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领路人”掀起的第二次翻译高潮照亮历史、城市和文明
来源:上海社联 作者:苏智良 时间:2022-07-14 点击:
开放创新
徐光启洞察世界大势，具有开放创新的情怀。
晚明时期的中国面临着精神危机，思想界迫切需要重建。徐光启认识到当时中国的落后，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伦理方面，缺少逻辑法则、数学运算，相对忽视对天体几何关系的研究，亦缺少公理、定义的理论证明，可以说切中要害。
徐光启中年时遇见利玛窦，认为西洋科学是利国利民的学问。万历二十八年初春，徐光启得知利玛窦在南京，特地前往求见，立即被《坤舆万国全图》所打动。
像许多好奇的中国人一样，徐光启向利玛窦发问：究竟是欧洲先进，还是中国发达？利玛窦笑而答之：我从欧洲来，一路经历了许多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儒家的礼乐制度是全世界最高明的。但是，为什么遇到自然灾害还会有饥荒发生呢？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
于是，徐光启下决心，以“虚心扬榷”的开放胸怀，去了解并吸纳西洋科学的精华。在他的主持下，一系列译著得以在“沉闷而闭塞的封建末世”出版，内容涉及天文和历学、数学、机械工程和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兵器和兵制、地理学、音乐、美术、建筑、语文学、逻辑学等。
一般认为，这是自中古时期翻译佛经之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规模和深度等多个层面上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文化交流。它在科技界、思想界引起的持续反响，开阔了明末知识分子的眼界，给中华本土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
这场启蒙还冲破了物质表层与信仰范围，渗透到精神的深层，即文化和科学的领域。
其中，徐光启所提倡和践行的开放与甄别、借鉴与超越思想，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深厚功底，又善于吸收和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科学和哲学理念，可谓中西方文明交汇下形成的智慧结晶。
科学理性
徐光启敏锐地意识到，传统儒家相对缺少终极关怀，道教和佛教崇尚虚无空寂，是明末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期待“补儒易佛”，尊重科学，尊重实践，以“实学救国”。
徐光启认为，数学是所有学问的基础。这种对基础科学理论的重视，以及对基础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不仅是数理科学的经典，也是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典范。这一几何体系对科学理论的成长、对人类文明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素赞誉其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歌德视其为“哲学的最完善的引言和入门”。
徐光启深谙《几何原本》的价值，称之为“百家之学海”。他反省传统的算学，“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而《几何原本》严谨的逻辑演绎及思维方式“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这种严密的逻辑证明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所以，他明确提出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并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当时，“度数之宗”作为科学研究之基础的意义，并不为一些官员、学者所体会。为此，徐光启耐心地向“似有畏难之意”的同事们解释，相应提出了著名的“度数旁通十事”（天文气象、水利、音律乐器、军事、财政会计、建筑、机械、测绘、医药和计时）。
当年，社会上曾流行过一首打油诗：人生有几何？何必学几何！学了几何几何用？不学几何又几何！徐光启的回答是：无用之用，众用所基。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于1607年刊刻成书。这标志着中西科学文化真正交汇的起点。
史书记载，翻译《几何原本》时，先由利玛窦逐字逐句进行口头解释，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
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不断地琢磨、推敲。由此，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垂线、对角线、曲线、曲面、弦、三角形、四边形、立方体、面积、体积、比例等专有名词，经由徐光启的认真创造，正式进入汉语语库，成为承载中国人学习、思考的基本语素。正如梁启超所称赞的，徐、利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在数学领域，徐光启还编译《测量法义》，撰写《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在天文学方面，他参与研究制作天文仪器，撰写《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简平仪说》等。
在水利、农学方面，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写作《宜垦令》《北耕录》等，并最终汇撰成《农政全书》。
可以说，徐光启实质性地发动了中国17世纪的科学革命。
徐光启还大胆构想，把他所主持的历局变成分门别类钻研各项近代科学的科研机构，以推进科学缜密化、体系化。他还倡言大兴水利，“变华北为江南”，以扭转南粮北运局面。
求真务实
早年艰辛的科举经历，促使徐光启积极进行反思。他曾对崇祯皇帝说：若今之时文，真是无用，“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他还告诫那些唇枪舌剑进行玄黄之争的士大夫，“霏屑玄谈未终席，胡骑蹂人如乱麻”，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的主张，要求把国家的治乱兴亡放到真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徐光启鹤立鸡群，阉宦党人时常给他使绊子。尽管每每碰壁，但他不肯屈就，大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气概，保持着超然物外的立场，以一个爱国科学家的赤诚实践着实学救国的宏愿。
明末的学风十分“空疏”，许多士大夫只知醉心于八股时文，以刊刻文集、编纂语录乃至欺世盗名为能事。后世梁启超就评价，宋明两朝，士大夫一直崇尚空疏的理学，空谈性命，不务实学。
目睹世风的徐光启深感清谈误国，提出“实学”“实用”的学术路线，强调“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
《农政全书》凸显了徐光启的实践品格。时人以为福建的甘薯移种上海会风土不宜，徐光启却不信邪。他说，西域的葡萄在内地不是都可以种植吗？南洋的棉花，在江南不也枝繁花茂吗？于是，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试种甘薯，并获得成功、予以推广。
别小看甘薯的引进和推广，没有它和后来的玉米，中国的人口可能就不会从数千万猛然跃升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两亿多。我们今天于地大物博之外，复有人口众多之盛，可以说与那时打下的底子不无关系。
徐光启追寻真理之光、践行实学之道，感召着后人。近代科学家竺可桢感叹：在知行合一方面，徐光启超过了同时代英国的培根。
清正廉洁
徐光启具有清正廉洁的品格。少年徐光启在龙华寺私塾读书时，就“立身行道，学圣学贤”，以天下为己任，“治国治民，崇正避邪”。
他担任过20年的教师，熟知平民疾苦，并对他们充满同情。中年时节，为谋生和应试，他的足迹更是遍及南方多省，时常目击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使之愈发认识到现状的黑暗。他曾致函座师焦肱，坦言对帝国前景非常悲观，“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
徐光启为官三十载，始终把解决政治积弊、为民造福当作出发点和归宿。他赋予自己这样的使命：一曰求精，二曰责实。这样的忧怀人民疾苦、倡导经世致用，在政治黑暗时代点燃了一盏烛光。
晚明时期，官场风气污浊，贪官舞弊，尅减成风。而徐光启正气凛然、刚正不阿、卓尔不群，保持着完整人格。
史书记载，徐光启为国练兵、购买武器，账目清楚，宁可自己贴钱，也不乱花公家的钱财。京城所居只有一张床，连蚊帐也没有，院落局促到只够一匹马转身。在他的卧榻上，一只取暖的汤婆子已有点渗漏，致使破旧的棉被上留下了一个大洞。
他在京城所吃的粮食，都靠上海徐家自种北运而来。如果一时没有运至，宁可借粮也不买米，就怕多花钱。
徐光启逝世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发现寓所里存放着许多手稿，另有几件破旧的衣服，以及一两银子。
身为宰相、从一品大臣，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敞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科学家的清贫与富有。
如今，亿万中国人正在继承和光大徐光启这位中国启蒙思想先驱的事业，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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