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赶考”（2）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作者:韩毓海时间:2021-06-08 点击:

至于《雅尔塔协定》内容，中共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1945年2月，周恩来还从重庆通报延安：苏联坚定地支持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

苏联与国民党围绕着中国利益的谈判，从1945年6月30日开始，完全是背着中共进行的，中共事先并不知道谈判的内容，以至于直到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还致函王震说：“宋子文赴苏会谈10余天尚未解决问题。”毛泽东所说的问题，就是指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而事实上，宋子文第一次赴苏就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几乎所有人的估计相反，苏联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开始，就否定了中共七大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合法领袖，支持国民党一党独裁，共产党不能代表和领导中国，这使国民党探到了苏联的底牌。双方的谈判因而立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与目的：一，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及新疆之匪乱。”因为第一条建立在承认苏联在东北拥有治外法权的基础上，形同虚设，故所有关键，即在蒋反复强调的第二条，蒋说：“惟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及新疆之匪乱，必须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必须有具体之结果。”

7月9日，双方第四次会谈，宋子文直接提出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表示在满足三项条件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愿意同意“外蒙古”独立。而对苏联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

宋子文本人当然很清楚，根据罗斯福传达的口信，《雅尔塔协定》只是主张“维护外蒙古之现状”，而并不是承认“外蒙古”独立合法化，但蒋介石却明确承诺：苏联只要“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放弃支持中国共产党，他就可以“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承诺“外蒙古”独立合法化。蒋介石的这个承诺，是毫无疑问地卖国——这不仅是没有底线，甚至连无底线的列强的底线都突破了——虽然宋子文不能违背蒋介石的旨意，但他却深感干系重大，一旦签字，自己乃至宋家就成了出卖列祖列宗的千古罪人。由于不肯承担“卖国”罪责，于是，宋子文从莫斯科回国后，随即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务。

1945年8月14日，在“外蒙古”与中国的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下，国民党代理“外交部长”王世杰就与莫洛托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此，“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实际上，自抗战以来，每当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之时，斯大林几乎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比如，1941年1月21日，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讨论皖南事变问题，竟一致指责“叶挺是个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6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说：周恩来在重庆召开记者会公开批评国民党，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破坏统一战线；责令毛泽东在处理新四军问题上，必须与蒋介石保持一致，纠正周恩来的“错误做法”，并把采取的措施和作出的决定，立即报告共产国际。

对中共而言，皖南事变是千古奇冤，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之举，无异于助纣为虐。

这表明，蒋介石能够不断得寸进尺地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斯大林的纵容，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乃是蒋介石。于是，自从大革命以来，斯大林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鲍罗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帮助国民党建党建军，以至于走到了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地步。西安事变爆发后，如果不是斯大林坚称“西安事变背后有日本特务策划”，从而全面否定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转折意义，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高压，不但中共方面，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会赞成拥戴蒋介石为“中国的唯一领袖”。

但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承诺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且还要“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写在条约里，斯大林这么干，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当然，斯大林有极为特殊的性格，他既然可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然也可以与蒋介石签订条约，而且条约签订了，也不见得就算数；斯大林公开表态不支持中共，也不等于私下里就不支持中共。既然在条约里写上不支持中共，就可以使苏联从蒋介石那里换取如此巨大的利益，以斯大林的性格，可谓何乐不为。于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也就不着急对日宣战了。而正是由于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依然按兵不动，美国便只好考虑亲自动手，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正像《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洋政府彻底为中国人民所抛弃一样，蒋介石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如此出卖中国利益，以至于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觉得无地自容，蒋介石之彻底丧失民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没有材料显示中共最终得知这场交易之后的反应是什么，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我们只知道，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华民族真是灾难深重！

抗战即将胜利，蒋介石忙着做起了学问。也许他感到：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仅靠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坐在一起开会照相，成为“世界领袖”——这似乎还不够。蒋介石抱负很大——“立德立功立言”，一条也不能少。既然毛泽东会写文章，蒋某人无论如何也得拿出本惊世骇俗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与学说，去压倒毛泽东和共产党。

于是，为了在中国消灭共产党、消灭马克思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外，蒋介石便专门创造了一种“蒋介石学说”。

1944年，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为之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这本书里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绝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历来只有一个领导阶级，这个阶级就是士绅阶级；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亘古不变的道德，而士就是这种道德的承担者，士的另外一副面孔，或者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绅，中国的基层，历来都是由乡绅来治理，而不待国家之干预。于是，中国的国家，历来就只有两件事要做：戡乱与攘夷。

可惜，这样的中国，到了清代却不幸变坏了，因为清王朝乃是“鞑虏”的政权，中国一部分士大夫丧失了名节，甘当“鞑虏”的奴才；而一部分则更坏，他们追随了流寇李自成，反而去掠夺乡绅。正因为士大夫统统变成了乱党，因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败坏了，天下就乱了，明朝也就亡国了。

这本书里还说：到了明朝，国家面临着戡乱和攘夷的两大任务，而如果当年先戡乱，先去彻底扫平流寇李自成，那么，明朝还有救；可怜明朝的一帮大臣毫无见识，他们竟然主张先去攘夷、先去对付外寇，而对流寇放任不管，结果就让流寇李自成乘虚而入。

蒋介石说，今天的中国其实也是一样，同时面对着外寇和流寇，究竟是先戡乱还是先攘夷，历史的教训就很值得注意，今天如果不把戡乱放在第一位，那么，结果也只好是被流寇乘虚而入。何况，中国今日之士大夫也很败坏——他们一方面是在思想上作了“鞑虏”的奴隶，放弃了中国固有之道德，而认同了外国“鞑虏”的异端邪说；同时，也做了流寇的帮凶，说什么士绅都是土豪劣绅。这样的一帮乱党，如果不痛加清剿、斩草除根，蒋某人怎么对得起天下和祖宗？

这本书里说，本党在孙总理领导下，推翻了满清，今天又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即将取得抗战胜利，“驱除鞑虏”的盖世功德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恢复中华”，同志还须努力。因为只有扫平了流寇、剿灭了乱党，并彻底清除“鞑虏”的思想，这才叫真正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这真可谓是一本奇书。

按照这种“蒋介石学说”，清代的中国，就是“鞑虏”的中国，现代中国并不是建立在清代版图基础上的中国，于是，即使丢掉了“外蒙古”，甚至丢掉了新疆乃至东北，也都不算丢失中国土地，因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满清带给“中国”的。

如此说来，抗战胜利之后、驱除日寇之后所要恢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书的答案非常奇妙——那就是使现代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回到清代之前的中国，甚至也可以说，回到明亡之前的中国。

现代中国，是世界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发展大势不可分离。实际上，连蒋介石自己都不相信，在帝国主义和列强环伺的世界上，回到明朝是可行的，“恢复”这样的“中国”是可能的。那么，蒋介石真正希望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马寅初说，这就是号称“天下为公”、实则“地上为私”的中国；郭沫若说，这就是官逼民反的中国；徐复观说，这乃是上层靠贪官污吏，下层靠土豪劣绅的中国；而毛泽东则归结说，那就是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四大家族统治的中国。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资料图片）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辞《两个中国之命运》，直截了当地以这样的话开篇——

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出一本书出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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