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凉山的女人》-------雅安朋友陈尚健的书
来源:原创 作者:丁邢 时间:2021-11-27 点击:
作者陈尚健女士，1947年出生在四川西昌。其父当时24岁，任县政府会计主任。1952年到西昌银行工作。不久被派到礼州支行营业所筹建乡村信用社。因工作出色，送往西昌地委党校学习。其母赖惠清高中毕业，1949年接受师资培训，分配到礼州高小教书，任教研组长。到1956年，他们已育有四个孩子。
陈尚健的外公赖蓬云生在八代中医世家，本人擅长内、妇科，是宁南的小学校校长兼商会会长。赖蓬云靠一生的积蓄，陆续置房屋十几间，土地几十亩，1949年被定为地主。宁南是位于川滇交界的一座小县城，解放之初县长李清杰破获四起“反革命案”，其中就有赖惠清的弟弟小学教师赖炳林，冠以“第三党”、“组织反革命暴乱之匪首”的罪名，是别人在逼供中乱咬出来的，当时25岁，其妻20岁，新婚不久同时被杀。赖惠清的母亲因儿子、媳妇惨死，上吊身亡。1957年，赖惠清因家庭出身和弟弟被镇压，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教师队伍，欲自杀被救。1958年，礼州区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陈尚健父亲不愿意与妻子“离婚、划清界线”，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停发工资，切断了全家的生存来源。陈尚健和三个弟弟随父母押送到农村劳动改造。陈尚健尽管成绩优秀，没有初中敢录取，从此失学。
1960年，三弟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四弟降生。
196丁邢1年她姐弟四人和父母都饿得皮包骨头，母亲全身浮肿。父亲去西昌一个农场集中，一贫如洗的家竟然拿不出一件可以抵挡风寒的铺盖，只能每晚滚在茅草堆里取暖，全身布满道道伤痕。其父因懂得财务，被叫去整理公社历年来的乱帐。但年底“五类分子评查”时，又被一顿拳打脚踢。其父在日记中写道：“不管饥寒交迫，不惧打骂捆吊，只要一家人团聚，此人生一大快事也！”“五七年以后生活逐步下降，日子越过越辛酸，吃野菜、吃代用品、观音土、谷糠壳、四处张罗，八方求助，借一碗过一顿，诚未有过悲伤！何也？盖儿女长依膝下，精神有所寄托，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勉励，虽苦尤甘，虽悲尤欢也！”
8岁的大弟弟，在上学途中，被饿狼拖走。解救之时，浑身血肉模糊，没了气息。村里好心人求生产队开了证明，让陈尚健到公社申请几尺布票，大家凑钱买块布来包裹遍体鳞伤的弟弟。公社书记听了她的哭诉，只说了一句：“你们家没有资格”，便扬长而去。最后还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弟弟。
在1961年冬天，因陈尚健家的房东“窝藏”粮食，毫不知情的母亲和房东一起被绑走了。14岁的陈尚健带着两个饿得半死的弟弟挣扎着活命，还多次去探监。1962年秋，房东被判刑15年，母亲被判“管制三年”，可以回家。年底父亲农场解散回家，当得知大儿子的悲惨丧生，从未哭泣的父亲哭哑了嗓子。
1964年四清运动中，全家又被赶到牛棚中，和一群水牛隔墙而居。一家人栖身在用砖头围着的稻草地铺上。出来进去，踩着入膝的臭水烂泥，晚上被凶猛的蚊虫包围。“贫协主席”、生产队长，不停地让陈尚健的父母出义务工，一双贼眼总在陈尚健身上打转。为了让她能吃饱饭，父母决定将她远嫁。17岁的陈尚健被嫁到几百里外大凉山一户木匠人家。母亲卖掉一只公鸡，买来便宜花布，做了两件新衣服；父亲给她的嫁妆是两本书：一本《牛虻》，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出嫁后，她挑水、煮饭，喂猪、种地、挣工分。公公经常给她几角零花钱，她舍不得花一分钱，积攒到三五元，就给父母寄去，成为家中买煤油、盐巴的主要来源。
1966年，丈夫想到生产大队的综合工厂当厂长，揭发陈尚健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经常给父母写信、寄钱。自尊心很强的公公受公社领导指责，羞辱自杀。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劳动养家。文质彬彬的工作队长对她说，“尽早离婚，越早越好”。
1966年底，陈尚健接到家里电报：母亲病故。陈尚健用一年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偿还了母亲的27元安葬费，换回父亲和弟弟过冬口粮，留出路费，用余下的几元钱将家里的布票买成布，给父亲和弟弟缝了衣服做了鞋，又回到自己的家。4个月后，她的7岁的弟弟病死。死因是蛔虫病。其父在日记中写道：“收去我家两条宝贵的生命，缘由茅棚内卫生条件差，缺乏营养所造成，此为众人皆知的事实。将何以对亡故之妻？将何以对已故之儿？”陈尚健说：居住在茅坑里，日日承接着四方流来的脏水，每天只用葫芦瓜瓢去舀茅坑旁水沟里流过的水来饮用，此水又是上游洗衣物粪桶流下来的，没有柴草将水烧开，长此以往怎能不病？陈尚健母亲死后医生说她胆道里钻满了蛔虫。
唯一幸存的弟弟每天背着残疾的妹妹上学，仍是好学生。但小学毕业后，生产队、大队均不给出具上中学的“推荐信”，十一岁的弟弟被迫下地干活。
1967年，其父被重庆来的红卫兵反复批斗，肝脏受伤，看到有关杀掉“五类分子”及其全家的宣传单在散发。为给唯一的儿子求一条生路，父亲写信求遍了所有的亲戚熟人，希望有人收养。但是没有人回答！父亲只好写信让陈尚健把弟弟偷走。陈尚健发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绝不会让弟弟重返那个苦难的世界。”
父亲继续被批斗，宁死不说儿子的去向。最后生产队上报公社取消了弟弟的户口。
1977年5月10日，父亲因“肝腹水”病故。在柴草堆里给女儿留下了日记和工分簿。1978年，陈尚健写了数万字的材料，为父亲申诉，1979年9月父亲获得改正。她又为母亲伸冤，2001年才得到母亲平反的“红头文件”。
陈尚健结束了第一次婚姻，为了没有户口的弟弟，“盲流”到新疆伊犁，重新开始生活，创建榨油厂。改革开放后，又赴深圳打拼，终于过上了人的生活。但她觉得，挣钱再多，也不如写下家庭的历史重要。五十岁时，她放弃优厚待遇，返回故乡，用十年时间，写成了这部书稿。
我觉得，这部书稿有三个突出特点：一，作者学历不高，仅读至小学，却完成了这部文字通畅，感情饱满的回忆录。二，作者曾经生活的大凉山，地处偏远，其原生态的史料更显宝贵。三，作者是一位女性。女性的回忆录相对较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和文化边缘地带的女性，能成书的回忆录更少，格外值得珍视。于是，我向熟悉的出版人推荐，一年后，秀威书局出版了这部《走出大凉山的女人》。
书出版后，得到诸多读者好评。曾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和陈尚健是同龄人，格外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从雅安，到昆明、上海乃至澳大利亚，陈尚健都遇到了真诚的知音。这让她的晚年生活有了新的意义。
2014年7月，朋友邀我去四川讲学。我趁便拜访了定居雅安的陈尚健。她带我们游览了碧峰峡大熊猫繁育基地、上里古镇和蒙顶山，我们一起畅叙三日，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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