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的落叶

来源:四川文艺出版社《知青返城沉浮录 作者:周佩红 时间:2022-07-12 点击:
插队的日子里,我曾经长久地站在土屋后面,望着远处的屯仓山出神。现在我已记不清我在具体地想些什么。我立在井台边,把一只水桶慢慢放下去,在圆镜似的水面未被打碎之前,我看到了自己年轻的脸。我的手停止了动作。我向下望了很久,那样子大概很像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但我并非怀着自我欣赏时的陶醉心情。到底想了些什么呢?我也无从记忆了。
也平就像是一面镜子,当她兴冲冲地对我说着话,又突然打住时,我便知道我走神了。那时我总是非常抱歉,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做事时的动作便非常缓慢甚至显得迟钝。集体户里的一个女知青曾对我大叫三声:咳,木太太!那天她正炒菜,叫我舀一勺水给她,菜要烧干了。我明明听到了她的声音,却不明白她在说什么,等到水递过去时,青菜已经发出焦味。女知青余怒未消,当晚又在我洗干净折叠好的衣服里放进几块焦黑发粘的烤山芋皮,以示对我的惩罚。看到被弄脏的衣服,我忽地站起来,走到她跟前,正色说:“请你以后别这样,如果你这样不尊重人,我……”
我不知道底下要接着说什么。但也许我的话音很重,神情又严肃,她倒一下子显得有些害怕了。
现在想来,这事一点都不怨她。也平也常说我:你老发什么呆呀!
也平和我从上海带来许多书。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完家信,如果没有人来串门,我们就看这些书——教科书,《外国民歌两百首》,费•梅林的《马克思传》,《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外国小说。我们总睡得很迟。去供销店打煤油,年轻的跛脚营业员总是说,就你们这一户知青的煤油用得费。
你已经知道,一照镜子我就会想起父亲,和许多往事。上海和我在心灵上的联系其实并没有割断,也不可能被割断。辽阔的天空和田野更能使思绪信马由韁。我想我是从那时才开始一点一点去想清楚许多事情的,才慢慢理解父亲的。家信渐渐写得稀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内容可写,同时也因为,在我的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声音,是陌生的,但又分明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在默默地自我交谈。这种交谈占据了我的大部分心神。我好像分成了两个人,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在厨房里烧锅做饭,另一个悄悄从同一躯壳中逸出,在离她不远的高处近处注视她,对她说,这不应是你生活的全部,生活还应更丰富些,好些。
每年都有知青上调名额,到公社当营业员广播员卫生员,到城里的工厂当工人。知青们活动起来。零零星星地走了几个人。只有我们队几个知青老轮不上,老乡们也都说,就俺队的上海人老实。有一年我在上海养病,也平从队里来信说这事:“……僧多粥少。我冷眼旁观,所谓‘活动’,都是发动强大的物质攻势。我正在考虑我们是否要随俗,或者说要屈服。”我的家庭出身档案下来之后,大队干部曾当着许多人面对我说,全大队二十多个知青都走光了,也不定考虑你。所以我连“旁观”的兴趣都没有。邻队一个女知青得到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之后,平日相熟的知青们为她饯行。喝完瓶里最后一滴山芋干酒,一个男知青站起来提议:与幸运的上调者举行一个“告别仪式”,再送她一句祝辞。他的话音里多少有点酸溜溜,因他的“插龄”是全大队知青中最长的。轮到我。我握住她的手,望着她带几分成熟微笑的清秀脸庞,真诚地祝愿她永远交好运。她终于松开众人的手,将手臂潇洒地扬过头顶,转过身去。高挑的身影在土路上消失。我们都默默望着她远去。身旁那男知青“唉”了一声,拖音很长,像是吐出一口闷气。那时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也会这样走出去的,你不会永远在这里。
我真是有点奇怪。我执拗得毫无道理。也许只因为那时我还年轻。青春的信念来自于自然的生命,它的词典里没有“绝望”这个词。只能这样解释了。
1973年在县城中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我坐在几个陌生人面前,回答他们的问题。一个戴眼镜书生模样的男子问:“钢笔吸墨水是什么物理现象,体现了什么原理?”一个目光和善的中年妇女递过来一纸一笔:“请解出这道三角函数题。”他们的神色很庄重,可题目却像是骗小孩子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心跳得厉害,答题时也有些结巴。我几年没进教室了。出去到门口时,我听到那妇女低声说:“基础还可以。”
我回到队上。队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土屋灶前烧锅,忽然听到隔壁笑声大作。我们这一排挨着的土屋都不隔音。笑声移近了,一个本县男知青从窗外伸进手,把我的放在窗台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打开,拨到最大音量,说:“你们两个快来听,太痛快了!”他笑得诡秘。收音机里传出电台播音员小钢炮般义正辞严的声音,诉说着一个名叫张铁生的人考试交白卷后的心情。“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就让那些不好好参加劳动、一心只想考大学的‘大学迷’去占领吗?”张铁生愤怒批判道。本县男知青观察着我的反应,拍了拍收音机,说了声:“怎么样,大学迷?”他和隔壁的上海女孩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差点没把收音机朝他们的笑脸上摔过去,而我永远只是想而无行动。我关了收音机,关了窗和门,一头倒在竹床上。窄窄的竹床在我身下吱吱呀呀响个不停。
终于有一个声音轻轻响在心里:别理他们,不会一直这样的。这声音柔和平静,像温静的水,像来自母亲。幽暗中的我被深深感动了。
后来我病了。我身上盖了两床厚棉被,身子还是发冷。从心里冷到皮肤。村里每到夏秋季节就有一大批人发疟疾,俗称“打摆子”。照他们的话说,打摆子不是病,发起来真要命。病人一发作就跑到谷场上晒太阳,烧退了又轻松无事地下田干活。可是我的烧持续了三天,没有退的时候,赤脚医生认为症状不典型,不像疟疾,他留下些退烧药片。也平每天中午都为我蒸一碗鸡蛋羹,撒上用碗边碾得细细的盐,说这最补养,又容易吸收。这样的补养使我后来一见鸡蛋羹就想呕吐。
也平出工去了。中午的太阳从窗口照进来。慢慢偏移,那时我非常清醒。我几乎就是看着太阳一点点收去它的光芒,天一点点黑下来。天将黑又未黑时,是我一天中最难受的时候。我躺着,黑夜向我步步逼近,而我竟无办法,束手就擒。窗外隐约传来大田里嘻闹的人声,是在抛秧把,封秧门,生气勃勃。我远离了他们,正被遗忘。渐渐地我被抛入昏睡的黑洞中。
也平找来一大瓶广东白花油,抹遍我全身,让我把体温降下来。然后扶我去公社。一个刚巧下来探望他妹妹的上海青年陪我坐火车回上海。我忽而清醒忽而迷糊地靠坐在车窗口,不时看到那女知青的哥哥俯下身来,问我要不要喝水,吃西瓜。他把西瓜汁压出来,倒在杯里给我喝。他长得很端正,眼神柔和,朦胧中我差一点以为是大哥来到了身边。晚上下火车后,他雇来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家门口,没有上楼就走了。后来我再没有见到过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被送进市六医院。第一次验血,只是白血球高,便用了大量抗菌素。烧仍然不退,且血压骤降,病情危急,马上再次验血,终于查到疟原虫,诊断为恶性疟疾。我躺在医院观察室的白色病床上,并不知道这些经过,我只是感到,有母亲和哥哥陪着,我睡得安稳舒适。我的病很快好了。
第二次大病是在几年之后。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腰部和腿部起了许多红肿块,溃破溢出脓水。开始发烧。有一天早晨,我起床穿衣时,感到腿部绷得紧紧的,无法动弹。我大叫也平。也平跑到我床头,看了我一眼,惊恐地后退几步。她递给我一面镜子。天,我看到了什么!一张肿成笆斗似的大脸上,露出两条细缝,鼻子几乎和脸颊一样平。赤脚医生见后也大惊,慌忙从地里拔来一筐带棕色长须的青玉米叶,熬成汁水让我服下,要我在腿可弯曲后马上回上海治疗。我躺了一天。第二天邻队一个男知青送来他宽大的长罩裤和衣服,也平把我的棉毛裤裤腿剪开,勉强套在里面,送我回了上海。肾盂肾炎。这一次医生立即作了诊断。我连续吃了六个月淡而无味的饭菜,躺在床上看了三个月的书,尿样检验报告里竟然再也没有出现红细胞。
死的危险不是没有降临过。秋天到了,暴雨连降三天,附近屯仓水库的水快要漫出堤坝。我们和全公社的劳力一起翻过屯仓山上水库大堤。天已近黑,我们站在大坝上,看到从山涧奔流下来的水滚滚滔滔地汇聚在堤坝前,翻着灰白色的大浪,如果人掉下去,那是片刻之间就会像一片树叶或一根稻草那样被吞噬掉的,哪怕你水性再好。对面山头上乌云密布。像要压垮岩石。老乡说,更大的暴雨还在后头。入夜,雨下得更猛,我们一趟趟从堤内挑来土块,倒在堤坝上。我们都赤着脚,裤腿挽得很高。一些人在用大石锤地,把新土垒实。一两个人在吹哨,拉大嗓门指挥。暴雨中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洪水决堤,那么我们的村庄连同附近几个公社都将遭受灭顶之灾。我们拼命地挑土,眼前只有漆黑夜幕中的道道急雨。一个响雷挟着闪电滚下来。亮光中我们忽然看到堤上只剩几个人了,大队人马仿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老头看见了我们,赶紧跑过来喊:“快走,快下坝!”我们刚走下堤坝,便听到后面轰的一声巨响。我以为那是又一个炸雷。老头走到我们跟前,依次看着我们的脸,问我们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然后便说不出什么,摇摇头走了。我们匆匆忙忙地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吃了一顿冰冷的白米饭,就着几颗生蒜头,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
下山回村路上,我看到沿途许多房屋只剩下屋顶浮在水里。我感到奇怪:我们不是奋战了一整夜保护堤坝吗?到处是水,或水浸过留下的痕迹。我们绕道回到自己的小土屋,屋墙的下半截全吃透了水,显得歪斜,但还没有倒塌。屋里所有接近地面的东西都是潮湿的。这以后我们才听说,昨晚雨下得太猛,垒高堤坝已经来不及,所以最终还是炸开一个口子,决堤分洪。炸堤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那一段,如果不是闪电照出我们,我们已经葬身水底!
隔壁的女孩把此事写信告诉了上海家人,她的父亲捧着信纸痛哭,因为那一夜那女孩和她弟弟都在堤坝上。我没对母亲说这事。我想这已经过去,我们都安然无恙。那时我对临近的死竟是这样无动于衷。也许我觉得那根本不可能,我从来不相信死会如此轻易地夺去这么年轻的生命。
但屯仓公社确有一个上海知青死掉了。下雷暴雨的时候,他从屋里冲出来收一件晾在铁丝上的衣服。铁丝拴在两棵树之间。他的手臂刚刚触到潮湿的衣服,一个响雷打下来,闪电即刻穿透了他的躯体。他随即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们还听说,水口地区淹死了一个知青。另外一个什么公社,有个女知青为了连夜把一份上调表格送到县城,爬过一座深涧中的独木桥,不慎掉了下去,摔死了。那时候知青中这样的不幸很多。
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额上、眼角上没有一丝皱纹,即使体弱,每一寸皮肤都是绷得紧紧的,毫无憔悴之色。那时我又很愿意照镜子了。多么年轻啊,年轻就是美。我听到那声音在说:你要珍惜。
 
本文选自《命运列车:知青返城沉浮录》,四川文艺出版社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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