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去世
来源:腾讯新闻 作者:冰川思想库 时间:2021-01-12 点击: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于昨日去世，享年90岁。无论是他主持的《读书》杂志，还是他出版的大量图书，都影响了几代读者。
经历：从学徒工到总经理
沈昌文先生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在上海的育才中学念到初中一年级就去当了学徒。从1945年3月一直做到1951年3月，期间进入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1948年在上海的霞飞路学过俄语。
1951年初，沈昌文进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半个多月后就被调到了北京，他伪造了学历，冒充大学生，进入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人事部门后来查出来了，沈昌文也做了交代。因为他学过俄语，到北京后还翻译了一些苏联的书，所以还是在出版社待了下来，而且很快被培养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工资从刚去时候的33元提为99元。
从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沈昌文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从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在沈昌文主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期间，出版了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以及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风等一批优秀作家的杂文集等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1987年6月，《文化：中国与世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一个以甘阳为主编、以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知青一代青年学者组成的编委会，短短三四年间主持策划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长，满足了文化复苏、思想饥渴年代读者了解世界上各种思潮的迫切需求。
在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三大机构一起引发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因此可以说，沈昌文在出版上推动了“文化热”的形成。
图书出版是沈昌文一生的主要事业一。这不仅体现在他做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出版了大量的好书，并且在三联书店带出了一批人。也体现于他1996年1月退休之后，和俞晓群合作，先后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发挥余热”，他创办了《万象》杂志，读者所熟知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等丛书，都凝聚着沈昌文的心血。俞晓群曾经在多篇文章中谈及，自己从沈公那里受益不浅。
而沈昌文也乐意将自己的出版理念和职业经验与后辈分享。他自己总结的出版之道是二十字箴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他解释说，“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约到好稿子，当然有时候退稿也要请客。“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不能赔钱帮闲，帮过的单位得给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在俞晓群看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昌文开朗、幽默的性格。这二十个字，字字都体现出一个老出版人的良苦用心，却是以一种利己利人的方式出现的。”
主编《读书》杂志，为一代读者提供精神食粮
而沈昌文的另一项事业为《读书》杂志。研究者刘业伟将1986-1996年称为《读书》杂志的沈昌文时代，在此阶段，《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具有六大特点：1.兼容并蓄；2.桥梁文化；3.提倡“新知”；4.“不伦不类”；5.强调宽容；6.服务读者。
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过办刊的“三无”论：无能、无为、无我。他自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此兼容并蓄，《读书》杂志的作者，涵盖了科学、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在思想观念方面，无论是左翼、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对它们敞开了大门。
沈昌文在1987年第4期《读书》上提出杂志要做“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只在介绍、引导、汲取，它的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
在提倡“新知”方面，《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首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启迪后进。一批身居海外的作者如董鼎山等人，更是《读书》杂志的长期作者。
而所谓的“不伦不类”，指的是《读书》杂志注重的不是专业性特别强的学术论文，而是篇幅不大的“品书录”。这类文章使知识分子得到了很好的“脑力操练”。而《读书》把文章的可读作为了自己的生命线。
《读书》十周年的时候，沈昌文作过一个总结：十年来，《读书》倡导了“读书无禁区”，传播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读书》提出“解放编辑”的口号，只有编辑生产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学术理论的生产力。“解放编辑”的前提是文化环境的宽松，只有编辑得到解放了，编辑才能实现首要的社会责任——解放知识的生产力。此外，《读书》杂志还创办了服务日，与各方读者直接交流。
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杂志的地位可谓独一无二，独领风骚。它坚持解放思想、读书进取的风格，坚持面向知识界、服务知识界的格调和品位，赢得了知识界的普遍喜爱，成为思想界改革开放的标志，影响了几代读者。这其中，无疑有着沈昌文的巨大贡献。
除此以外，沈昌文主持的《读书》，还在进入90年代，有力推动了人文精神大讨论。
2019年沈昌文先生在上海书展期间（供图/胡洪侠）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界普遍低迷。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市场经济席卷中国物欲主义盛行，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滑坡，知识分子一时无所适从。1992年初夏，《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华东师大的学者王晓明、徐麟、崔宜明、张闳、张柠等人在一次讨论中批评了两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商业倾向。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这篇对话体后来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上。
文章发表之后，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讨论。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各地学者来了一二百位。白天正常开会，晚上，王晓明等人就约在一起，在华东师大的教室讨论。
2019年沈昌文先生在上海书展期间（供图/胡洪侠）
在此之前，王晓明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沈昌文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回北京的第二天，吴彬就写信告诉王晓明，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连续发表6期讨论稿。随后，王晓明等人在上海分了五组，在南京分了一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给《读书》，并在第3期至第8期发表。
持续的讨论文章在《读书》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人文精神大讨论由此被推向了全国并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国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日本的报纸也做了报道。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讨论。
可以说，沈昌文主编《读书》杂志的介入，为这场讨论起到了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
晚年的沈昌文写了好几本书，讲述自己出版生涯，人生经历，和文化人的交往。此外，他还出版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遗憾的是，这本书有很多删节。
沈昌文的出版二十字箴言中，“吃喝玩乐”是很重要的一项。他出过一本书：《吃心不改》。几十年来，沈昌文请过无数的学者和作家一起吃饭，在饮食安排上，他对宾客的招待极其用心，经常在举杯换盏，主宾融洽之时，一些出版项目、出版线索和出版方向就在脑海中产生，无数的海内外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出版人、读者等等，都成为了他的熟人。可以说，沈昌文的人脉“相识满天下”，而他也给很多人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无论同龄人还是相差几十岁的晚辈。
晚年的他经常背着一个小双肩包，在三联书店附近转悠。很多认识的出版人、作家、学者和读者都争相和他打招呼。
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和沈昌文来往密切。在它看来，沈昌文一直低调做人、降低身段做事。他自称什么都一知半解，最多只是一个“知道分子”。在学者面前，乐于自称“我不懂”，实际体现的是对作者的尊重与检验。沈昌文主张，出版人最好游离于各个学派之外，最好不要随意得罪人，遇事最好不要急于站队表态。这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训练。对于媒体编辑和出版人而言，这些话看似“无甚高论”，却凝聚着沈昌文的人生经验及数十年从业感悟。在沈昌文之后，像他这样的出版家可谓凤毛麟角。
而沈昌文时代的《读书》也仍然让人怀念：那时，无论左派右派、保守还是激进，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在他之后《读书》杂志的汪晖时代，知识界明显分化。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也与沈昌文的办刊理念相关。
对于许多年长的读者而言，对沈昌文的悼念，也包含着对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追忆。以出版事业推动80年代的“文化热”，并启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沈昌文的贡献和他出版的那些图书一起，将作为精神遗产，滋养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