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忆萧珊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杨苡/余斌 时间:2022-08-11 点击: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萧珊寄给我一张照片，她抱臂站在庭院中，身上穿的黑旗袍应该就是这一件。可惜那张照片找不着了
她送给巴金先生的相片，是1936年8月拍的
武康路访巴金。那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写《坚强的人》
年轻时的陈蕴珍（萧珊）。我初见她时，她就是这样子，很明显的一个酒涡
口述：杨苡 文：余斌
小风波，仍是很好的朋友
我和萧珊是通过巴金认识的。那时他与萧珊通信很久了，但还没见过面。这时候我在昆明，读西南联大外文系。萧珊也要来读联大，巴金就在信里让我照顾她。她到昆明，就是我到车站去接的。后来她进联大读一年级，先在外文系，后到历史系。
萧珊是宁波人，说话快，对人热情，我们一认识就成了好朋友。同宿舍的还有一个王树藏，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谈心。后来有一度，我们疏远了些，一是她到了历史系，参加了群社，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子不同了。1940年我和赵瑞蕻结婚，萧珊和我的好多朋友一样，不大待见他，这也是一因。还有一件事，多少有关。她到昆明来的路上认识了一个人，一下就弄得很熟，那人要认她做干女儿，她就答应了。到昆明后那人好几次请她吃饭，她都去，有一次还拉上了我。我从小念教会学校，母亲又一再教导与陌生人不要走太近，是男的就更要当心，不要单独相处。所以到昆明后，吃饭看电影什么的，只要有男的，都是好几人一起。
我就跟萧珊说，远着那人一点，萧珊说，那有什么？她觉得我太小心了，不以为然。后来我因她拉我一起吃饭，见过那人一次，印象不好。对她说了，她不高兴，两人之间就有点不愉快。萧珊比我大两岁，但比我任性。我总记得巴金说过的，要多照顾她，给巴金写信时就说了这情况，“告状”说她不听我的，“管不了她”。巴金当时正在写《秋》，心烦意乱了一阵，有点写不下去了。
在联大读书时，有一阵她和一拨要好同学住在钱局街金鸡巷，女生有王树藏、缪景瑚和她，彼此取外号，王树藏叫“小树叶”，缪景瑚已经有孩子了，被喊成“毛儿妈”，三人中陈蕴珍最小，就叫她“小三子”，“萧珊”是“小三”的谐音，后来就成了她的笔名。朋友之间还是习惯叫她陈蕴珍，巴金也是一直叫她本名的。
但这是好朋友之间的小过节，我们一直关系很近，什么话都会讲。1949年后到上海，谈心之外，也会一起逛街，买东西。她特别喜欢shopping，1956年我去东德前要做衣服，就是到上海她领着去的一家店，一起四个人，除了我们俩还有陶肃琼和李瑞珏，每人做了一件开司米大衣，我和她都是米色的，另外两人要上班，就做了两件藏青色的。贵得很，我是公家给的制装费。
一位“不让人省心”的闺蜜
上世纪50年代初，有次南京文联组织到上海参观中苏友好展览，跟萧珊到了展览会上买东西。那时候巴金参加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志愿军，去了蛮长时间了。他们家在锦江饭店给老太太过生日，摆了两桌，辛笛一家，靳以一家，加上他们自家人。吃完饭靳以悄悄让我跟他走，有话说。他家在华山路，公寓式的房子很大很高级，他的邻居有王若望、孔罗荪等，是作家协会分的房。我在他家坐到十二点才离开。靳以说了很多，中心意思是让我别乱说，说我和萧珊说话太随便了，会惹事的。后来的事证明他是对的。
萧珊比我嘴更快话更直，比我更爱说。比如我在水利学校工作时，学校让女教师定做列宁装，当时学校女老师每人都做了，跟制服似的，虽然没规定。我也做了一件，到学校就穿，罩在丝棉袄外面当罩衫。类似的情况萧珊就不肯，还要说，难看死了，我才不穿哩。她的脾性靳以当然清楚，巴金去朝鲜之前也托他照顾萧珊，怕她任性，也是管着她点的意思。后来是他买了列宁装，逼着她穿的。还有巴金让她学俄语，在哪个学校上课，她有时懒得去了，靳以也会督促她去。章大哥的话嘛，不听也不行。
那天晚上他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带话给她，叫她别任性，做事要注意影响。有些话他觉得不好直接说，说了怕她脸上挂不住，我和她像闺蜜似的，说话可以比较随意。要我到他家里来，劝我之外，就是这意思。
我和萧珊除了昆明西南联大那段，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重庆好几年，也没见过几面，再往后她在上海，我在南京，虽然每到上海肯定会见面，但加在一起，也数得过来。但我们的确关系亲密，又都看重友情（好多朋友也是共同的），真是无话不谈的，到一起就说个没完。有好几次晚上谈心，几乎聊了通宵。
在重庆她刚结婚时，有一次我们在上面说话，巴金在楼下写作，第二天天亮我们下楼来，他说写到半夜了，还听到你们俩在说个不停。聊得太多了，什么都聊，漫无边际，“悄悄话”都是这样的。我还记得的，是说到孩子，她结了婚，当然会想到孩子的事，我1941年在昆明就生了赵苡了，她跟我说，我也得生小孩吗？我可不愿像你似的，那么年轻就拖个小孩——太可怕了！还说，小孩多麻烦，真烦死了！早上吃早饭，巴金特意去买了咸鸭蛋，就着辣豆腐乳吃稀饭。谁知咸鸭蛋一打开，全是臭的。萧珊见了大笑不止，直嚷嚷，巴金先生好笨，拿臭鸭蛋招待老朋友！她只顾打趣，说得我在一边不好意思，巴金拿她没办法，只能笑嘻嘻说，陈蕴珍倒会说风凉话——你们夜里不睡，早上不起，还要我给你们弄早饭。
还有一次我到上海，就住她那儿，那时还叫霞飞路霞飞坊，文化生活出版社原来的地方。我们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那次我睡在了亭子间，大李先生原来住的地方，几乎是原样。她还开玩笑说，不聊了，去睡吧，大李先生等着你哩。
这一次两个人说话就没那么轻松愉快了。从靳以家出来已经快半夜了。萧珊替我在客厅临时搭了张床，在等我。问我怎么回来那么迟，我顺着就把靳以的意思说了。她一听就不高兴：章大哥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要通过你来跟我说呢？所以从一开始气氛就不对。靳以要我提醒她的，都让她不快。
有件事靳以特别要我跟她说说，让她别老出穆旦、黄裳的书，影响不好。当时巴金的平民出版社还没“公私合营”，他们两位都在平民出书。穆旦当年为留学入过国民党（不加入就不能公费出去），靳以说，老出书，引人注目了，反而惹麻烦。黄裳嘛，是他，还有作协的人不喜欢，看着不顺眼。比如萧珊买东西，黄裳跟在后面大包小包地帮着拎，有人就看不惯。黄裳、汪曾祺、杜运燮，还有谁，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萧珊的“骑士”，那是朋友间的玩笑，没想到有人有看法。
我们到一起总要说好多话的，那天一直说到早上四点。我把靳以让我转告的话都说了。萧珊听了“影响不好”之类的话就不高兴，说，出朋友的书怎么了？！
靳以的话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反胡风集团运动中我好些朋友被批，我虽然没什么事，可是让我揭发他们，交待和他们的关系，给我的刺激不小，看事情不再那么简单，平时说话也有点小心了。萧珊还是不管不顾的，做什么都很兴头。她尤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反对她为朋友出书。
穆旦回国后，在到南开教书之前，一直在等着分配工作。他是个特别勤奋的人，诗不写了，就埋头翻译，一本接一本地翻。其实比起教书，他是更喜欢翻译的。他译一本，萧珊就给他出一本，那几年出了好多，估计在十本以上。能给朋友帮忙，她特别开心。她跟我说，你和穆旦那么好的朋友，怎么我帮他出书你反而泼冷水？我说要注意影响，还有别人会嫉妒什么的，她就更激动了，说，我是巴太太，出版社的事我做得了主，愿意给谁出书就给谁出，别人管不着。
她并不是冲着我的，但我听这话也不高兴，负气地说，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章大哥让我跟你说的。她还是生我的气，后来两人都生气了，差点哭起来，弄得很不愉快。我是第二天的火车，生气也要送我去火车站啊。早上她叫了辆三轮车，两人坐上面一言不发，我好一些，看上去没生气的样子，萧珊一路上都气鼓鼓的。跟我挥手道别，脸上都还是一肚子气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好玩，当时是真的生气。萧珊后来跟我说，送我上了火车，她直接就去了靳以家——心里不痛快，找章大哥要说法去了。
还是和过去一样，不开心一阵子就过去了，我们很快就恢复了纸上谈心。
最后的见面 迟到的消息
1959年，我因几篇儿童文学被批，想不通，又没处说。不是这年年底，就是1960年年初，我带着赵苡去上海看望他们夫妇，一多半就是为了诉说我的委屈。那次就住在他们家顶楼上，让赵苡先睡了，我到二楼书房里和他们谈到半夜。天还蛮冷的，房间里虽有暖气，早不用了，生了个炭盆。他们当然宽慰我，但我最记得的是萧珊的表情，她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皱着眉头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最后见面，就是那一次了。萧珊去世的消息我是从孔罗荪信中知道的。那时我刚刚“解放”，可能地址不是很准确，信辗转两个多月才到他手里。这时他的问题还没解决，回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我信里当然问到巴金萧珊的情况，其实他和巴金也久不联系，不敢有来往，但毕竟都在上海，都是作协的，同一个干校，消息是知道的。他只能简略隐晦地回复我，说李的问题还挂着，“陈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李”指巴金，“陈”当然是指萧珊。就这么两句，一笔带过。信中还叮嘱，萧珊去世的事，不要跟人说是从他这儿知晓的，“免得麻烦”。我给他的信里还附了给巴金的一封信，请他代转。这时巴金因照顾重病的萧珊回到上海，再没回干校。罗荪问我信还转不转，提醒我巴金的问题仍未解决，要我“慎重考虑”。其实就是劝我这种情况下还是别和巴金联系了。又说，如果给巴金写信，曾经托他转信这事，也别提。
我忍不住还是给巴金写了信，特别是因为知道了萧珊病逝。不过怕惹麻烦，收信人是李小林，我知道她和她爸爸那时都在武康路原来的家里（住楼下，楼上早被造反派封了）。很快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从“文革”开始到结束，我和巴金的信都是问询、报平安式的，很简短，没什么流露情绪的话。关于萧珊，信中只简单地说，他们俩一直惦记我们一家的，“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就这些，波澜不惊。
算起来我给罗荪写信时，萧珊还活着，她没有等到我一家的消息，我总算知道他们的消息了，这个消息却是她已在另一个世界。
第二年五一节我向学校请了假去上海，说是去看亲戚，其实主要是为了看望巴金。最想问最想谈的肯定是萧珊了，但在武康路住了三四天，我都没敢说这个话题，深怕触发他的伤心事。巴金也闭口不谈。我只是从李瑞珏那里听到一些当时的情形。
“文革”结束后我接受《中国文学》的约稿，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为这事我专门去了趟上海，在巴金那里住了几天。那时楼上还封着，楼下巴金住一间，李瑞珏和九姑妈住一间，就在她们房间里放了张行军床。晚上她们拿出一沓子照片给我看，是萧珊躺在太平间，巴金和遗体告别时家人拍的。照片她们一直藏着，不敢让巴金看，怕他受不了。有一张是巴金叉着腰站在遗体前，表情简直难以形容。还有一张萧珊头发是湿的，肚子隆起。我一张一张地看，听她们说，忽然就忍不住流泪了，过去一直压抑的情绪一下起来了，压也压不住。那一夜，李瑞珏、九姑妈都没睡好。
也是那天夜里，我有写文章的冲动，纪念萧珊。后来的确也写了，题目是《梦萧珊》。那是散文，“梦”是对她的想念，不是实指的，但我的确是梦见过萧珊的，不仅是当时，甚至近年也梦见过多次，梦里的她有时是昆明时的学生样，有时候中年时候的她，背景是模糊的，似乎更多是在武康路院子里。不管哪个时候哪个背景上的萧珊，有一点是不变的：她总是穿得很时髦，神情开朗，大说大笑的。
责任编辑：日升
口述：杨苡 文：余斌
小风波，仍是很好的朋友
我和萧珊是通过巴金认识的。那时他与萧珊通信很久了，但还没见过面。这时候我在昆明，读西南联大外文系。萧珊也要来读联大，巴金就在信里让我照顾她。她到昆明，就是我到车站去接的。后来她进联大读一年级，先在外文系，后到历史系。
萧珊是宁波人，说话快，对人热情，我们一认识就成了好朋友。同宿舍的还有一个王树藏，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谈心。后来有一度，我们疏远了些，一是她到了历史系，参加了群社，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子不同了。1940年我和赵瑞蕻结婚，萧珊和我的好多朋友一样，不大待见他，这也是一因。还有一件事，多少有关。她到昆明来的路上认识了一个人，一下就弄得很熟，那人要认她做干女儿，她就答应了。到昆明后那人好几次请她吃饭，她都去，有一次还拉上了我。我从小念教会学校，母亲又一再教导与陌生人不要走太近，是男的就更要当心，不要单独相处。所以到昆明后，吃饭看电影什么的，只要有男的，都是好几人一起。
我就跟萧珊说，远着那人一点，萧珊说，那有什么？她觉得我太小心了，不以为然。后来我因她拉我一起吃饭，见过那人一次，印象不好。对她说了，她不高兴，两人之间就有点不愉快。萧珊比我大两岁，但比我任性。我总记得巴金说过的，要多照顾她，给巴金写信时就说了这情况，“告状”说她不听我的，“管不了她”。巴金当时正在写《秋》，心烦意乱了一阵，有点写不下去了。
在联大读书时，有一阵她和一拨要好同学住在钱局街金鸡巷，女生有王树藏、缪景瑚和她，彼此取外号，王树藏叫“小树叶”，缪景瑚已经有孩子了，被喊成“毛儿妈”，三人中陈蕴珍最小，就叫她“小三子”，“萧珊”是“小三”的谐音，后来就成了她的笔名。朋友之间还是习惯叫她陈蕴珍，巴金也是一直叫她本名的。
但这是好朋友之间的小过节，我们一直关系很近，什么话都会讲。1949年后到上海，谈心之外，也会一起逛街，买东西。她特别喜欢shopping，1956年我去东德前要做衣服，就是到上海她领着去的一家店，一起四个人，除了我们俩还有陶肃琼和李瑞珏，每人做了一件开司米大衣，我和她都是米色的，另外两人要上班，就做了两件藏青色的。贵得很，我是公家给的制装费。
一位“不让人省心”的闺蜜
上世纪50年代初，有次南京文联组织到上海参观中苏友好展览，跟萧珊到了展览会上买东西。那时候巴金参加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志愿军，去了蛮长时间了。他们家在锦江饭店给老太太过生日，摆了两桌，辛笛一家，靳以一家，加上他们自家人。吃完饭靳以悄悄让我跟他走，有话说。他家在华山路，公寓式的房子很大很高级，他的邻居有王若望、孔罗荪等，是作家协会分的房。我在他家坐到十二点才离开。靳以说了很多，中心意思是让我别乱说，说我和萧珊说话太随便了，会惹事的。后来的事证明他是对的。
萧珊比我嘴更快话更直，比我更爱说。比如我在水利学校工作时，学校让女教师定做列宁装，当时学校女老师每人都做了，跟制服似的，虽然没规定。我也做了一件，到学校就穿，罩在丝棉袄外面当罩衫。类似的情况萧珊就不肯，还要说，难看死了，我才不穿哩。她的脾性靳以当然清楚，巴金去朝鲜之前也托他照顾萧珊，怕她任性，也是管着她点的意思。后来是他买了列宁装，逼着她穿的。还有巴金让她学俄语，在哪个学校上课，她有时懒得去了，靳以也会督促她去。章大哥的话嘛，不听也不行。
那天晚上他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带话给她，叫她别任性，做事要注意影响。有些话他觉得不好直接说，说了怕她脸上挂不住，我和她像闺蜜似的，说话可以比较随意。要我到他家里来，劝我之外，就是这意思。
我和萧珊除了昆明西南联大那段，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重庆好几年，也没见过几面，再往后她在上海，我在南京，虽然每到上海肯定会见面，但加在一起，也数得过来。但我们的确关系亲密，又都看重友情（好多朋友也是共同的），真是无话不谈的，到一起就说个没完。有好几次晚上谈心，几乎聊了通宵。
在重庆她刚结婚时，有一次我们在上面说话，巴金在楼下写作，第二天天亮我们下楼来，他说写到半夜了，还听到你们俩在说个不停。聊得太多了，什么都聊，漫无边际，“悄悄话”都是这样的。我还记得的，是说到孩子，她结了婚，当然会想到孩子的事，我1941年在昆明就生了赵苡了，她跟我说，我也得生小孩吗？我可不愿像你似的，那么年轻就拖个小孩——太可怕了！还说，小孩多麻烦，真烦死了！早上吃早饭，巴金特意去买了咸鸭蛋，就着辣豆腐乳吃稀饭。谁知咸鸭蛋一打开，全是臭的。萧珊见了大笑不止，直嚷嚷，巴金先生好笨，拿臭鸭蛋招待老朋友！她只顾打趣，说得我在一边不好意思，巴金拿她没办法，只能笑嘻嘻说，陈蕴珍倒会说风凉话——你们夜里不睡，早上不起，还要我给你们弄早饭。
还有一次我到上海，就住她那儿，那时还叫霞飞路霞飞坊，文化生活出版社原来的地方。我们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那次我睡在了亭子间，大李先生原来住的地方，几乎是原样。她还开玩笑说，不聊了，去睡吧，大李先生等着你哩。
这一次两个人说话就没那么轻松愉快了。从靳以家出来已经快半夜了。萧珊替我在客厅临时搭了张床，在等我。问我怎么回来那么迟，我顺着就把靳以的意思说了。她一听就不高兴：章大哥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要通过你来跟我说呢？所以从一开始气氛就不对。靳以要我提醒她的，都让她不快。
有件事靳以特别要我跟她说说，让她别老出穆旦、黄裳的书，影响不好。当时巴金的平民出版社还没“公私合营”，他们两位都在平民出书。穆旦当年为留学入过国民党（不加入就不能公费出去），靳以说，老出书，引人注目了，反而惹麻烦。黄裳嘛，是他，还有作协的人不喜欢，看着不顺眼。比如萧珊买东西，黄裳跟在后面大包小包地帮着拎，有人就看不惯。黄裳、汪曾祺、杜运燮，还有谁，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萧珊的“骑士”，那是朋友间的玩笑，没想到有人有看法。
我们到一起总要说好多话的，那天一直说到早上四点。我把靳以让我转告的话都说了。萧珊听了“影响不好”之类的话就不高兴，说，出朋友的书怎么了？！
靳以的话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反胡风集团运动中我好些朋友被批，我虽然没什么事，可是让我揭发他们，交待和他们的关系，给我的刺激不小，看事情不再那么简单，平时说话也有点小心了。萧珊还是不管不顾的，做什么都很兴头。她尤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反对她为朋友出书。
穆旦回国后，在到南开教书之前，一直在等着分配工作。他是个特别勤奋的人，诗不写了，就埋头翻译，一本接一本地翻。其实比起教书，他是更喜欢翻译的。他译一本，萧珊就给他出一本，那几年出了好多，估计在十本以上。能给朋友帮忙，她特别开心。她跟我说，你和穆旦那么好的朋友，怎么我帮他出书你反而泼冷水？我说要注意影响，还有别人会嫉妒什么的，她就更激动了，说，我是巴太太，出版社的事我做得了主，愿意给谁出书就给谁出，别人管不着。
她并不是冲着我的，但我听这话也不高兴，负气地说，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章大哥让我跟你说的。她还是生我的气，后来两人都生气了，差点哭起来，弄得很不愉快。我是第二天的火车，生气也要送我去火车站啊。早上她叫了辆三轮车，两人坐上面一言不发，我好一些，看上去没生气的样子，萧珊一路上都气鼓鼓的。跟我挥手道别，脸上都还是一肚子气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好玩，当时是真的生气。萧珊后来跟我说，送我上了火车，她直接就去了靳以家——心里不痛快，找章大哥要说法去了。
还是和过去一样，不开心一阵子就过去了，我们很快就恢复了纸上谈心。
最后的见面 迟到的消息
1959年，我因几篇儿童文学被批，想不通，又没处说。不是这年年底，就是1960年年初，我带着赵苡去上海看望他们夫妇，一多半就是为了诉说我的委屈。那次就住在他们家顶楼上，让赵苡先睡了，我到二楼书房里和他们谈到半夜。天还蛮冷的，房间里虽有暖气，早不用了，生了个炭盆。他们当然宽慰我，但我最记得的是萧珊的表情，她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皱着眉头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最后见面，就是那一次了。萧珊去世的消息我是从孔罗荪信中知道的。那时我刚刚“解放”，可能地址不是很准确，信辗转两个多月才到他手里。这时他的问题还没解决，回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我信里当然问到巴金萧珊的情况，其实他和巴金也久不联系，不敢有来往，但毕竟都在上海，都是作协的，同一个干校，消息是知道的。他只能简略隐晦地回复我，说李的问题还挂着，“陈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李”指巴金，“陈”当然是指萧珊。就这么两句，一笔带过。信中还叮嘱，萧珊去世的事，不要跟人说是从他这儿知晓的，“免得麻烦”。我给他的信里还附了给巴金的一封信，请他代转。这时巴金因照顾重病的萧珊回到上海，再没回干校。罗荪问我信还转不转，提醒我巴金的问题仍未解决，要我“慎重考虑”。其实就是劝我这种情况下还是别和巴金联系了。又说，如果给巴金写信，曾经托他转信这事，也别提。
我忍不住还是给巴金写了信，特别是因为知道了萧珊病逝。不过怕惹麻烦，收信人是李小林，我知道她和她爸爸那时都在武康路原来的家里（住楼下，楼上早被造反派封了）。很快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从“文革”开始到结束，我和巴金的信都是问询、报平安式的，很简短，没什么流露情绪的话。关于萧珊，信中只简单地说，他们俩一直惦记我们一家的，“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就这些，波澜不惊。
算起来我给罗荪写信时，萧珊还活着，她没有等到我一家的消息，我总算知道他们的消息了，这个消息却是她已在另一个世界。
第二年五一节我向学校请了假去上海，说是去看亲戚，其实主要是为了看望巴金。最想问最想谈的肯定是萧珊了，但在武康路住了三四天，我都没敢说这个话题，深怕触发他的伤心事。巴金也闭口不谈。我只是从李瑞珏那里听到一些当时的情形。
“文革”结束后我接受《中国文学》的约稿，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为这事我专门去了趟上海，在巴金那里住了几天。那时楼上还封着，楼下巴金住一间，李瑞珏和九姑妈住一间，就在她们房间里放了张行军床。晚上她们拿出一沓子照片给我看，是萧珊躺在太平间，巴金和遗体告别时家人拍的。照片她们一直藏着，不敢让巴金看，怕他受不了。有一张是巴金叉着腰站在遗体前，表情简直难以形容。还有一张萧珊头发是湿的，肚子隆起。我一张一张地看，听她们说，忽然就忍不住流泪了，过去一直压抑的情绪一下起来了，压也压不住。那一夜，李瑞珏、九姑妈都没睡好。
也是那天夜里，我有写文章的冲动，纪念萧珊。后来的确也写了，题目是《梦萧珊》。那是散文，“梦”是对她的想念，不是实指的，但我的确是梦见过萧珊的，不仅是当时，甚至近年也梦见过多次，梦里的她有时是昆明时的学生样，有时候中年时候的她，背景是模糊的，似乎更多是在武康路院子里。不管哪个时候哪个背景上的萧珊，有一点是不变的：她总是穿得很时髦，神情开朗，大说大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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