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音乐和一代人的情绪和记忆

胡发云：我先挑了一组儿歌啊，这个儿味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一直到文革中的《火车向着韶山跑》。还有一组，《路边有颗螺丝帽》呀，《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呢。这证明我们在进行儿童教化的过程当中，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重，到了最后有一首歌。（唱）“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众笑）就直接地参与到政治大批判当中去了，这一代一代的儿童就在这个当中成长。我们还有幸，我们有童真的时候，还有一些好的儿歌，包括像《小鸭子》呀，包括像《小燕子》呀。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孩子，就是在我刚才唱的“叛徒林彪，孔老二”这种儿歌当中成长的。他自己完全是糊涂的，孔老二是谁，林彪是谁，也搞不清楚，坏东西就是坏，一心搞克己复礼，一心搞复辟，是吧？这个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音乐教育，它是以一种审美的形式，来改变一代人的心灵结构，从此来形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个我在《如焉》里面写到了，我们没有别的歌来表达我们自己，没有儿童的情趣，没有儿童的顽皮，没有儿童的忧伤，没有儿童的梦想。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很大，实现共产主义，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团结起来，勇敢斗争，甚至要不怕牺牲。那个《英雄小八路》里的歌，后来变成了新一代的《小年先锋队队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合唱）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琴声响起）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分贝很高的琴声和合唱声共鸣起来）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胡发云：这个接班的后果，必然地要导致一种新的东西，更加激烈的一种东西出来。
意识形态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纯粹，非常宏大，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想感召力。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一种东西。我后来了解到希特勒的艺术观，整个法西斯的艺术观，非常相近。法西斯艺术观啊，对，你看看他们当时的电影，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舞蹈，你不是一个法西斯，你都想当个法西斯了。（笑）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整个这一代人，想不进入文革都不行，想不经过这样一次磨难都不行，必须有这样一次炼狱般的磨难，我们才能最终从当中走出来，不然这个过程要漫长得多，只是我们把它压缩到十年当中，我们用我们的苦难，用我们父辈的全民族的苦难，结束了这么一场恶梦。但是这个梦是否真正地结束了，我还不知道，因为这次我在武大讲文革的时候，我一再地提出来，文革实际上没有结束，当一个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时候，它时刻有再一次暴发的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听这一类的歌曲，我们依然能够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所谓专制主义美学，它是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的。它可以把很多荒谬的东西，变成非常动情的东西。
非常浪漫的场面，在毛坪河边有一个八角楼，我还去过八角楼，还是蛮漂亮的。八角楼透出灯光，有一个人在灯下写文章，由此呢，五湖四海红旗扬了。（笑）其实当时中国革命的状况是非常惨烈的。今年七月份的《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文章就谈到了当时毛泽东到井冈山，为了占住自己的地盘，发起了一场党内军内反AB团的非常血腥的运动。当时老革命根据地的指战员和红军战士，无缘无故地被杀了几万人，特别是我们湖北的洪湖，恩施地区。所以，革命的残酷已经不在了，革命在我们后来人的笔下歌声和舞蹈中变成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非常优美的、动情的、浪漫的一种形象，而且这样的一种形象留在我们心里边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你现在让历史学家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很多人可能听不进去，听进去第二天忘了，这个歌还记得。你看这个歌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是由三军（秋枫：造反派）造反派演的这首歌，已经有将近四十年了。而且这个歌在当时没有什么传播手段，居然被今天这么多人还记得，那就是说，它的力量还是不可小看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迅速走向一个非常极端的状况，半音，发（4）西（7）很难出现了，三拍子在几年当中绝迹了。七五年突然出现了一批，我刚才说到了，美丽恢弘的这种法西斯意识形态音乐，特别好听，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那种新奇和激动。大多是三拍子，是跳舞用的。嘣嚓嚓，嘣嚓嚓，全是那样的，而且运用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蒙族的，鲜族的，瑶族的。这些东西恰恰是从部队开始的，部队有它的一种特权，当时总政是最厉害的，很多这种具有“封资修”元素的音乐作品，就从他那儿传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部队呢，他有一种保护下的特权，一般省市的歌舞团不敢做那样的节目，后来这个节目一出来，很多歌舞团就跟着学，又把三拍子的东西解放出来。在那之前，除了有一个“小小银球传友谊”的那一首歌是三拍子的以外，我还没有发现，可能我当时并不是关注所有的音乐，没发现更多的三拍子歌曲。这个是在一个恢弘的大曲子当中用来歌颂毛主席的，全曲除了最后一部分的快板以外，全部的三拍子。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无足轻重，当时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现象。
那么后面一段歌词略去了，这实际上七五年底，当时文艺界呢还没有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来，是为了文革的结束的总结的歌曲，一个是歌颂毛主席，第二个是最后一次用一种最辉煌的声调和旋律来对文革进行一次总结。当时的用意就是这个样子。从我刚才放到的这些歌曲来看，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歌一直没有放松过，甚至一丝一毫没有放松过，灌输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解放初期，或者叫四九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在流行歌曲的领域里面稍微好一点，但是在美声，是管得是最严的，他们意识到，官方最高层还是认为美声属于皇家音乐，在美声当中很少有那种小情调的东西，或者说是那种不太健康的东西。把这些小情调的任务交给了流行歌曲。民歌是山山水水呀，男欢女爱呀，这个还可以多一点。我儿子学美声的，男低音，后来发现没有一首自己可以唱的歌，只能唱外国歌剧里边的，中国老百姓也不听，最后就觉得在中国美声真是穷途末路的这么一个行当。音乐这个武器一直是被当局牢牢地握在手里的，包括青歌赛。你要是说有一点个人情怀的东西，这本来是世界普适的东西，比如说，旅途上人的孤独，晚年对旧事的一种怀想，父母亲的这种恩惠，对于失去的乡情的一种惆怅，还有内心的一些痛苦，这是整个世界音乐最普遍的一些主题，恰恰是我们的歌曲里边最缺少的。有一次我与几个作曲家说，你们能不能写一点与普通人情怀有关的歌呢？他们说，写什么？我说，随便举个例子啊，今天我送儿子上火车，他要去北京工作了，那么，我看着儿子的背影随火车一块走了，我写一首与此相关的歌，行不行？这样父母送儿子远行，常有的事情，我们要有一首非常好的歌，能够表达普通人的情怀，把它表达得比较深刻，是不是一首大伙都需要的歌？不受任何时代和政治意识形态局限的歌，在海外很多呀，从贝多芬开始，他有一首土拨鼠，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有人会唱的。“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上，土拨鼠啊土拨鼠，我把土拨鼠带在身上。”就这么简单，它实际上表示一个流浪汉的孤独。舒伯特的《冬之旅》之《菩提树》，也是一个人怀念自己童年生活的，他成为流浪汉回来了，这样人类最普遍的一种情感，最真实的和人相关的一种情感，在我们的音乐里反倒没有，我们都是极其宏大的东西，像江山万里啊，红旗飘飘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失去了人性最本真的那一部分，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宏大话语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音符，加入到这六十年的合唱当中。包括我们今天的很多合唱的曲目，今天是有人谈到了《祖国颂》，（唱）“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
这首歌诞生于1959年，是我们全民族开始饿肚子的时候，你听这首歌的歌词啊，“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我们的音乐常常是和我们的生活是拧着来的，纯粹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乌托邦。当时唱歌的人从来没想，我饿着肚子唱这首歌是不是有毛病啊？（众笑）这首歌从那个时候一直唱到今天，因为它的旋律，它的美，它的这种乌托邦的色彩，让一代一代的人沉浸在当中而忘掉了和它完全冲突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