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耕耘者 ——内蒙古通志馆馆长邢野（三）

来源:李原美篇作者:李原时间:2021-01-21 点击:

就在2001年创办内蒙古通志馆的同时，他还成立了“内蒙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15年来，先后为30多家（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咨询与申报提供了资料。

     邢野每年都抽出时间深入民间采访，搜集“三亲资料”。至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所属12个盟市、102个旗县（市）区，他最少的去过3遍，最多的去过20多遍。所到之处，除采访、录音、拍照外，必定会去党委党史办、政协文史委，以及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局、文化局、文联、博物馆、剧团、乌兰牧骑等单位收集资料。但凡文史资料、方志、年鉴、旗情、县情、导游手册、民歌集、“文化大革命”传单、家谱、照片集，他都会采取交换、购买、复印、抄写等方法，无一不收。从一本书、一张照片开始，竟积累起书籍12万册，照片2万多帧。为了一本书、一张老照片，他常把差旅费耗尽，饿着肚子，背着资料返回家中。在呼和浩特市周边地区采访，多次把跑光了气的自行车扛回家，舍不得再骑。他采访过数以千计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战斗、抗美援朝的老战士；采访过老记者、老教师、老医生、老艺人、老匠人，还采访过土匪、保长、乞丐、妓女、大茶壶、堂倌、商人。他与乞丐同卧一铺，喝着他们从大饭店的酒席上讨回的白酒、红酒、啤酒、饮料、矿泉水掺在一起的“五粮液”，吃着由小餐馆要回的“杂澄”，和他们同居在像狗窝一样的“别墅”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家史和荒诞可笑的故事。他带上二锅头、香肠、咸菜、面包，采访大茶壶、妓女曾经历过的平康里、吉兴里、太平里大小妓院的内幕组织、接客方式、财务分配、妓女的来源，以及有关妓女的家世和“出海”“从良”的手续等。

     为调查地方戏二人台与民歌爬山调的流行范围与艺术特点，邢野先后三次对蒙、晋、陕、冀、宁五省区进行踏查。有一部名为《魂牵梦绕二人台》的十二集大型纪录片，在中央和内蒙古等七八个省区的电视台播放了十一次，描述的就是邢野考察二人台的实景、实况。该片获得2005年“内蒙古广播影视特别奖”，2006年“中国电视十佳纪录片”，2007年“全国百家电视”二等奖。邢野也成为内蒙古地区少有的几乎走遍黄河的人。

     2005年，在杀虎口旁的杨家堡村，邢野采访了81岁的杨滋，他读过私塾，曾在杀虎口当过守关卡的兵勇和保甲长，也是内蒙古地区仅存的一位保甲长。“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四子王旗一个乡里教书；“文化大革命”中，因查有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狱。他把有关杀虎口的所有情况向邢野讲了一天，诸如怎样盘剥过往商户，如何贪污税金，如何盘点牧民从牧区迁来的羊群等。最后竟大声说：“其实‘文化大革命’挺好，让我坐了10年班房子，要不嘞我早就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叫邢野忍俊不禁。后来，邢野说：“不知杨滋是否还健在，如果还在，应该九十高龄了吧。”

五、收书藏书用书万签插架

     草原文化，从漫步阴山、贺兰山的岩画，到恐龙化石，到考古发现的震撼世界的各种出土文物，再到诠释游牧民族文化的《蒙古黄金史》，再到全面铺陈蒙古族文明的《内蒙古通史》《蒙古族大百科全书》，所有这些数以万计的草原文库，使的无数学子在科学的坦途上一步一步迈向共和国文明发展的殿堂，也牵引着邢野的成长和每一个成就的取得。

      邢野身居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他结识了呼和浩特市近百位书商、书贩、图书人和沿街收破烂的小贩子。他们每收到有关文史资料的书刊、旧报纸等，第一反应就是“给邢老师打个电话，问他要不要”。于是，各种版本、各种纸质，汉蒙俄日多种文字的形形色色的资料，如旧志书、报纸、传单、总结报告、委任状、毕业证、购粮本、邮册、红卫兵证章等无奇不有。

呼和浩特市郊区的“一家村”村庄被全部拆迁后，一位收破烂的推着自行车卖给邢野十几本旧书。在付款时，他无意看见麻袋里露出的一卷废纸，伸手揪出一页，竟然是一家村一位老会计在1957到1958年期间记录的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账本。邢野开口问价，收破烂的竟出奇地大方了一回：“邢老师不嫌臭就送给你哇。”邢野顺手掏出10块钱：“不能不能，你也不容易，就按废纸价，给你10块钱。”收破烂的哪里知道，这一卷破纸，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位老会计的流水账，上面记着某天某日吃大食堂的村民所用的原材料。如其中的一段，“1958年8月6日，早饭稀粥，用谷米一升，山药20斤，36人吃饭。中午，玉茭面18斤半，圆白菜10个，山药15斤，素油3两，37人吃饭。”还有一段话更有意思：“今天，富农分子某某说，‘这饭就像喂猪嘞，窝头硬的就像砖头。’这是反党的话。”邢野想着，如果可能，就把这个账簿出版，让世人明白大跃进时代人民公社食堂是怎么回事，将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有识者，无不拍手叫绝。

      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内蒙古藏书家协会理事长巴特尔在《邢野——人生厚重在用书》一文中写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某县改制，即撤销县的建制，改为区。办公大楼盖好后，全县六大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武装部、纪检委）全部搬迁。该县的县志共印刷2 000套，除发放一部分外，尚有500余套全部堆放在汽车库内。俟最后清理车库时，工作人员请示某领导，这些县志如何处理。某领导说：‘县也撤销了，留着这些志书也没用了，把它处理掉吧！要么，把它送给搬家蹬三轮的工人，顶工钱吧。’于是，这500多部县志最终被作为废纸卖给收破烂的小贩。小贩立即打电话报告邢野，邢野当即说：‘麻烦你雇一辆大卡车，全部拉来！’邢野以平均每套9元钱的价格买下这批书（该县志约120万字，每套定价180元）。两年之后，该区有关人士打听到此书的下落，想廉价索回。邢野客客气气地说：‘按八折优惠，一次结算；你们还应该感谢我，否则，这些书早被卖到造纸厂化为纸浆了！’看似客气，毫不客气。此举业内人无不赞赏他独到的眼光。就是这样，三十年来，坚持不已。”

      邢野藏书，毕竟财力有限，因此他为自己的收藏判定了一条规则——专项收藏。其中：地方志书类。共和国自1982年开始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仅是内蒙古地区政府修的方志，已经编修出一轮、二轮、三轮志书260多种，这些书他都收藏在案。受全国性修志的影响，至2014年，内蒙古地区各行业、部门同时修出部门志、行业志、大事记、年鉴等2 100多种，邢野踏破铁鞋四处征购，除个别十几年前印刷量极少的四五十种外，其余全部收藏在册。无疑，这是一项卓有成效的工程。

据我所知，内蒙古通志馆收集的关于内蒙古地区的地方文献方面的资料，是较为齐全的，有的图书馆、档案馆、党史办、博物馆等官方机构，在地方文献的种类和藏量都不及内蒙古通志馆齐全。有许多单位来通志馆复印、购买，还多次接待兄弟省区与国外的专家学者。

除此之外，邢野还专门收藏铃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有4 000多枚，被收藏界称为“铃王”，不负虚名。

       经过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邢野收藏的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文史资料有许多是真真的“绝版”，自然也是通志馆的镇馆之宝。还在孔夫子网上花1 900元淘到一部由鸟居龙藏与其妻于昭和二年（1927）编辑出版的《土俗学上看蒙古》一书，精装撒金版，日文，附有多张珍贵的照片。这些地方文献，不仅为他对有关方志文史的学习、研究、编写、创作提供了坚实、可靠、丰富的原始资料。同时，也为全区编修史志工作和热爱此行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源。40年来，他已接待并帮助过千余位（家）作者与单位。更值得一提的，这数以十万计的地情资料，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界的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

40年来踏遍内蒙古，邢野收藏了12万册有关内蒙古地方的地情资料。有识者，无不赞叹。采访、征集资料的苦乐不再赘述，单说藏书就推放在6个仓库，虫吃鼠嗑姑且不议，仅是水电暖费，年年花去10万余元。书库被盗2次，第二次被盗80多部书，有一位书商向邢野告了密，邢野设法转告那位偷书者：“若能把书都给我送回来，我给你300元，交个朋友。”结果如愿以偿，他们成了别具一格的“以书会友”的朋友。当他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禁问：“难道你就不生气么？”他说：“读了书，就要用书。书中的知识不仅是用来武装自己和创造财富的，也是用来教化他人的。”还调侃地说，“偷书不是罪。何况，他还好几次卖给我一些有用的资料，扯平了。”

六、选题精妙独辟蹊径

      我问他：怎样才能写出一部好书、一篇好文章。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其一，抓好选题。抓选题要有前瞻性，要研究业内作者的动向，要扩大眼界、打开思路。他说，耳闻目睹日本企图抢占我国钓鱼岛的种种举措，再回首日本侵华时期所犯的累累罪行，等到201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日，国内肯定要有活动。于是，他在2012年开始拟定大纲、搜集资料。到2014年12月，竟然写出一部350万字的《内蒙古民族抗日斗争通志》，飨有200多张照片，且图文并茂。该书包括《内蒙古地区的沦陷》《内蒙古东部区抗日联军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傅作义将军领导的抗日战争》《内蒙古抗日战争事例》《内蒙古抗日战争人物传记》《内蒙古抗日战争大事记》七卷。仅仅看了这套书的书名，就知道是一桌文化大餐了。此书自然受到多家出版机构与单位的重视。邢野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员，被称为“绥远活字典”的原国民党傅作义部记者刘映元（已故）多有接触。他看准了刘映元的文章很受社会的重视，同一篇文章，自治区许多文史专刊都曾转载，且被同行引经据典。于是，他在刘映元女儿刘樱的协助下，并得到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建华等人的支持，自掏腰包，耗资21万元出版了长达100万字的《刘映元文集》，这部书同样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首肯。事后，他说：“可惜实在没钱，只印了1 000册，应该印三五千册才对。”

      其二，抓材料，要注意详独略同，抓特点，“嚼别人吃过的馍没味”（焦裕禄语），要学会“走自己的路”。苍蝇都会找个缝缝下蛆，繁衍后代，人总要比动物强。他的信条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何必只走京包线”。绝妙！

      其三，无论编史修志，还是撰写“三亲”资料，要注意使用“中性词”，不用或少用“极词”。一句话，写文章不能把词用尽，说话不能把话说绝。例如双方交战，甲方被乙方打败，说是“溃不成军”、“狼狈逃串”；乙方被甲方打败，说成是“圆满完成阻击任务，顺利撤退”。同是被打败，却一贬一褒，有水分，不公平。某个人取得一点成果，说是“巨大的成就”、“伟大的创举”，某领导的即席发言，认定是“重要指示”云云。一件事的表述应客观，否则容易产生误导。

      其四，一篇好的文章，就象放飞一只风筝，不仅要造型好，还要科学合理地制作。风筝飘出，放飞者或松或紧、左拉右扯，上下翻飞，左右逢源。不仅飘得高、放得远，还要有放有收。如果线断了、头掉了、尾折了，都是败作、败笔。

草原文化的耕耘者 ——内蒙古通志馆馆长邢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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