葛兆光加快了自己讲义系列的整理出版，他想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从狭小的教室流布到广大的中外学界，从教益数十弟子扩大到惠泽万千学子。葛兆光说，古代中国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就是点石成金，当老师的，是给研究生现成的金子让他花，还是给他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指头？葛兆光觉得后者更重要。
古人曾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可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却偏偏强调要“金针度人”。“授人以鱼，何如授人以渔”。葛兆光说自己出版讲义虽然谈不上“金针度人”，但至少有“授人以渔”的愿望，就是要“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给大学生常识，就是“实”，给硕士生方法，就是“通”，给博士生视野，就是“透”。
2 求学：永远在北大传统的延长线上
1978年8月底的一个夜晚，28岁的葛兆光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然后被校车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
葛兆光说，对于未来要待六年半的北大，当时印象最深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也不是西门的华表，倒是南墙外多年堆积的黄沙，寒风里光秃秃的树枝，大膳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里的玉米面儿粥和咸菜丝，五四操场的煤渣地和天上刮的黄土。
北大给葛兆光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对于1978年春天的印象，就像是一张黑白老照片。
葛兆光从头开始接受学术训练。学问上没有明确的“宗主”，但他回头看，很感激这一段古典文献专业训练的岁月，不再受文、史、哲学科限制，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入手，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葛兆光说，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来总结，他收获了北大的三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葛兆光说，那时候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们不时从书桌旁站起来。第二个传统是“五四”以后北大的启蒙思潮。一百多年前，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办了一个《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的英文名字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它的宗旨是提倡“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启蒙思潮。葛兆光觉得，现在还得继承这个传统。第三个传统，则是北大的学术传统。葛兆光的老师金开诚就让他不必按部就班学课程，自己去读书。葛兆光一面读前四史，一面读《四库提要》，研究生时期又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种古人的文集。就这样，在北大学了一肚子杂学，也自然不受文史哲的学科限制。但这也不意味着在北大可以没有学术家法。其实北大有北大的家法。葛兆光说，不能做“两脚书橱”，就像傅斯年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句话是“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留下三个小时思考”。这两句话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两千四百多天之后，葛兆光离开北大。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校园已经绿树成荫，临走的那一天起床，窗外明晃晃的，听见知了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直到这时候，葛兆光的北大记忆，才换成了博雅塔的塔影、未名湖的湖水和西门里面的华表，从黑白照片换成了彩色照片。那时，葛兆光确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学者，且将永远在北大传统的延长线上。
3 上课：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从北大毕业后，葛兆光先后在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任教。一直以来，教师是葛兆光最在意的社会身份。
严肃是很多学生对葛兆光的第一印象。有学生至今还记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生交流会上，葛兆光一上来就把学生们给“骂”了一通。“躺在床上拿个手机叫外卖，等门铃响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从门缝里接过来，然后捧了个盒饭在那里吃，随手一丢。懒到连走几步去食堂都不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环境的污染？有没有想过这些外卖干不干净？”
和葛兆光相处久了，学生知道了这位先生对学生是真心好。葛兆光的研究生课是三节连上的，上完三节课之后，再与研究生们进行一两个小时的组会探讨。葛兆光的课一上就是大半天，十分消耗体力，这是很多中年教师都做不到的。学校里有不少教授和学生都建议葛兆光缩短上课时间，但已是古稀之年的葛兆光依然坚持。葛兆光说非常欢迎学生请教他问题，他把电话留给学生，学生们可以打电话写邮件问问题。葛兆光有几年住的宿舍，离他上课那个楼有一段路，下课都是走着回家，尤其夏天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下课后会有很多学生愿意陪着葛兆光边走边聊。葛兆光的课是很受欢迎的，他在清华大学开“中国古代文化”，这个课安排在中午的十二点至一点半，地点也不是一般的公共教室，而是在一个电焊馆，在清华很偏远的地方，但还是听课者甚众。
葛兆光在教学的同时，也在观察中国人文学科的教学情况。葛兆光直言不讳现在的人文学科教学有三种趋向。首先是哗众取宠，说段子、讲笑话。现在有很多“名嘴”，讲得满堂彩，大家笑声不断，但实际上只是在取悦学生，在逗乐，不是在上课。其次是灌心灵鸡汤，讲一些大而无当，似乎永远正确的话。给学生知识了吗？没有。最后就是教条的照本宣科，拿着讲义照念，墨守成规，紧守边界。葛兆光说这三种讲课的方式是现在大学里面最流行的方式，可是这三种方式都是在害学生。哗众取宠，心灵鸡汤加上照本宣科，不断地把知识变成迎合大众的低水平，葛兆光说，现在人文教育呈现娱乐化、教条化、空洞化的趋向，这样的上课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1999年，在葛兆光追忆王国维的历史随笔《阴晴不定的日子》里，结尾处是一个穿着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站在景山，留下了孤寂而惆怅的身影。如今人文学科教育的吵嚷喧哗，依然扰动葛兆光的心。
人物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上山下乡，1971年10月起在贵州省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年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先后在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著述甚丰。
责任编辑：日升
从北大到扬州师范，从清华到复旦，他是高校名师，教学之外，更以纵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书写，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搭建起了当代学术史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
近期，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葛兆光讲义系列》，收录了葛兆光四门课程讲义，以期将其学术思想从狭小的教室流布到广大的中外学界。葛兆光说：“知识分子要有课堂意识，要不吝金针度人。”
在1925书局，葛兆光接受了本报专访。
1 写作：出版讲义出于“授人以渔”的愿望
1980年代，葛兆光被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教书。其间，被“借”到复旦大学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课。当时，庞朴和朱维铮正在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在他们的鼓励下，葛兆光写出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学术著作——《禅宗和中国文化》，印量高达10万册，并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关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探讨禅宗的著作。葛兆光对自己这部早年的成名作并不满意，认为学术上不成熟。
由此，葛兆光便有了两支笔：一支写文化随笔评论，一支写严肃的、规范的学术论文和整理讲义。一年365天，葛兆光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坐在办公室，大年三十也是如此。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和专注，他几十年里养成了中午前不怎么吃东西的习惯。白天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午休时摆盘围棋，自己和自己对弈。
经年累月的用眼过度，葛兆光有一只眼睛现在已经不能看东西了，而另一只眼睛在十年前做了视网膜手术，大夫说如果那个眼睛好好保护的话，还能坚持十年。
葛兆光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讲义撰写模式。为了准备讲课，他常常用纸笔先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在这些大纲上，贴满各种抄录了史料或心得的签纸；在讲述一两轮之后，便把这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纸本，转录成电脑格式的文本，接着再把它打印出来，在天头地脚左边右边批注种种文字，并且继续贴满修补的签纸。这样经过三五轮增补和删订后，就成为最终的讲义。
而如今，葛兆光加快了自己讲义系列的整理出版，他想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从狭小的教室流布到广大的中外学界，从教益数十弟子扩大到惠泽万千学子。葛兆光说，古代中国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就是点石成金，当老师的，是给研究生现成的金子让他花，还是给他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指头？葛兆光觉得后者更重要。
古人曾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可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却偏偏强调要“金针度人”。“授人以鱼，何如授人以渔”。葛兆光说自己出版讲义虽然谈不上“金针度人”，但至少有“授人以渔”的愿望，就是要“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给大学生常识，就是“实”，给硕士生方法，就是“通”，给博士生视野，就是“透”。
2 求学：永远在北大传统的延长线上
1978年8月底的一个夜晚，28岁的葛兆光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然后被校车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
葛兆光说，对于未来要待六年半的北大，当时印象最深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也不是西门的华表，倒是南墙外多年堆积的黄沙，寒风里光秃秃的树枝，大膳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里的玉米面儿粥和咸菜丝，五四操场的煤渣地和天上刮的黄土。
北大给葛兆光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对于1978年春天的印象，就像是一张黑白老照片。
葛兆光从头开始接受学术训练。学问上没有明确的“宗主”，但他回头看，很感激这一段古典文献专业训练的岁月，不再受文、史、哲学科限制，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入手，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葛兆光说，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来总结，他收获了北大的三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葛兆光说，那时候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们不时从书桌旁站起来。第二个传统是“五四”以后北大的启蒙思潮。一百多年前，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办了一个《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的英文名字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它的宗旨是提倡“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启蒙思潮。葛兆光觉得，现在还得继承这个传统。第三个传统，则是北大的学术传统。葛兆光的老师金开诚就让他不必按部就班学课程，自己去读书。葛兆光一面读前四史，一面读《四库提要》，研究生时期又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种古人的文集。就这样，在北大学了一肚子杂学，也自然不受文史哲的学科限制。但这也不意味着在北大可以没有学术家法。其实北大有北大的家法。葛兆光说，不能做“两脚书橱”，就像傅斯年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句话是“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留下三个小时思考”。这两句话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两千四百多天之后，葛兆光离开北大。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校园已经绿树成荫，临走的那一天起床，窗外明晃晃的，听见知了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直到这时候，葛兆光的北大记忆，才换成了博雅塔的塔影、未名湖的湖水和西门里面的华表，从黑白照片换成了彩色照片。那时，葛兆光确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学者，且将永远在北大传统的延长线上。
3 上课：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从北大毕业后，葛兆光先后在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任教。一直以来，教师是葛兆光最在意的社会身份。
严肃是很多学生对葛兆光的第一印象。有学生至今还记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生交流会上，葛兆光一上来就把学生们给“骂”了一通。“躺在床上拿个手机叫外卖，等门铃响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从门缝里接过来，然后捧了个盒饭在那里吃，随手一丢。懒到连走几步去食堂都不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环境的污染？有没有想过这些外卖干不干净？”
和葛兆光相处久了，学生知道了这位先生对学生是真心好。葛兆光的研究生课是三节连上的，上完三节课之后，再与研究生们进行一两个小时的组会探讨。葛兆光的课一上就是大半天，十分消耗体力，这是很多中年教师都做不到的。学校里有不少教授和学生都建议葛兆光缩短上课时间，但已是古稀之年的葛兆光依然坚持。葛兆光说非常欢迎学生请教他问题，他把电话留给学生，学生们可以打电话写邮件问问题。葛兆光有几年住的宿舍，离他上课那个楼有一段路，下课都是走着回家，尤其夏天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下课后会有很多学生愿意陪着葛兆光边走边聊。葛兆光的课是很受欢迎的，他在清华大学开“中国古代文化”，这个课安排在中午的十二点至一点半，地点也不是一般的公共教室，而是在一个电焊馆，在清华很偏远的地方，但还是听课者甚众。
葛兆光在教学的同时，也在观察中国人文学科的教学情况。葛兆光直言不讳现在的人文学科教学有三种趋向。首先是哗众取宠，说段子、讲笑话。现在有很多“名嘴”，讲得满堂彩，大家笑声不断，但实际上只是在取悦学生，在逗乐，不是在上课。其次是灌心灵鸡汤，讲一些大而无当，似乎永远正确的话。给学生知识了吗？没有。最后就是教条的照本宣科，拿着讲义照念，墨守成规，紧守边界。葛兆光说这三种讲课的方式是现在大学里面最流行的方式，可是这三种方式都是在害学生。哗众取宠，心灵鸡汤加上照本宣科，不断地把知识变成迎合大众的低水平，葛兆光说，现在人文教育呈现娱乐化、教条化、空洞化的趋向，这样的上课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1999年，在葛兆光追忆王国维的历史随笔《阴晴不定的日子》里，结尾处是一个穿着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站在景山，留下了孤寂而惆怅的身影。如今人文学科教育的吵嚷喧哗，依然扰动葛兆光的心。
人物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上山下乡，1971年10月起在贵州省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年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先后在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著述甚丰。
责任编辑：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