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哥”回忆中的父亲赵超构
来源:上海市档案馆官方澎湃号 作者:金洪远 时间:2022-08-31 点击:
东戡是著名报人、原《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先生的大儿子。他年长我十几岁，印象中不管是读了大学还是走上工作岗位，他总和我们这些同住瑞康里老弄堂的“小八腊子”（上海话，指小孩子）很亲近，一张乐呵呵的笑脸，让大家感到特别的亲切，所以我们都亲热地称呼他“大阿哥”。
这次听闻我牵头组织瑞康里老邻居相聚于桂林公园，大阿哥来电邀我和家人去他位于吴兴路的寓所叙旧。十几年前，大阿哥也曾来金山我的居处叙旧，一晃之间大阿哥已年过八十，我也年近古稀，时光荏苒，怎么能不让人唏嘘不已。说起他眼中的父亲，往事如昨，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住瑞康里老房子是有原因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应邀到我所工作的石化总厂给干部们作报告。当时谈教授在作报告时提起，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他和赵超构、周谷城直到第二天清晨三四点钟西湖夜话的插曲，让我觉得分外亲切，因为我恰好和赵超构先生同住一条弄堂，而且是隔壁邻居。
兴之所至，我写了一篇小文《我的邻居赵超构》，刊登在当时的《新金山报》上，反响还算不错。特别是当时参会的干部还有单位里许多的同事，他们大都很惊讶，一位沪上著名的报人，时任新民晚报社社长，会居住在这么一条普通的石库门弄堂里？
大阿哥笑着说，你这几年在报刊上写我父亲居住在弄堂里的趣闻轶事我都看了，倒是一点“水分”都没有。但有不少回忆文章里说我父亲赵超构一家自1946年9月入住虹口溧阳路上的弄堂房子，几十年下来都未提出改善，是有点夸大了。有些回忆文章里还说，市里曾拨了建国西路一处花园住宅给我父亲，他连看也没去看，就让给了一位住房紧张的报社同事。还有不少文章说不愿搬迁的原因是：赵先生喜欢和居民在一起，喜欢倾听百姓呼声云云。
大阿哥补充说，父亲健在时就对这些说法很不以为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市里分配给他建国西路的花园住宅，住房条件相比瑞康里的老房子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父亲听说房子租金是他收入的一大半，就断了去看看的念头，因为该住宅每月的租金决不是我们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
大阿哥扳着手指告诉我，父亲当年工资近300元，但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四个子女都在上中学和小学。大姐在哈尔滨读大学，还要供养在乡下的外婆和祖母，两位老人每个月15元的生活费是雷打不动的，有时还要接济老家亲戚。如果入住花园住宅，难免捉襟见肘。后来市里又拨了位于淮海路上的公寓房，也因种种原因折道而返，未能入住。大阿哥是个实在人，实话实说，正本清源难能可贵。这也应了一句老话：大有大的难处。
“和毛泽东接触最多的新闻界人士”
在毛主席和新闻界人士的交往中，赵超构先生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典范。大阿哥回忆说，父亲当年作为国统区重庆《新民报》的记者，1944年有幸随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团。二排右一为赵超构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他采写的生动记述解放区军民生活的报道《延安一月》，不仅在当时连载时引起轰动，而且传诵至今，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令读者争相捧读而洛阳纸贵。
《延安一月》 赵超构著
大阿哥还告诉我现在报刊不少回忆文章引用“赵先生，你的名字叫超构，你比你们那个宋高宗（赵构）高明多了”这句话，都说是解放后毛主席在上海接见赵超构时说的一句戏言。其实，这源于毛泽东当年在重庆住处一见到赵超构开门见山的一句玩笑话。
大阿哥还补充说，临别时毛泽东送父亲出门还说了一句：赵先生你是个自由主义者。当时父亲还自鸣得意，并不知道这其实是毛泽东对他提出的善意批评。
大阿哥告诉我，父亲生前对毛泽东谈吐幽默风趣、知识渊博、才思敏捷的形象印象颇深。主席爱开玩笑，尤其喜用人的姓名起个绰号来开玩笑，并借绰号引经据典、说古道今，以此来活跃气氛。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约见赵超构，一见面，他就当着众人的面风趣地招呼道：“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屋里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父亲原先绷紧的神经也顿时松弛下来。毛泽东戏称他为“宋高宗的哥哥”，实际上是当年在重庆约见赵超构时的翻版，这诙谐的称呼，很快在单位和熟识的左邻右舍中传开了。
其实，赵先生和毛泽东的交往，我除了在父母和左邻右舍的嘴里略知一二外，儿时在他家的客堂间里也能“亲眼目睹”。当时赵家姆妈是居委里的小组长，每逢发放粮票、布票、油票和肉票时，我们都会尾随着大人去他家的客堂间“轧闹猛”（看热闹）。
他家客堂间的墙壁上挂有郭沫若、唐云等名人字画，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幅赵先生赴京参加重要会议时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集体合影。对我们来说，这些领导人的形象平时只能在电影纪录片里看到，现在近距离接触，当然是啧啧称奇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辞海》主编扩大会议留影，摄于1987年。前排左起：杭苇、李培南、罗竹风、苏步青、吴文祺、朱物华、赵超构、李俊民、刘佛年
因为在报刊上曾写过一些关于赵超构的文章，也看过不少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奇闻趣事，我这次探访大阿哥，又请教了“毛主席在上海，要到新民晚报社约见赵超构”是否确有其事。因为关于此事的版本有好几种，不知真伪如何。
大阿哥解释道：1957年4月的某日，当时市委通知新民晚报社，毛主席要到报社探望赵超构。因为其时报纸已截稿，大样已签发，按照惯例，下午有闲他喜欢和同事到城隍庙九曲桥茶楼里喝茶聊天。
恰巧这天鬼使神差，父亲独自一人跑到新泾乡下溜达拍照采风去了。报社领导遍寻不到，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通知未及，这次珍贵的约见就遗憾地被取消了。大阿哥回忆说，父亲事后获悉非常地懊恼、自责，否则在西湖夜话后又能再续上一段圆明园路上的故事那该多好。
“我是东瓯布衣”
或许是因为名人效应的缘故，赵超构呈现在读者和公众中一直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其实，在我们左邻右舍的眼中，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那天在吴兴路公寓里大阿哥告诉我，父亲搞了几十年新闻工作，在社会上有点影响和名气不假，但在日常生活里，他是个极普通的老百姓。
大阿哥对我好几年前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上刊发的写赵先生的小文《名人也是老百姓》很是赞赏，认为这和他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是东瓯布衣”，是一脉相承的。
当年住在海伦路的作家朱亚夫曾采访过赵超构，在他眼中赵先生是矮个子，开门的时候身着汗背心的小老头，是和周遭的邻居们一模一样的普通人。其实在我们儿时小伙伴的印象里，赵伯伯春秋天穿蓝卡其中山装，夏天汗衫背心，如果哪天头戴一顶有着“小辫子”的法兰绒帽子，那一定是要去接待外宾或出席什么重要会议了。
印象最深的是赵伯伯喜欢喝绍兴老酒。夏天，常看到他拎着酒瓶到我父亲当时供职的油粮店拷老酒，脚下蹬木拖板，拎着酒瓶和店里的兰花豆腐干在笃笃声中回家。大阿哥笑着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父亲和我爸爸还是酒友呢！酒友？这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只知道有时在我家门口，他们两人会悄声交谈。
大阿哥揭秘说：“那是他们在交流喝酒的体会呢。有时，店里新进了一批绍兴酒，你父亲就会热情地介绍酒的特点和吃口，对你父亲酒的知识，我爸爸是非常信服的。”因为我父亲是绍兴人，打小从家乡来沪几十年，就和酒，特别是绍兴酒打交道，按照当下的说法是“资深专家”并不为过。在弄堂里极有名声，人称“酒司令”。因此赵先生总喜欢和我父亲在家门口聊聊酒的话题。
记得他下班看见我和小伙伴玩耍总要问：你的爸爸呢？他这句带有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口头禅，也成了我们小伙伴相互打趣经常用的段子。如果要评选最佳模仿秀，当属我和亭子间阿明最惟妙惟肖。记得有次，他下班回家，听见我和阿明正在模仿他说话，也禁不住笑了起来，表扬了一句：你们两个小鬼头在学我的闲话，倒蛮像的嘛。
大阿哥那天在客厅里讲他父亲喝酒的故事最起劲。那是一个星期天，赵超构到山阴路去探访报社老同事、时任副总编的程大千，因为聊得尽兴，又到了晚饭时分，对方执意留他喝一杯。因为过去是在重庆《新民报》供职的老同事加之程夫人烧得一手四川口味的好菜，酒足饭饱后跌跌冲冲回到了家。当时一进门就看到父亲满脸通红，衬衫纽扣都掉了，猜也不要猜，那晚在老同事家一定是喝高了。
大阿哥还补充说：那晚父亲酒喝醉了，还敲错了门，是你的母亲从三楼下来开门。看到你母亲，父亲才酒醒连连打招呼。其实像喝酒喝高了发生的趣事何止赵先生，我的父亲也是，亲朋好友聚会，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敲到隔壁邻居家去。大阿哥笑道：“你可听你母亲说过此事？”我直言相告：“是第一次听到。”大阿哥抚掌大笑，贪杯的人总归要出洋相的。
因为在网上看到过赵先生对英语和日语比较精通和爱好，我请教大阿哥是否有此事。大阿哥笑了，哪里是比较精通，绝对是一般般。如果说爱好，我倒觉得他对天文情有独钟，这是他在家乡读书时培养的爱好，到了晚年还喜欢观察天上的星座；另外就是喜好拍照，空闲时会为邻居们拍点小照。家里有三架照相机，都是德国牌子的，但都属于中下档，可惜有一架被小侄子玩坏了。
“清正廉洁的书生本色”
在我们左邻右舍的印象里，每逢星期天总能看见赵先生提着一摞《新民晚报》到邮局给远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女儿寄报纸，我们知道这是送给远方思乡的女儿最好的礼物。有时过春节也能看见他的大女儿来沪探亲，和左邻右舍亲热地打着招呼。
我曾问过大阿哥，难道凭赵伯伯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托托关系，走走“后门”？大阿哥介绍说，其实他姐姐也曾向父亲提出过，但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是：子女长大了，自己的路自己走。
他自诩是“东瓯布衣”，实际是秉持了老知识分子清正廉洁的书生本色，他最深恶痛绝社会上某些人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的现象，就像他在晚报的未晚谈栏目上撰文痛批社会上一些落后现象和不正之风，直言极谏。赵先生就是以他的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主张。
其实类似的例子还真不少。前一阵我们瑞康里的老邻居相聚在桂林公园赏桂，和赵超构先生有亲眷关系的隆海弟回忆说：当年他老家亲戚从温州来沪办事或做客，回家时行李多，就和赵先生商量，是否搭乘报社来接他的小车，因为赵先生报社在圆明园路，可以顺便将客人送到十六铺码头，按照上海人的说法是搭顺风车。
隆海还记得，当年他和亲戚在弄堂门口的海伦路上了赵伯伯的车，车子抵达十六铺码头后都是赵伯伯将车钱交给驾驶员的。现在回想起来，赵先生作为一个报社的负责人，一个老知识分子，不揩国家一滴油的举动，讲者动情，听者动容，让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左邻右舍感慨不已。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