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社区之变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杨书源/朱翔时间:2022-07-30 点击:

摄影/日升

■记者杨书源实习生朱翔

7月6日，位于上海长宁区的英才社区（化名）7号楼出现了一名新冠密接者。经历了2个多月风平浪静的“无疫生活”后，社区第一次重回备战状态。

可居民们发现，这次面对危机，大家和几个月前状态截然不同了。

“像是板结了很久的土壤，一铲子被松开了。”居民顾兆华这样描述。

他为业委会换届发表意见而建的业主讨论群里，一度“火药味十足”，但在今年3月底疫情暴发初，这个群跃升成了社区的抗疫服务大群。讨论群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但群内议题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记者在7月探访了上海的5个社区，记录下它们将疫情的危机转化为社区治理契机的过程。

这些社区，有2000年后建的商品房住宅区，也有上世纪的老公房居民区，但都或多或少面临社区治理的难题，如社区公共议题参与度低、基层民主程序开展艰难、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权责不明确等。在一次次破题中，人们探索着社区治理的更多可能性。

今非昔比

7月6日晚，英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波（化名）一直守到了深夜12点，他要掐着点发布“22号楼出现密接者”的公众号推文。

“原本这个消息在6日就应该发布的，但我们当天的推送额度在上午用掉了，我就守到7日凌晨第一时间推送。”几个月抗疫实战后，这位“80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对及时向居民公开信息这点很敏感。

王波在7月6日下午收到疾控部门对7号楼实施“2+5封闭管理”的通知，他立即在社区志愿者工作群里公布消息，楼栋志愿者又转发每个楼栋住户群。随后，他逐一打电话召回7号楼的居民。

那天傍晚，社区核酸大筛照常进行。7号楼警戒线外十几米的地方，依旧有居民和孩子戴着口罩在空地上玩耍，他们对社区的防疫工作很有信心。在王波去7号楼的路上，一位居民对他说了句：“王书记，又要辛苦了！”

相似的情形要是放在几个月前，是完全不同的景象：王波还记得3月18日社区第一次组织核酸大筛后，不少居民入住小区十几年来第一次拨通了居委会的电话，不断发问：“小区接下来是不是要封闭管理？小区现在有疫情吗？”还有一次，社区核酸筛查出现了3个10人混管异常，一位居民理解成“小区里出了30个感染者”，把错误信息发到群里，引起轩然大波。

居民对社区缺乏信任感、安全感，和这个社区近年的治理顽疾有关。小区建成之初曾是附近首屈一指的商品房小区，但随着时间推移，小区内很多设施老化、亟待维护更新，而物业公司响应速度缓慢，居民对小区内保安、保洁的工作表现也一直有意见。

“我是眼睁睁看着17年前生机勃勃的小区一点点变陈旧的，楼门口的草坪因为缺少维护快要成了泥地，原本我和儿子玩潜水艇模型的清澈小渠也都被泥沙堵塞了。”一位居民描述。

不少居民，包括党总支书记王波，都想到了选举新的业委会来改变现状。但当时即使是有投票愿望的居民，也大多对社区民主选举的流程很陌生。王波鼓励原来业委会班子中的4名成员参选，又让部分居民对选举公平性有所怀疑。

“当时为了选举的事，居民们建了两个讨论群。其中一个群里的人到最后都急眼了，在群里说了些难听的话，后来群主自己把群解散了。”居民费炜回忆了当时的乱象。

最后，因为不符合选举条件，那次业委会选举“流产”了。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分析，社区在基层治理中，历来缺乏能引起大多数居民关注的公共性领域，同时居委会本身也缺乏资金、人力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的共同目标难以形成，居民们参与社区事务的内生动力很弱。

迎来转机

在王波的记忆里，英才社区的“转折点”出现在3月30日。那天包括王波在内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坐到一起，对着那张社区核酸大筛现场路线图讨论了一整天。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这次疫情中我们社区原本的志愿者格局完全被打破了，100多名中青年业主都是志愿者队伍里的新面孔，他们是这次抗疫的第一梯队，原本年龄较大的楼长都退居抗疫第二梯队。”王波说，社区很快形成了楼栋和社区公共空间两个层级的志愿者体系。

“社区内每项抗疫事务都是一个项目组，有自己的负责人。”原本在大型国企做过技术岗位的王波，第一次把企业里学到的东西用在社区的实践中，而以前在社区，这样的尝试“没有人力，也没有机会”。

去年业委会改选时，作为社区第一批住户的费炜忽然意识到“我该站出来做点什么”。“60后”费炜是一家生物医药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有传媒公关行业多年从业经验，观察到自己在长沙居住的社区居民楼栋自治做得不错，他想要在英才社区复刻思路。

去年7月，他试过找5号楼居民共建楼栋群。他把计划建楼栋群的公告贴到了楼栋电梯口显眼处，但很快被人撕掉了。最终100多人的楼栋，入群的不过20多人，这个群建起来后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疫情期间，费炜等几位楼栋志愿者挨家挨户收发抗原时，不断动员大家入群，以便统一发布抗疫消息，群成员扩展到了118人。

渐渐地，这个群聚集了20多名志愿者：有两三位中年志愿者负责楼栋的物资和抗原发放、因为过敏体质一直没打疫苗的陆敏（化名）在楼栋群里做着后台信息维护，3名年轻人设计了居民能及时录入抗原信息、自动生成统计结果的小程序……

那段时间，王波发现社区有不少能给社区治理支招的专业人士：4月底社区刚被划为防范区时，居民都想出小区，但此时，王波在两位有危机公关经验居民的建议下，开车录下一段名为“书记带你去巡街”的视频，呈现了当时街道内空旷的街景。“这样既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也让大家明白外面的世界还没恢复。”

有居民在疫情一开始就提醒王波“警惕因信息不透明带来的舆情”。他听了很受用，所以在居民对社区第一次“大筛”质疑较多时，用社区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了《关于小区暂不进行封控管理的通知》，消除居民误解。

这篇文章阅读量达到了1140次，而之前这个公众号推文阅读量从未突破过100次。此后，社区的最新疫情每天都会发布在公众号上。7月初，王波发现后台粉丝数量已从不到200人飞增到1616人，而社区的居民总数也不过2300多人。

王波发现，自社区重回正常轨道以后，敲定社区事务耗时更久了。但这不是坏事，“表明有更多居民在加入，一起寻求社区事务的最优解。”

6月初，居民的外卖和快递仍是送到小区门口统一消杀。可一到高温天，总有居民在群里叫苦。大家研读防疫规定，认为楼栋口放置货架符合“无接触配送”要求。有人就提议，居民自筹的11万元抗疫基金还有结余，是否可以给每个楼栋配备一些运输、存放外卖快递的设备？

几天以后，社区抗疫基金发起人、9号楼居民王雪明公布了新一期募捐款使用情况，其中写到：经工作组讨论通过，为每栋楼再添置一个货架、一辆小推车。至此快递外卖被允许放在楼栋口的货架上，目前方案已平稳执行了1个多月。

在距离英才社区不到1公里的天山华庭社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靖的办公室里一直保存着一个放零钱的铁皮罐。两年前新冠疫情刚开始时，社区居民反映买口罩困难，居民代表和居委会商量后，决定请附近药店工作人员定期来社区集中配送口罩，不会使用线上支付的老人就把口罩钱放在罐子里。两年后的此轮疫情中，大家商量重启这个“罐头基金”，这次存放的是需要代配药老人的药费。徐靖觉得，这个铁皮罐也是居委会和居民民主商议、探索社区管理的证明。

被看见的“居委会”

在英才居委会办公室的醒目处，张贴着一张上墙海报，上面写着“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王波解释，张贴这张清单是为了让社区干部免遭居民诘问。“很多居民并不清楚居委会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以为社区里的事都是居委会负责。”他说。这个问题在疫情期间更突出了：谁家快要没食物了、门口的快递该如何消杀、家里老人犯急病了……居委会成了居民睁开眼能找到的第一个主体。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希东分析：“上海一直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以往人们习惯了购买市场服务解决生活需求问题。但是一场疫情使得原本的市场供给被切断，居民把目光转向社区内部，居委会不再仅仅是以往那个对接上级部门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社区需要调动自己的内生动力，承担起保供和防疫的双重任务。”

王波2018年刚到社区工作时是在一个以老小区为主的居民区。有一次，上级部门要求社区统计退休人员的人数，不到1分钟，另一位社工就把数据统计好了。“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但这种操作也包含着社区工作者的无奈。如果不是人口普查，居委会自己上门做这样的统计经常会被注重隐私的居民拒之门外，因为他们认为居委会没权限做这件事。”

那一次，王波对社区工作有了体验：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很多时候居委会承担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助手角色，对于居民来说，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居委会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

王波回忆自己4月份的状态，“很疲惫，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社区工作原本就存在的难点又被放大了几十倍、几百倍，但是需要你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在疫情期间，很多社区干部都面临过“权责范围边界”的困境。王波记得自己一次艰难的拍板：4月份社区封控期间，一位独居老人背上长了一个瘤，已出血化脓。如按照流程上报，等救护车来，很可能耽误救治时间，他只能冒险，当即决定给老人放行，志愿者开私家车穿“大白”防护服护送老人。

同样距离英才社区不远的天明居民区（化名），党总支书记陈智（化名）曾在4月初把一位在群里不断指责社区干部“不作为”的居民黄川（化名）移出了社区微信大群。

双方矛盾的焦点，也关乎社区干部在疫情期间的职责范围：当时黄川在业委会主任的发动下，去了一个有核酸待复核人员的楼栋发政府物资。上楼前黄川遇到了陈智，事后他认为陈智没有尽到提示风险的义务。但陈智认为自己对黄川要上楼发物资并不知情，而且黄川也没有向社区报备。直到疫情形势好转，黄川还在另一个居民群里公开提出要陈智向自己道歉。

6月12日傍晚，在杨浦区南茶园居委会狭小的办公室里，党总支书记鲁贞正被一位居民质问：“你为什么要层层加码，延长小区闭环管理时间？”原来这天是居民区原定解除封控的日子，但鲁贞在几个小时前收到街道通知，小区几天前有新增感染者，封控管理时间从原本的2天延长到7天。鲁贞把通知发布在居民群里，居民们误以为是居委会擅自延长了封控管理时间。

正当居民围着鲁贞情绪激动时，“上海发布”公布了小区出现阳性感染者，已被列为中风险地区的官方消息。为了进一步消除误解，鲁贞在6月13日又发布了一封盖有五角场街道防疫办印章的《告居民书》。

“社区形成了防疫命运共同体，这时要求社区干部不仅目光要向上看，遵照上级部门指令落实防疫举措；他们的目光还要向下看，了解每一个居民在各种处境中最迫切真实的需求。目光向上还是向下，结果可能大相径庭。”黄晓春解释这个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新变局。

新的求和公式

王波的选择是尽量“多向下看一点”，可每次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4月中旬时，上级部门对社区核酸大筛的指令常在凌晨发布，有天5点半，王波在社区核酸志愿者群里传达了1小时后做核酸的通知。

一位志愿者收到通知后打电话给王波“请假”，王波听出了对方的情绪，放慢语速向他解释：“其实我从凌晨3点半到现在一直都没睡，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告诉你们这件事。一直等到5点半，实在不能再拖了，才把消息告诉你们。”听完王波的话，那位志愿者还是按时“上岗”了。几天以后，这位从事领导力研究的居民向王波展示了一张疫情期间的社区治理模型图，这是他对于社区抗疫模式的思考。

鲁贞所在的小区在6月底如期解封了，疫情后首个“业委会接待日”，鲁贞决定全程旁听。当天下午依旧“火药味”十足：居民们迫不及待细数着小区这几个月封控以来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不断质问鲁贞何时能够解决。

“我理解他们在疫情期间过得很难、现在情绪需要一个出口。”鲁贞说。她发现很多居民怨气比较大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事实本身存在误解。“看起来疫情后社区的治理思路也可以参考疫情时社区信息公开的要求，提高公众知晓率。”鲁贞讲道。

由疫情引发的社区矛盾，有时也会上演一场场关于信任的拉锯战。好在王波还有很多时间和站在“对立面”的居民理顺关系。4月初，他收到过顾兆华要求做社区团购团长的申请。“原先我们在业委会换届这件事上站位不同，”王波说，但那时双方都很默契地没有提及关于业委会选举的往事。

有段时间，也有居民不满意顾兆华的团购价格，找王波表达不满，但王波选择信任顾兆华。“我也在观察他做团长的种种言行，没有掺杂私心。和他当时为了新业委会能成立四处奔走的状态是一致的，想要这个社区变好。”王波解释。

对王波来说，到社区仅仅两年时间就获得了不少居民的信任与理解，无疑是这场疫情中最可贵的收获。他不希望这种热度退去。

越来越多居民的想法在向王波靠拢。5月底，物业请来专门的白蚁治理队，王雪明主动请缨带着工作人员在小区除蚁。一位工作人员以为王雪明是业委会成员，他笑着说：“我就是普通居民志愿者。”王雪明这才发现自己心态变了：“疫情以前，我因为担心自己精力有限，不敢参与业委会选举。”

为了降低大家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门槛，王波设想过再成立几个社区公共议题的项目组，如改造小区绿化的项目组等，居民自愿报名加入，也不必拘泥报名者是否是业委会成员。

现在徐靖最初为抗疫组建的15个楼栋群，人气依旧没有消散。有天快要下暴雨前，一位居民在楼栋群里写下：“要下雨啦，楼下的邻居，快收衣服啦！”这种情形，仿佛让人回到了老式里弄时的邻里关系。

最近费炜找出了去年在号召大家成立楼栋群时写下的那段文字：“有了这个群以后，大家彼此间不再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起玩耍、老人可以在一起唠嗑喝茶、家庭间可以结伴出游……平日里，我们也能互相关照，下雨前提醒要关窗啦、帮忙收个快递。”

在他脑海，这样的“理想生活”正变成现实。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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