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出生于显赫的曾国藩家族，她是叶剑英元帅的第三任妻子，她是邓颖超和宋庆龄的秘书；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她曾与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创历史，并且就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后，她是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女委员之一；她求学时追求个性解放，年少投身革命，解放后又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在革命中辗转流离，她在感情上饱经风霜，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她一生坚强无比。
叶剑英在广东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时，13岁的曾宪植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学习成绩总是居于前例，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投篮强手。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女子进学堂尚还是”新生事物”，女学生打篮球无疑更为少见。曾宪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湖南女子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当时兼任一师毛泽东的老师，在《恰同学少年》中有具体描述）。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于1927年一月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开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从事地下活动。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共共产党，随即与叶剑英结婚。婚后，上级机关本来计划令曾氏随夫前往苏联留学，后因人数超额，曾氏便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接下来曾氏被派往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1931年曾氏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奉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只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了香港。
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再次见面。1938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次年，将未满周岁的儿子辗转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荷叶大夫第，独自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在南岳游击训练班任教官时，曾下山到大夫第看望儿子。1950年才将儿子接到北京。其子叶选宁在荷叶住了11年，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塾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在全国妇联，先后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在北京椿树胡同全国妇联机关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住了几十年，一张屏风隔在两张单人木板床之间，里面那张曾宪植睡，外面那张留给儿子。屋里陈设极为简单，四只小板凳围着一张小矮桌，用来吃饭会客，一个小蜂窝煤炉，取暖烧饭兼而用之。
对同志真诚相待，帮助她们排忧解难。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她是一把大黑伞，还罗列出72个小鬼在这把大黑伞下受到庇护。文革伊始，曾宪植最先受到冲击，后又被送到位于冀中衡水县疙瘩头村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还被作为专政对象假枪毙过。其子叶选宁，文革中因得罪中央文革的一位大人物，以反革命罪坐了两年牢，后被送到渤海湾边一所农场劳改，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落下终身残废。
1974年，叶选宁从北京去衡水看望妈妈，妈妈疾病缠身，憔悴不堪。回到北京后，饱含着对母亲的爱，用左手给首长写了一封长信，请示批准他母亲回京治病。两天后，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当即批示：“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当日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一辆卧车载着军代表驶向衡水，次日，曾宪植被接回北京，住进阜外医院。1978年9月，在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再次担任妇联党组副书记。1989年10月11日病逝，20日在广州举行了向遗体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