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六堂人生课
来源: 文摘报 作者:张坤 时间:2020-09-19 点击:
王阳明格竹图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人称王阳明。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罕见的全能大儒。听听王阳明穿越500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课吧！
第一堂课：立志而圣则圣矣
“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这是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一句话。当时王阳明九死一生被贬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但他依然讲学不辍。自顾都不暇，温饱尚不足，哪还有这等做圣贤的心事？这恰恰是王阳明过人之志，因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圣贤。王阳明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圣贤。”他的一生中因为坚持这个当时的“异端邪说”，受过自己学生的讥笑和误解。
有一位学生想“将”老师一军，指着门口正在拔草的农夫说：“你说人人都可成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也算吗？”
王阳明平静地点点头：“尧舜拔草也不过如此！”
如何才能实现“成圣贤”？王阳明开出的良方是：先立志。这不是他突然就顿悟出来的。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是顽皮的，比如爱玩游戏，用怪鸟捉弄家人；在京城读私塾放学回家的路上，留恋往返于市井街巷；15岁带着好奇心跑到塞外骑马练箭、观察边防；等等。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阳明遇到了一位对他人生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理学大师娄谅。
王阳明在请教娄谅的过程中，被娄谅一句话点醒——“圣人必可学而至”。
通观王阳明的著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志向，必须经过后天磨练。王阳明在学习探索圣贤之路上，经过“五溺”的挫折弯路，挫愈多、志愈坚。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生死之交，他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王阳明“五溺”的“溺”是沉迷之意，过了头可能会玩物丧志。
蹉跎了20年，王阳明直到35岁才归正于圣贤之心，就是阳明心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说，“五溺”之旅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圣路，反而帮助他完成了积淀过程，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一朝顿悟。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
“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阳明一样拥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1520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第三堂课：知行合一能担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下决心通过竹子探究真理。他与自家后院的竹子“格”上了，对着竹子一“格”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雷打不动。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自己却病倒了。从此，他对朱熹的“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明白道理，还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没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
王阳明在贵阳三年贬谪期满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其间，注重民生、大胆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后的生动实践。
王阳明上任后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
王阳明立刻开始明察暗访，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敛财手段。随后，他通过一种方式向乡民们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
刚刚新官上任，还没有跟上级汇报，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实行的葛布税？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
但王阳明心中有数，依据翔实调查和数据，向上级领导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经过与奸宦的一番斗争较量，终于圆满地把事情解决。
这背后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级领导中有正直官员暗中支持！王阳明虽然奉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坚持原则底线基础上，十分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唯变所适”讲方法，只为惠国利民生，所以赢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员在内的正直官员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关之处，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使王阳明躲过一个个劫难。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不尚空谈、务真求实。
第四堂课：世间磨难，皆是砥砺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人间是道场，淤泥生莲花，是一种境界。”
王阳明说这番话，或许最有资格。他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遇的种种磨难。
首先是身体的磨难。挣扎了14个月才出生的王阳明，从小就身体不好，5岁才开口说话，多年被肺病煎熬。
因为学习勤奋刻苦、工作劳累，特别是饱受各种人生煎熬，病情常常加重。王阳明小时候读书用功。白天上课，晚上苦攻经典，劳累过度。参加第3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却在上任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口吐鲜血。也正是因为身体不好，王阳明从小就把调理身心、强健体魄当作重要的事情，学习掌握了很多有效的方法。比如王阳明在赣州为官期间，高效处理军政事务、成功办学和讲学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调整恢复身体的健康，劳动锻炼、呼吸静坐、登山健走、练笔舞剑，无一不用。
王阳明还曾因挺身而出遭鞭刑牢狱。明朝的小皇帝朱厚照登基，以刘瑾为首的8个太监玩弄权术，为非作歹，谋害忠良，特别对于那些上疏和进言的忠臣，要求皇帝下令诛杀，并利用锦衣卫进行暗杀。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王阳明却挺身而出，冒死上疏皇帝，请求释放朝廷重臣。
刘瑾把王阳明给抓了起来，在午门当着众人扒光衣服，光屁股毒打40大板，直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扔进大牢！
奄奄一息的王阳明，在监狱里读易经、写文章、练呼吸，与那些同样被冤枉的狱友讨论学问，有的还结成生死交，他们在出狱后为王阳明平乱治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508年，刚刚出狱的37岁的王阳明躲过一路追杀，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龙场担任驿站站长。他和自己的随从搭建了一个茅草房安顿下来，后又搬到一个山洞里住。
在阴暗潮湿、飘有毒气的山洞里开始新生活，王阳明心态平和、安然处之。由于水土不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王阳明和他的随从全都病倒了！王阳明硬撑着开始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这些随从人员。近乎绝境的生存环境，没吓倒王阳明，他乐观地弹起随身带的琴，给大家唱家乡的小调，讲故事，说笑话。
王阳明虽然饱受磨难，但他始终坚守一颗良知之心，总是心系战后百姓安居乐业，想方设法不计个人得失地与奸臣周旋，都是为了避免使百姓生灵涂炭。今天回首细看，当年王阳明能一次次死里逃生，也正是得益于百姓的支持、保护。
第五堂课：“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好静玄空”是王阳明“心学”被后人误解的一处。其实王阳明非常强调事上磨练，他解答学生陆澄“静时还好，一遇事就不好”的困惑时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时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事上磨练，就是要立足岗位，投身一线，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炼自己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
王阳明在江西讲学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府司法官员很崇拜王阳明的“心学”，他很沮丧地说：“我公务繁忙，真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啊。”
王阳明笑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
他就从这官员审理案件展开：不能因对方应答语无伦次就升起一个“怒心”；不能因他花言巧语就升起一个“喜心”；不能因他行贿送礼就宽恕庇护；也不能因自己事务太繁杂，而随随便便潦草结案；更不能因有些人别有用心、罗织罪名而上当，遂了这些坏人的心意！
王阳明从少年立志、官署格竹、江北诀囚、弹劾刘瑾、被陷遭贬，依然对真理追求不变，直到龙场悟道才开始走向光明。此后，赣南剿匪、平定宸濠之乱，在一件件具体“事”上练功夫，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之道，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人可以通过修身磨砺而成就一颗通透光明无私之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第六堂课：品德修为“致良知”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这是“致良知”诞生后王阳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
据说王阳明在庐陵担任知县时，抓到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
王阳明亲自审问，大盗说：“要杀要剐随便，别废话！”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
大盗说：“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太热了，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撇撇嘴不以为然：“光着膀子也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一会，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
大盗愣在那里，尴尬摆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随着王阳明的循循善诱，大盗低头叹服认罪。
连大盗也有可觉醒的良知，何况其他人？人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成圣贤之道。
心学至为高明，直通大彻大悟；心学也至为平实，不过就是八个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那些自以为聪明高明的人，全都掉进了坑里一生爬不出来。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这一“为学做人”教育学规中，王阳明把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四条路径，鲜明总结了出来：
一是立志，坚持不懈，专注精一，目标圣贤。
二是勤学，勤确谦抑，不骄不躁，为人诚恳，表里如一。
三是改过，要有勇气改正错误，不是寄希望于不犯错误。
四是责善，劝善真诚，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四条中，“改过”一条尤其难能可贵。王阳明是从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断改过致良知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三不朽”的圣人，而细读王阳明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给弟子们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尧舜，孰能无过，还拿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误，劝诫弟子汲取教训，谦抑自叹“适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气不及人”等，这是极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们所忽略的。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尽管只留下一篇当时与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阳明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等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的，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盛行、充满暴戾之气的21世纪，王阳明心学相当于强心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阳明学是我们所有人急需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也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切入点。
（《中国青年报》9.1 张坤）
责任编辑：日升
第一堂课：立志而圣则圣矣
“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这是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一句话。当时王阳明九死一生被贬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但他依然讲学不辍。自顾都不暇，温饱尚不足，哪还有这等做圣贤的心事？这恰恰是王阳明过人之志，因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圣贤。王阳明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圣贤。”他的一生中因为坚持这个当时的“异端邪说”，受过自己学生的讥笑和误解。
有一位学生想“将”老师一军，指着门口正在拔草的农夫说：“你说人人都可成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也算吗？”
王阳明平静地点点头：“尧舜拔草也不过如此！”
如何才能实现“成圣贤”？王阳明开出的良方是：先立志。这不是他突然就顿悟出来的。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是顽皮的，比如爱玩游戏，用怪鸟捉弄家人；在京城读私塾放学回家的路上，留恋往返于市井街巷；15岁带着好奇心跑到塞外骑马练箭、观察边防；等等。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阳明遇到了一位对他人生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理学大师娄谅。
王阳明在请教娄谅的过程中，被娄谅一句话点醒——“圣人必可学而至”。
通观王阳明的著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志向，必须经过后天磨练。王阳明在学习探索圣贤之路上，经过“五溺”的挫折弯路，挫愈多、志愈坚。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生死之交，他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王阳明“五溺”的“溺”是沉迷之意，过了头可能会玩物丧志。
蹉跎了20年，王阳明直到35岁才归正于圣贤之心，就是阳明心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说，“五溺”之旅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圣路，反而帮助他完成了积淀过程，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一朝顿悟。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
“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阳明一样拥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1520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第三堂课：知行合一能担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下决心通过竹子探究真理。他与自家后院的竹子“格”上了，对着竹子一“格”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雷打不动。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自己却病倒了。从此，他对朱熹的“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明白道理，还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没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
王阳明在贵阳三年贬谪期满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其间，注重民生、大胆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后的生动实践。
王阳明上任后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
王阳明立刻开始明察暗访，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敛财手段。随后，他通过一种方式向乡民们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
刚刚新官上任，还没有跟上级汇报，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实行的葛布税？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
但王阳明心中有数，依据翔实调查和数据，向上级领导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经过与奸宦的一番斗争较量，终于圆满地把事情解决。
这背后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级领导中有正直官员暗中支持！王阳明虽然奉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坚持原则底线基础上，十分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唯变所适”讲方法，只为惠国利民生，所以赢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员在内的正直官员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关之处，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使王阳明躲过一个个劫难。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不尚空谈、务真求实。
第四堂课：世间磨难，皆是砥砺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人间是道场，淤泥生莲花，是一种境界。”
王阳明说这番话，或许最有资格。他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遇的种种磨难。
首先是身体的磨难。挣扎了14个月才出生的王阳明，从小就身体不好，5岁才开口说话，多年被肺病煎熬。
因为学习勤奋刻苦、工作劳累，特别是饱受各种人生煎熬，病情常常加重。王阳明小时候读书用功。白天上课，晚上苦攻经典，劳累过度。参加第3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却在上任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口吐鲜血。也正是因为身体不好，王阳明从小就把调理身心、强健体魄当作重要的事情，学习掌握了很多有效的方法。比如王阳明在赣州为官期间，高效处理军政事务、成功办学和讲学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调整恢复身体的健康，劳动锻炼、呼吸静坐、登山健走、练笔舞剑，无一不用。
王阳明还曾因挺身而出遭鞭刑牢狱。明朝的小皇帝朱厚照登基，以刘瑾为首的8个太监玩弄权术，为非作歹，谋害忠良，特别对于那些上疏和进言的忠臣，要求皇帝下令诛杀，并利用锦衣卫进行暗杀。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王阳明却挺身而出，冒死上疏皇帝，请求释放朝廷重臣。
刘瑾把王阳明给抓了起来，在午门当着众人扒光衣服，光屁股毒打40大板，直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扔进大牢！
奄奄一息的王阳明，在监狱里读易经、写文章、练呼吸，与那些同样被冤枉的狱友讨论学问，有的还结成生死交，他们在出狱后为王阳明平乱治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508年，刚刚出狱的37岁的王阳明躲过一路追杀，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龙场担任驿站站长。他和自己的随从搭建了一个茅草房安顿下来，后又搬到一个山洞里住。
在阴暗潮湿、飘有毒气的山洞里开始新生活，王阳明心态平和、安然处之。由于水土不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王阳明和他的随从全都病倒了！王阳明硬撑着开始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这些随从人员。近乎绝境的生存环境，没吓倒王阳明，他乐观地弹起随身带的琴，给大家唱家乡的小调，讲故事，说笑话。
王阳明虽然饱受磨难，但他始终坚守一颗良知之心，总是心系战后百姓安居乐业，想方设法不计个人得失地与奸臣周旋，都是为了避免使百姓生灵涂炭。今天回首细看，当年王阳明能一次次死里逃生，也正是得益于百姓的支持、保护。
第五堂课：“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好静玄空”是王阳明“心学”被后人误解的一处。其实王阳明非常强调事上磨练，他解答学生陆澄“静时还好，一遇事就不好”的困惑时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时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事上磨练，就是要立足岗位，投身一线，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炼自己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
王阳明在江西讲学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府司法官员很崇拜王阳明的“心学”，他很沮丧地说：“我公务繁忙，真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啊。”
王阳明笑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
他就从这官员审理案件展开：不能因对方应答语无伦次就升起一个“怒心”；不能因他花言巧语就升起一个“喜心”；不能因他行贿送礼就宽恕庇护；也不能因自己事务太繁杂，而随随便便潦草结案；更不能因有些人别有用心、罗织罪名而上当，遂了这些坏人的心意！
王阳明从少年立志、官署格竹、江北诀囚、弹劾刘瑾、被陷遭贬，依然对真理追求不变，直到龙场悟道才开始走向光明。此后，赣南剿匪、平定宸濠之乱，在一件件具体“事”上练功夫，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之道，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人可以通过修身磨砺而成就一颗通透光明无私之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第六堂课：品德修为“致良知”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这是“致良知”诞生后王阳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
据说王阳明在庐陵担任知县时，抓到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
王阳明亲自审问，大盗说：“要杀要剐随便，别废话！”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
大盗说：“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太热了，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撇撇嘴不以为然：“光着膀子也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一会，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
大盗愣在那里，尴尬摆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随着王阳明的循循善诱，大盗低头叹服认罪。
连大盗也有可觉醒的良知，何况其他人？人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成圣贤之道。
心学至为高明，直通大彻大悟；心学也至为平实，不过就是八个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那些自以为聪明高明的人，全都掉进了坑里一生爬不出来。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这一“为学做人”教育学规中，王阳明把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四条路径，鲜明总结了出来：
一是立志，坚持不懈，专注精一，目标圣贤。
二是勤学，勤确谦抑，不骄不躁，为人诚恳，表里如一。
三是改过，要有勇气改正错误，不是寄希望于不犯错误。
四是责善，劝善真诚，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四条中，“改过”一条尤其难能可贵。王阳明是从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断改过致良知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三不朽”的圣人，而细读王阳明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给弟子们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尧舜，孰能无过，还拿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误，劝诫弟子汲取教训，谦抑自叹“适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气不及人”等，这是极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们所忽略的。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尽管只留下一篇当时与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阳明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等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的，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盛行、充满暴戾之气的21世纪，王阳明心学相当于强心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阳明学是我们所有人急需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也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切入点。
（《中国青年报》9.1 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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