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中摸索知青养老之路
来源:作家文选 作者:钟诚 时间:2022-06-20 点击:
在老龄化社会进程中，老知青一代人又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摸石头过河”的社会实践之中，参与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化养老之路。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在进行探讨，期待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养老模式；中国也需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之路，以应对未富先老的国情。
中国社会中未富先老的状态让全国上下都陷入养老困境，在社会化养老问题上一缺经验，二缺通过实践证明可行的养老政策，三缺钱。
因此，在贯彻落实各项养老政策的同时，能否留点余地？让各地自主摸索创新，以找到符合自己实际的模式呢？
知青这一辈人的养老问题，与城市退休职工养老问题有很多相同之处，却由于知青这个群体独特的情况而不尽相同。
如今知青群体是城市退休职工中很大的一部分群体。而知青群体由于大家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既是同学亲又加战友情，走得近又说的来，平时经常一齐组团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在养老问题上抱团取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众多社会群体中，做好知青群体的养老工作，对老龄化社会的养老体系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知青经历了五十年风霜雪雨洗礼，花季少年摸爬滚打成为耄耋老人，五十年闯荡社会的阅历让他们上得殿堂下得厅堂，知青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桃李满天下；他们有责任心、有创造力、有理论、有实践、有经营管理的经验，我们有能力有智慧去为中国特色养老之路、为自己的养老前景闯出一条符合国情适当民情的养老之路，而非坐等命运的摆布；或智能化商业推销在收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后，推送诱导消费模式来“请君入瓮”。
中国知青又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群体，空前绝后；在知青的一生经历中参与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风霜雪雨，亲历并感受了各个经济建设时期的变革和国家从一穷二白走来的全过程。
知青及其一代人，还是国家劳动力用工制度逐步完善的亲历者，见证了国家的劳动力用工制度从无到有，并且从体制上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到合同制的变革。知青当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国还没有童工、未成年人的用工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未成年年龄就远离父母到国家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今他们身上的病痛，不能说与他们在未成年时期就参加缺乏规范的劳动保护、参与繁重体力劳动不无关系。在这方面，他们是仅存于世的共和国长子一代人。从公私合营到统购统销，从三面红旗到人民公社，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大锅饭岁月，到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时代，一直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知青身上也由此而承载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烙印，是共和国史的活化石，累累伤痕记录了共和国历程。
知青见证或出生于五十年代抗美援朝的光荣妈妈时代，亲历了六十年代的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在七十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中首当其冲，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独生子女政策演绎到高峰时，各地方都“严防死守”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巨大威慑力。
七十年代末期，开启了大批知青的返城风，到了八十年代又成了知青成家立业的高峰，因此，知青一代人也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主体力量。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今知青家庭也成了独生子女家庭中孤寡失独家庭的重要一部分。
由于七十年代国家推行“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来提高经济建设进程”的战略决策，通过“以空间换时间”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
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今天社会上出现的“4•2•1”的家庭结构；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成为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严重的社会现实；而知青家庭又是城市养老体系中独生子女家庭的主要群体。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知青这一辈子的工资结构的延变，浓缩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按劳取酬”问题上“提留和分配”比例的变革历程。
知青一代人的退休金结构，体现的是国家在职工工资含量结构，不断进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劳动报酬分配结构变革的载体；留存了各阶段国家相关政策体系的调整中，阶段性跳跃式转换而产生的不衔接配套造成的“硬着陆”痕迹，涉及到生产力发展和劳动效率提高等等多种因素（例如：固定工资制一一奖金制一一目标考核制一一多劳多得计件制；国家通过放大工资报酬比例的方式，逐渐把住房、医疗、教育、交通、退休养老等各种原来由“企业承担的政府职责”归划给国家和纳入职工工资范畴，国家改变企业上缴利润为征缴税收制度）。
例如：大锅饭年代的全国统一等级工资制度，计划经济年代的目标管理奖金制度，改革开放后逐步拉开工资档次后的开放型工资管理制度。
这个问题体现在退休金方面的，是现今执行、或正在推广执行的企业年金制度和商业保险体系。然而，作为退休金补充的企业年金制度和商业保险体系，对于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说，已经是“法不溯及既往”。
与之对应的，是政府当年的人口政策演变历史：三十年前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二十年前变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十年前的“养老就要参加社保”；到昨天的“养老不能全靠政府”；直到今天的“鼓励二胎”政策。国家的人口政策随着国家经济战略方针而不断的改变，各个时期的相对应的政策也应运而生.
由于我国一贯执行的是“法律法规不溯及既往”的立法体系，即“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中人过渡”的法律法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在独生子女养老政策方面和知青这一阶层退休金的构成体系，与现今提出新试行的“退休金三驾马车”（退休金，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即“个人税延养老险”，企业年金）体系结构的政策性衔接的平稳过渡，对这个体系的老龄人分段溯源落实各阶段相应政策。
在知青这个阶层的退休金结构中，还有一项绝无仅有的阶段：“视同缴费年限”。这个“视同缴费年限”指的是在2004年以前没有考虑到国家在2004年起，开始强制性执行职工退休金社会保险体系（注3）。因此，为了解决2004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退休金问题，由于当年企业的利润是全额上缴国库，因此作为“视同缴费年限”予以解决，这也造成了国合企业与城镇小集体经济企业职工的社保政策区别。在视同缴费年限期间，个人社保基金账户（包括医保个人账户本文不讨论）实际上是“空账”。
而正是由于这部分“空账”的年代占据了知青整个工龄中的100一70%不等，因此，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比重就显得差距突出，隐性数据（视同缴费年限）显示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难堪：知青之中，职工退休与公务员退休的退休金相差巨大，甚至接近退休金总额的一半。以至于出现了很难看的数据：四分之三同的视同缴费年限两者一视同仁，四分之一的不同缴费结果（当年公务员个人不缴）出现了退休金的倍差。
用养老金新的“三驾马车”来应对第一养老金的不足，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了现行退休金的不足以应对退休老人的养老生活问题的存在。
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包含了国家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时留下的后遗症；这部分后遗症是中国在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弯道超车”时留下来的，是当年“弯道超车”进程中、各阶段跨跃式进程阶段中的政策衔接时遗存的硬伤疤痕。
全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的家庭结构，浓缩了社会和家庭对下一代培养教育的人力财力的投入，优化和节约了国家在社会公共事业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成本，浓缩在独生子女身上。
与此同时，把本应投入养育、教育、培育下一代的一部分资源（理论上50%）转向投入到社会的基础建设，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方面。从而加快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转型的进程。
而这个过程，表现在社会财富的使用分配方面，就是退休职工养老社会保险中的“视同缴费年限”的空账。
而这一代退休老人，一辈子从勤俭节约中走来，一辈子没有养成铺张浪费的习惯。他们是中华民族从劳动力向机械化、电气化、智慧化逐步转型的历史见证，一生所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都投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型之中。
当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文革时期，党号召他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上山下乡从事几千年传承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劳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是体制转型的吃蟹人，用血肉之躯躺出了一道通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大路。
服兵役是一个公民的义务，而义务兵三餐有保障，生活供给制并月月有津贴，转业复员后有政策优惠。知青在文革时期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候上山下乡，并非一个公民法定义务，农村生活也远比服兵役辛苦，却没有与义务兵一样得到国家给予的相应政策优惠。
时代的烙印留给知青家庭的，除了下放，青年时期劳动保护体制缺失，还有下岗再就业，以及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或许评不上城市贫困户，但是，他们可能是各种贫困因素叠加的“隐型贫困家庭”，生活水准有可能低于获得政策救助后的“城市贫困户”，他们是“呦呦待哺”的折翅飞鹰。
这里借用一个网络故事做比喻：人们问一个八十多岁孤独生活的老人：你怎么没进养老院？答：我有儿。问：你儿呢？答：我儿无儿无女，五保户进住养老院了。
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养老政策看，国家对老人的养老社会基本保障的程度高，使老人能够享受的基本保障能够基本满足养老生活常规需求。
而资本主义国家投入社会基本福利保障的钱，主要来自于国家税收，其中70%来自遗产税，即富人向国家承担的义务。
难道富人不应该承担国家为保护他们的财富而投入相对更多的行政力量和社会资源吗？
如今在中国的各地大小城市里，知青群体都不约而同的组织在一起，进行文化娱乐、健身锻炼、康养旅居、文学创作等等，积极抱团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有的甚至成为社区活动中，一支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知青应该是如今城市老年人退休群体中的主要人群，也是各养老实体眼中的一块耀眼的蛋糕，如何抱团取暖，通过抱团取得团体消费优惠，是各地知青团队的一个研究课题。知青个体通过参加知青团队来获得抱团取暖的优势，通过组团的力量利用国家的既定政策法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大树底下好乘凉，有百利而无一弊。
（作者为镇江市知青作协会员 ）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