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归葬记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原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