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5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陈利明时间:2020-08-02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2）

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长，部分地（州）、县负责人共190多人，许多人都有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胡耀邦鲜明的改革态度，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济理念，令与会者深深折服。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这次会议还讨论和出台了两个有关农村的工作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二是《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项意见》。

胡耀邦当时已经深刻地察觉到，农业的后劲归根到底要靠科学技术，靠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他把政策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真是提纲挈领。胡耀邦对此着意加以阐发：“农业的门路可多哩！农业的财富可多哩！”他说，“农业一个叫种植业，一个叫养殖业，一个叫副业，一个叫社办企业。种植类，农田里面可以种，山上也可以种，叫做农田种植类、山林种植业。……养殖业又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地上的养殖类，一个叫水面的养殖业”。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指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错误，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分散劳动，合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举例生动地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且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在两种意见交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最后大会写出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于9月27日发了《通知》作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下发。《通知》指出：“中央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纪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形势越来越好。

《纪要》要求“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

《纪要》对会上“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多少采取了妥协、折衷的态度。一方面有限制地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群众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另一方面又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试行”。改变了“两个不许”，比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样，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结论，政策上有了规定，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

1997年10月10日，在胡耀邦逝世8年之后，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无限感慨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胡耀邦对万里新任寄予厚望，他多次引用民谣，幽默风趣地说：“要吃米，找万里！让万里管农业，是深得民心的嘛！”

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但是在推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不少阻力和艰难，举步维艰，他找胡耀邦倾吐心迹：“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哪！”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邓小平对农村这场改革极为关注，他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映，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多次找胡耀邦、万里等人谈话。1980年4月2日，他正式表态：“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可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订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1981年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到处生机勃勃。胡耀邦抓住大好时机，于3月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第88次例会，他风趣地说：“88是一个好数字，好兆头，农民要发嘛。”他接着指出：“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能放松，粮食要抓紧，同时要抓好多种经营。没有多种经营，就会出现‘八个没有’：没有钱，没有肥料，没有良好的生产工具，没有健壮的体力，没有更多的轻工业原料，没有家庭副业，没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转发了《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

如何“因地制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耀邦肩负深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感，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先后到河北、青海、新疆、江苏等省、市，深入细致地考察调查，明确指出各地的优势，高瞻远瞩地运用“因地制宜”的原则，描绘出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蓝图。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