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忆萧珊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杨苡/余斌 时间:2022-08-11 点击: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萧珊寄给我一张照片,她抱臂站在庭院中,身上穿的黑旗袍应该就是这一件。可惜那张照片找不着了
      她送给巴金先生的相片,是1936年8月拍的
      武康路访巴金。那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写《坚强的人》
      年轻时的陈蕴珍(萧珊)。我初见她时,她就是这样子,很明显的一个酒涡
 
      口述:杨苡 文:余斌

      小风波,仍是很好的朋友

      我和萧珊是通过巴金认识的。那时他与萧珊通信很久了,但还没见过面。这时候我在昆明,读西南联大外文系。萧珊也要来读联大,巴金就在信里让我照顾她。她到昆明,就是我到车站去接的。后来她进联大读一年级,先在外文系,后到历史系。

      萧珊是宁波人,说话快,对人热情,我们一认识就成了好朋友。同宿舍的还有一个王树藏,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谈心。后来有一度,我们疏远了些,一是她到了历史系,参加了群社,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子不同了。1940年我和赵瑞蕻结婚,萧珊和我的好多朋友一样,不大待见他,这也是一因。还有一件事,多少有关。她到昆明来的路上认识了一个人,一下就弄得很熟,那人要认她做干女儿,她就答应了。到昆明后那人好几次请她吃饭,她都去,有一次还拉上了我。我从小念教会学校,母亲又一再教导与陌生人不要走太近,是男的就更要当心,不要单独相处。所以到昆明后,吃饭看电影什么的,只要有男的,都是好几人一起。

      我就跟萧珊说,远着那人一点,萧珊说,那有什么?她觉得我太小心了,不以为然。后来我因她拉我一起吃饭,见过那人一次,印象不好。对她说了,她不高兴,两人之间就有点不愉快。萧珊比我大两岁,但比我任性。我总记得巴金说过的,要多照顾她,给巴金写信时就说了这情况,“告状”说她不听我的,“管不了她”。巴金当时正在写《秋》,心烦意乱了一阵,有点写不下去了。

      在联大读书时,有一阵她和一拨要好同学住在钱局街金鸡巷,女生有王树藏、缪景瑚和她,彼此取外号,王树藏叫“小树叶”,缪景瑚已经有孩子了,被喊成“毛儿妈”,三人中陈蕴珍最小,就叫她“小三子”,“萧珊”是“小三”的谐音,后来就成了她的笔名。朋友之间还是习惯叫她陈蕴珍,巴金也是一直叫她本名的。

      但这是好朋友之间的小过节,我们一直关系很近,什么话都会讲。1949年后到上海,谈心之外,也会一起逛街,买东西。她特别喜欢shopping,1956年我去东德前要做衣服,就是到上海她领着去的一家店,一起四个人,除了我们俩还有陶肃琼和李瑞珏,每人做了一件开司米大衣,我和她都是米色的,另外两人要上班,就做了两件藏青色的。贵得很,我是公家给的制装费。

      一位“不让人省心”的闺蜜

      上世纪50年代初,有次南京文联组织到上海参观中苏友好展览,跟萧珊到了展览会上买东西。那时候巴金参加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志愿军,去了蛮长时间了。他们家在锦江饭店给老太太过生日,摆了两桌,辛笛一家,靳以一家,加上他们自家人。吃完饭靳以悄悄让我跟他走,有话说。他家在华山路,公寓式的房子很大很高级,他的邻居有王若望、孔罗荪等,是作家协会分的房。我在他家坐到十二点才离开。靳以说了很多,中心意思是让我别乱说,说我和萧珊说话太随便了,会惹事的。后来的事证明他是对的。

      萧珊比我嘴更快话更直,比我更爱说。比如我在水利学校工作时,学校让女教师定做列宁装,当时学校女老师每人都做了,跟制服似的,虽然没规定。我也做了一件,到学校就穿,罩在丝棉袄外面当罩衫。类似的情况萧珊就不肯,还要说,难看死了,我才不穿哩。她的脾性靳以当然清楚,巴金去朝鲜之前也托他照顾萧珊,怕她任性,也是管着她点的意思。后来是他买了列宁装,逼着她穿的。还有巴金让她学俄语,在哪个学校上课,她有时懒得去了,靳以也会督促她去。章大哥的话嘛,不听也不行。

      那天晚上他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带话给她,叫她别任性,做事要注意影响。有些话他觉得不好直接说,说了怕她脸上挂不住,我和她像闺蜜似的,说话可以比较随意。要我到他家里来,劝我之外,就是这意思。

      我和萧珊除了昆明西南联大那段,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重庆好几年,也没见过几面,再往后她在上海,我在南京,虽然每到上海肯定会见面,但加在一起,也数得过来。但我们的确关系亲密,又都看重友情(好多朋友也是共同的),真是无话不谈的,到一起就说个没完。有好几次晚上谈心,几乎聊了通宵。

      在重庆她刚结婚时,有一次我们在上面说话,巴金在楼下写作,第二天天亮我们下楼来,他说写到半夜了,还听到你们俩在说个不停。聊得太多了,什么都聊,漫无边际,“悄悄话”都是这样的。我还记得的,是说到孩子,她结了婚,当然会想到孩子的事,我1941年在昆明就生了赵苡了,她跟我说,我也得生小孩吗?我可不愿像你似的,那么年轻就拖个小孩——太可怕了!还说,小孩多麻烦,真烦死了!早上吃早饭,巴金特意去买了咸鸭蛋,就着辣豆腐乳吃稀饭。谁知咸鸭蛋一打开,全是臭的。萧珊见了大笑不止,直嚷嚷,巴金先生好笨,拿臭鸭蛋招待老朋友!她只顾打趣,说得我在一边不好意思,巴金拿她没办法,只能笑嘻嘻说,陈蕴珍倒会说风凉话——你们夜里不睡,早上不起,还要我给你们弄早饭。

      还有一次我到上海,就住她那儿,那时还叫霞飞路霞飞坊,文化生活出版社原来的地方。我们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那次我睡在了亭子间,大李先生原来住的地方,几乎是原样。她还开玩笑说,不聊了,去睡吧,大李先生等着你哩。

      这一次两个人说话就没那么轻松愉快了。从靳以家出来已经快半夜了。萧珊替我在客厅临时搭了张床,在等我。问我怎么回来那么迟,我顺着就把靳以的意思说了。她一听就不高兴:章大哥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要通过你来跟我说呢?所以从一开始气氛就不对。靳以要我提醒她的,都让她不快。

      有件事靳以特别要我跟她说说,让她别老出穆旦、黄裳的书,影响不好。当时巴金的平民出版社还没“公私合营”,他们两位都在平民出书。穆旦当年为留学入过国民党(不加入就不能公费出去),靳以说,老出书,引人注目了,反而惹麻烦。黄裳嘛,是他,还有作协的人不喜欢,看着不顺眼。比如萧珊买东西,黄裳跟在后面大包小包地帮着拎,有人就看不惯。黄裳、汪曾祺、杜运燮,还有谁,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萧珊的“骑士”,那是朋友间的玩笑,没想到有人有看法。

      我们到一起总要说好多话的,那天一直说到早上四点。我把靳以让我转告的话都说了。萧珊听了“影响不好”之类的话就不高兴,说,出朋友的书怎么了?!

      靳以的话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反胡风集团运动中我好些朋友被批,我虽然没什么事,可是让我揭发他们,交待和他们的关系,给我的刺激不小,看事情不再那么简单,平时说话也有点小心了。萧珊还是不管不顾的,做什么都很兴头。她尤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反对她为朋友出书。

      穆旦回国后,在到南开教书之前,一直在等着分配工作。他是个特别勤奋的人,诗不写了,就埋头翻译,一本接一本地翻。其实比起教书,他是更喜欢翻译的。他译一本,萧珊就给他出一本,那几年出了好多,估计在十本以上。能给朋友帮忙,她特别开心。她跟我说,你和穆旦那么好的朋友,怎么我帮他出书你反而泼冷水?我说要注意影响,还有别人会嫉妒什么的,她就更激动了,说,我是巴太太,出版社的事我做得了主,愿意给谁出书就给谁出,别人管不着。

      她并不是冲着我的,但我听这话也不高兴,负气地说,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章大哥让我跟你说的。她还是生我的气,后来两人都生气了,差点哭起来,弄得很不愉快。我是第二天的火车,生气也要送我去火车站啊。早上她叫了辆三轮车,两人坐上面一言不发,我好一些,看上去没生气的样子,萧珊一路上都气鼓鼓的。跟我挥手道别,脸上都还是一肚子气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好玩,当时是真的生气。萧珊后来跟我说,送我上了火车,她直接就去了靳以家——心里不痛快,找章大哥要说法去了。

      还是和过去一样,不开心一阵子就过去了,我们很快就恢复了纸上谈心。

      最后的见面 迟到的消息

      1959年,我因几篇儿童文学被批,想不通,又没处说。不是这年年底,就是1960年年初,我带着赵苡去上海看望他们夫妇,一多半就是为了诉说我的委屈。那次就住在他们家顶楼上,让赵苡先睡了,我到二楼书房里和他们谈到半夜。天还蛮冷的,房间里虽有暖气,早不用了,生了个炭盆。他们当然宽慰我,但我最记得的是萧珊的表情,她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皱着眉头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最后见面,就是那一次了。萧珊去世的消息我是从孔罗荪信中知道的。那时我刚刚“解放”,可能地址不是很准确,信辗转两个多月才到他手里。这时他的问题还没解决,回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我信里当然问到巴金萧珊的情况,其实他和巴金也久不联系,不敢有来往,但毕竟都在上海,都是作协的,同一个干校,消息是知道的。他只能简略隐晦地回复我,说李的问题还挂着,“陈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李”指巴金,“陈”当然是指萧珊。就这么两句,一笔带过。信中还叮嘱,萧珊去世的事,不要跟人说是从他这儿知晓的,“免得麻烦”。我给他的信里还附了给巴金的一封信,请他代转。这时巴金因照顾重病的萧珊回到上海,再没回干校。罗荪问我信还转不转,提醒我巴金的问题仍未解决,要我“慎重考虑”。其实就是劝我这种情况下还是别和巴金联系了。又说,如果给巴金写信,曾经托他转信这事,也别提。

      我忍不住还是给巴金写了信,特别是因为知道了萧珊病逝。不过怕惹麻烦,收信人是李小林,我知道她和她爸爸那时都在武康路原来的家里(住楼下,楼上早被造反派封了)。很快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从“文革”开始到结束,我和巴金的信都是问询、报平安式的,很简短,没什么流露情绪的话。关于萧珊,信中只简单地说,他们俩一直惦记我们一家的,“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就这些,波澜不惊。

      算起来我给罗荪写信时,萧珊还活着,她没有等到我一家的消息,我总算知道他们的消息了,这个消息却是她已在另一个世界。

      第二年五一节我向学校请了假去上海,说是去看亲戚,其实主要是为了看望巴金。最想问最想谈的肯定是萧珊了,但在武康路住了三四天,我都没敢说这个话题,深怕触发他的伤心事。巴金也闭口不谈。我只是从李瑞珏那里听到一些当时的情形。

      “文革”结束后我接受《中国文学》的约稿,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为这事我专门去了趟上海,在巴金那里住了几天。那时楼上还封着,楼下巴金住一间,李瑞珏和九姑妈住一间,就在她们房间里放了张行军床。晚上她们拿出一沓子照片给我看,是萧珊躺在太平间,巴金和遗体告别时家人拍的。照片她们一直藏着,不敢让巴金看,怕他受不了。有一张是巴金叉着腰站在遗体前,表情简直难以形容。还有一张萧珊头发是湿的,肚子隆起。我一张一张地看,听她们说,忽然就忍不住流泪了,过去一直压抑的情绪一下起来了,压也压不住。那一夜,李瑞珏、九姑妈都没睡好。

      也是那天夜里,我有写文章的冲动,纪念萧珊。后来的确也写了,题目是《梦萧珊》。那是散文,“梦”是对她的想念,不是实指的,但我的确是梦见过萧珊的,不仅是当时,甚至近年也梦见过多次,梦里的她有时是昆明时的学生样,有时候中年时候的她,背景是模糊的,似乎更多是在武康路院子里。不管哪个时候哪个背景上的萧珊,有一点是不变的:她总是穿得很时髦,神情开朗,大说大笑的。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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