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侧影——儿子眼中的刘广宁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潘争 时间:2020-07-09 点击:
刘广宁夫妇新婚照
刘广宁夫妇与不足周岁的儿子潘争
刘广宁在朗诵
刘广宁与斯琴高娃合影，后排为她的儿子潘争和大孙女
李梓、栗原小卷、刘广宁、吉永小百合、丁建华、中野良子（从左至右）
刘广宁夫妇与不足周岁的儿子潘争
刘广宁在朗诵
刘广宁与斯琴高娃合影，后排为她的儿子潘争和大孙女
李梓、栗原小卷、刘广宁、吉永小百合、丁建华、中野良子（从左至右）
◆潘争
我在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的缕缕晨光中精疲力尽地躺到床上时，亢奋的精神和涌动的心潮，就开始与疲乏酸痛的身体产生了激烈的对抗，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从小到大与妈妈刘广宁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就像译制片录音棚里放的循环片一样，开始周而复始地在我眼前闪回盘桓，使我久久难以入眠……
一
妈妈刘广宁悄无声息地走了。
自从2019年初妈妈第一次心脏支架手术后大出血病危以来，我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开始为各种紧急状况出现时应有的预案打起了腹稿。但是，令我扼腕的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些看似极为周密的程序设计，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旅行限制全部打乱了，而最后的结果，是被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小镇的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万两千公里之外（当中还隔着一个浩瀚太平洋）的妈妈，在两个儿子皆不在场的情况下悄然离世了。
所幸，虽然我们没能守在妈妈身边为她送行，我父亲的学生高都克女士和她的夫婿高景教授，在接到医院电话后便迅速赶到了ICU，以我们提早商量好的方式，周全体面地为妈妈送了终。
其后的六个夜晚，由于美国东岸和上海间的12小时时差，我几乎都是通宵不眠。一方面，我要遥控上海那边对母亲后事的料理，与方方面面的领导、同事、亲友沟通商量；另一方面，我还要同时应对国内外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来自妈妈生前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慰问，以至于几天以来，我手里一直攥着的手机每每会热得发烫……
二
总的说来，妈妈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在家庭生活方面，她出身名门，从小养尊处优，深得家中长辈宠爱。婚后，她又得到我父亲潘世炎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父亲成为了她事业上不可或缺的有力后盾。
当年高中毕业后，妈妈便以执拗的精神和“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的闯劲，很快得以用自己的天赋幸遇伯乐，敲开艺术圣殿的大门，考入了上海电影译制厂，从此踏上一条灿烂的星光大道。然而，在我的眼里，她从来就仅仅是“妈妈”而已，对于她（还包括对于其他我从小就经常接触的诸如孙道临、陈叙一、李梓、邱岳峰、毕克、赵慎之等艺术大家），儿时的我，心里从未有过“高山仰止”之崇敬，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山珍海味”，对于幼齿的我而言，却只是“家常便饭”而已，而我正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辉煌历史的时间，却只开始在仅仅大约15年前，其诱因，也正是老一辈艺术家开始渐渐离去，同时我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认知亦逐渐成熟所致。
与在事业上的孜孜不倦和在公众场合的一丝不苟相对应，妈妈的个人生活却是简单质朴到令人难以想象。大众心里所预想她大致应有的精致生活是从来与她不沾边的。从我有记忆开始，她的衣饰风格基本上与当年的普通中国人一样，是单调的蓝灰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移居香港、教授普通话开始，在那个环境里，她的衣服才开始谈得上所谓“风格”和“色彩搭配”，而她身上的那些服装，除了极少数朋友和学生赠送的名牌以外，大多数都只是从普通服装店甚至是小店里买的普通品牌。后来，她回到了上海。有一次，我看到她身上穿着的一件毛衣不错，就顺口赞了一句，她得意地跟我说：“其实，这就是在小区外面的马路小店里买的。”有那么几次，看她心情好时，我就趁机建议：由于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高规格演出和会议场合，是否要我给您弄几件好点的名牌衣服来？结果，我得到的，却只是她的一个白眼加一句嘀咕：“我没那么阔气，你懂什么！”不过，她在类似上海书展、影迷见面 会等公开场合出现时，就是那样的普通衣服，竟然让她搭配得看上去很是得体，毫无违和之感。
二十多年前的香港地铁公司有一条规定：用储值卡的乘客，哪怕卡里只剩下的一分钱，最后也可以坐一程最长的路线。于是，整天奔走于港九两地教授普通话的妈妈，便如同绝大多数普通香港市民一样，经常在晚上从钱包里翻出几张里面所剩余额不多的地铁储值卡（每张卡上面还贴着一张她标注着该卡所余金额的白纸或黄色贴纸），来回盘算着第二天如何使用才最为划算。有时候，她还会叫我把我的地铁卡也拿出来跟她的那几张一起“统筹”，而这便是她很“接地气”的一面。
三
不像一向对于社会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的苏秀老师等同事，我妈在她六十年的艺术路程上真正做到“心无旁骛”，万事不管，就只一心读她的“圣贤书”（剧本）。在我小时候，由于书桌和饭桌被我和弟弟占着做功课，冬天，她就只好坐在床沿上或饭桌一角，双手抱着一只热水袋，眼睛盯着桌上的剧本，嘴里嘟嘟囔囔，念念有词。夏天，她经常在地板上摊开一条草席，再放上一床棉被，自己盘腿坐在席子上，身体前倾，弯腰屈背地读着摊开在被子上的本子。然而，从我懂事开始，就很少见到我妈读大部头的书，外面哄传的什么大事，则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然而，自从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以来，无论在上海还是香港，妈妈一直订阅着这份报纸。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所订的《新民晚报》还每天准时抵达我家的邮箱。特别在妈妈寓居香江的日子里，《新民晚报》就是她与家乡上海之间一条牢固的情感纽带。十二年前从香港回沪生活开始，她又从一名纯粹的《新民晚报》读者，转变成一位“忠实读者”加“兼职作者”，为副刊“夜光杯”撰写了一些文字。
四
在妈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我父亲生前，她基本上一贯是“君子远庖厨”的；而且，我也极难听到她说某样菜式好吃。当面对着一桌佳肴时，她最通常的反应是来上一句：“我觉得也没啥好吃嘛。”即便在物质供给极为困难的时期，我父亲有时买到一块上好的五花肉，于是就会大费周章地做上一碗浓油赤酱香喷喷的红烧肉。但是，当我父亲满心欢喜地从楼下厨房端上那碗他本以为可以博得夫人一笑的红烧肉时，就在那个站在饭桌边的我食指大动、几乎要欢呼雀跃的时刻，妈妈却会把鼻子凑到碗边闻一下，然后脸上带着些嫌弃地抬头问父亲：“潘世炎，这碗肉怎么会有点儿‘肉膈气’（上海话‘骚气’的意思）呀？”于是，辛辛苦苦了一下午、本来还兴致勃勃的父亲，便感到大为扫兴，接下来的戏码，就是两人不免要唇枪舌剑一番了……
其实，我妈这个旧时的大小姐所期待的，倒并非是鲍参翅肚、满汉全席，当年她最喜欢的夜宵，却是在晚上加班回来后，把家里的一点儿剩饭剩菜放在一个小铝锅里，加上一勺酱油，然后放在煤气灶上，用文火慢慢熬出来的而且锅底带有一点焦糊香味的“熬饭”。于是，这种每每由妈妈亲自“下厨”拿把瓷勺慢慢在锅里搅动炮制出来的简单饭食，被儿时的我正式命名为“刘记熬饭”。
虽说我父母结婚后，爸爸担当了几十年如一日主理家务的重任，但是，鲜有人知的是，我妈会打一手好毛线活儿。当我刚出生的时候，由于我妈不擅女红，父亲就只好求上海歌剧院乐队里诸如钢琴家刘诗昆的妹妹刘澄如阿姨等同事为我打件小毛衣，直到有一天，在被为我打毛衣的某个女同事损了一句“你老婆是干嘛用的”之后，爸爸就回家冲妈妈发了一通火。从此以后，妈妈便开始乖乖跟上译厂女同事学起了毛线活儿，而且很快就上了手，居然也还织得有模有样。在小学时期，我身上穿的几件毛衣和手上戴的绒线手套，就是由她亲手织的。当年，我就经常在晚上帮妈妈绑毛线（把毛线绑成一个球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看着她把日渐长大的我们兄弟俩身上穿着显得有些小的毛衣拆了织、织了拆，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当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了些提高后，她的毛线活儿才算告一段落。因此，后来孙渝烽叔叔撰写的关于妈妈的文章里说她“不擅家务”时，我妈对此就很有些“忿忿不平”了。
五
纵观我母亲刘广宁的一生，她简直就是为译制片和语言艺术而生的，她的艺术成就，堪称辉煌灿烂；她的天籁之声，当与那些她所配的经典译制片一起绵延流长。然而，对于我和弟弟而言，她却从来不是什么“著名人士”，也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配音艺术家”。在我们的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现在的我经常在心中庆幸，在我去年完成的有声作品电影译制片交响史话《众神的红舞鞋》中，已经用包括妈妈在内的23位著名配音演员以及参与过译制片配音的著名电影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完整记录下了电影译制片辉煌时期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虽然当时刚刚大病初愈的妈妈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苍老，但无论如何，这不仅是她参与的并且是她最后一次参与的大型作品。她与她的伙伴们一起，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叙述了他们所“亲口”书写的译制片辉煌历史。对于妈妈而言，这也是她在她所奉献一生的电影配音事业上画上的一个在专业上很完美但在技术层面上又不那么完美的句号。
在这里，我想借用妈妈的挚友斯琴高娃老师发给我的一段话，作为送妈妈远行的悼文，来结束这篇匆匆写就、“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文章：
尘世过后即是极乐，晚辈祝您一路走好！相信踏着夏日的花草往前行进，那里一定有圣贤迎接您……一路走好，那边亦有人等着您上台词课呢……
愿妈妈向着光明，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日升
我在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的缕缕晨光中精疲力尽地躺到床上时，亢奋的精神和涌动的心潮，就开始与疲乏酸痛的身体产生了激烈的对抗，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从小到大与妈妈刘广宁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就像译制片录音棚里放的循环片一样，开始周而复始地在我眼前闪回盘桓，使我久久难以入眠……
一
妈妈刘广宁悄无声息地走了。
自从2019年初妈妈第一次心脏支架手术后大出血病危以来，我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开始为各种紧急状况出现时应有的预案打起了腹稿。但是，令我扼腕的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些看似极为周密的程序设计，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旅行限制全部打乱了，而最后的结果，是被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小镇的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万两千公里之外（当中还隔着一个浩瀚太平洋）的妈妈，在两个儿子皆不在场的情况下悄然离世了。
所幸，虽然我们没能守在妈妈身边为她送行，我父亲的学生高都克女士和她的夫婿高景教授，在接到医院电话后便迅速赶到了ICU，以我们提早商量好的方式，周全体面地为妈妈送了终。
其后的六个夜晚，由于美国东岸和上海间的12小时时差，我几乎都是通宵不眠。一方面，我要遥控上海那边对母亲后事的料理，与方方面面的领导、同事、亲友沟通商量；另一方面，我还要同时应对国内外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来自妈妈生前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慰问，以至于几天以来，我手里一直攥着的手机每每会热得发烫……
二
总的说来，妈妈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在家庭生活方面，她出身名门，从小养尊处优，深得家中长辈宠爱。婚后，她又得到我父亲潘世炎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父亲成为了她事业上不可或缺的有力后盾。
当年高中毕业后，妈妈便以执拗的精神和“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的闯劲，很快得以用自己的天赋幸遇伯乐，敲开艺术圣殿的大门，考入了上海电影译制厂，从此踏上一条灿烂的星光大道。然而，在我的眼里，她从来就仅仅是“妈妈”而已，对于她（还包括对于其他我从小就经常接触的诸如孙道临、陈叙一、李梓、邱岳峰、毕克、赵慎之等艺术大家），儿时的我，心里从未有过“高山仰止”之崇敬，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山珍海味”，对于幼齿的我而言，却只是“家常便饭”而已，而我正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辉煌历史的时间，却只开始在仅仅大约15年前，其诱因，也正是老一辈艺术家开始渐渐离去，同时我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认知亦逐渐成熟所致。
与在事业上的孜孜不倦和在公众场合的一丝不苟相对应，妈妈的个人生活却是简单质朴到令人难以想象。大众心里所预想她大致应有的精致生活是从来与她不沾边的。从我有记忆开始，她的衣饰风格基本上与当年的普通中国人一样，是单调的蓝灰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移居香港、教授普通话开始，在那个环境里，她的衣服才开始谈得上所谓“风格”和“色彩搭配”，而她身上的那些服装，除了极少数朋友和学生赠送的名牌以外，大多数都只是从普通服装店甚至是小店里买的普通品牌。后来，她回到了上海。有一次，我看到她身上穿着的一件毛衣不错，就顺口赞了一句，她得意地跟我说：“其实，这就是在小区外面的马路小店里买的。”有那么几次，看她心情好时，我就趁机建议：由于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高规格演出和会议场合，是否要我给您弄几件好点的名牌衣服来？结果，我得到的，却只是她的一个白眼加一句嘀咕：“我没那么阔气，你懂什么！”不过，她在类似上海书展、影迷见面 会等公开场合出现时，就是那样的普通衣服，竟然让她搭配得看上去很是得体，毫无违和之感。
二十多年前的香港地铁公司有一条规定：用储值卡的乘客，哪怕卡里只剩下的一分钱，最后也可以坐一程最长的路线。于是，整天奔走于港九两地教授普通话的妈妈，便如同绝大多数普通香港市民一样，经常在晚上从钱包里翻出几张里面所剩余额不多的地铁储值卡（每张卡上面还贴着一张她标注着该卡所余金额的白纸或黄色贴纸），来回盘算着第二天如何使用才最为划算。有时候，她还会叫我把我的地铁卡也拿出来跟她的那几张一起“统筹”，而这便是她很“接地气”的一面。
三
不像一向对于社会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的苏秀老师等同事，我妈在她六十年的艺术路程上真正做到“心无旁骛”，万事不管，就只一心读她的“圣贤书”（剧本）。在我小时候，由于书桌和饭桌被我和弟弟占着做功课，冬天，她就只好坐在床沿上或饭桌一角，双手抱着一只热水袋，眼睛盯着桌上的剧本，嘴里嘟嘟囔囔，念念有词。夏天，她经常在地板上摊开一条草席，再放上一床棉被，自己盘腿坐在席子上，身体前倾，弯腰屈背地读着摊开在被子上的本子。然而，从我懂事开始，就很少见到我妈读大部头的书，外面哄传的什么大事，则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然而，自从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以来，无论在上海还是香港，妈妈一直订阅着这份报纸。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所订的《新民晚报》还每天准时抵达我家的邮箱。特别在妈妈寓居香江的日子里，《新民晚报》就是她与家乡上海之间一条牢固的情感纽带。十二年前从香港回沪生活开始，她又从一名纯粹的《新民晚报》读者，转变成一位“忠实读者”加“兼职作者”，为副刊“夜光杯”撰写了一些文字。
四
在妈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我父亲生前，她基本上一贯是“君子远庖厨”的；而且，我也极难听到她说某样菜式好吃。当面对着一桌佳肴时，她最通常的反应是来上一句：“我觉得也没啥好吃嘛。”即便在物质供给极为困难的时期，我父亲有时买到一块上好的五花肉，于是就会大费周章地做上一碗浓油赤酱香喷喷的红烧肉。但是，当我父亲满心欢喜地从楼下厨房端上那碗他本以为可以博得夫人一笑的红烧肉时，就在那个站在饭桌边的我食指大动、几乎要欢呼雀跃的时刻，妈妈却会把鼻子凑到碗边闻一下，然后脸上带着些嫌弃地抬头问父亲：“潘世炎，这碗肉怎么会有点儿‘肉膈气’（上海话‘骚气’的意思）呀？”于是，辛辛苦苦了一下午、本来还兴致勃勃的父亲，便感到大为扫兴，接下来的戏码，就是两人不免要唇枪舌剑一番了……
其实，我妈这个旧时的大小姐所期待的，倒并非是鲍参翅肚、满汉全席，当年她最喜欢的夜宵，却是在晚上加班回来后，把家里的一点儿剩饭剩菜放在一个小铝锅里，加上一勺酱油，然后放在煤气灶上，用文火慢慢熬出来的而且锅底带有一点焦糊香味的“熬饭”。于是，这种每每由妈妈亲自“下厨”拿把瓷勺慢慢在锅里搅动炮制出来的简单饭食，被儿时的我正式命名为“刘记熬饭”。
虽说我父母结婚后，爸爸担当了几十年如一日主理家务的重任，但是，鲜有人知的是，我妈会打一手好毛线活儿。当我刚出生的时候，由于我妈不擅女红，父亲就只好求上海歌剧院乐队里诸如钢琴家刘诗昆的妹妹刘澄如阿姨等同事为我打件小毛衣，直到有一天，在被为我打毛衣的某个女同事损了一句“你老婆是干嘛用的”之后，爸爸就回家冲妈妈发了一通火。从此以后，妈妈便开始乖乖跟上译厂女同事学起了毛线活儿，而且很快就上了手，居然也还织得有模有样。在小学时期，我身上穿的几件毛衣和手上戴的绒线手套，就是由她亲手织的。当年，我就经常在晚上帮妈妈绑毛线（把毛线绑成一个球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看着她把日渐长大的我们兄弟俩身上穿着显得有些小的毛衣拆了织、织了拆，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当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了些提高后，她的毛线活儿才算告一段落。因此，后来孙渝烽叔叔撰写的关于妈妈的文章里说她“不擅家务”时，我妈对此就很有些“忿忿不平”了。
五
纵观我母亲刘广宁的一生，她简直就是为译制片和语言艺术而生的，她的艺术成就，堪称辉煌灿烂；她的天籁之声，当与那些她所配的经典译制片一起绵延流长。然而，对于我和弟弟而言，她却从来不是什么“著名人士”，也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配音艺术家”。在我们的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现在的我经常在心中庆幸，在我去年完成的有声作品电影译制片交响史话《众神的红舞鞋》中，已经用包括妈妈在内的23位著名配音演员以及参与过译制片配音的著名电影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完整记录下了电影译制片辉煌时期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虽然当时刚刚大病初愈的妈妈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苍老，但无论如何，这不仅是她参与的并且是她最后一次参与的大型作品。她与她的伙伴们一起，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叙述了他们所“亲口”书写的译制片辉煌历史。对于妈妈而言，这也是她在她所奉献一生的电影配音事业上画上的一个在专业上很完美但在技术层面上又不那么完美的句号。
在这里，我想借用妈妈的挚友斯琴高娃老师发给我的一段话，作为送妈妈远行的悼文，来结束这篇匆匆写就、“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文章：
尘世过后即是极乐，晚辈祝您一路走好！相信踏着夏日的花草往前行进，那里一定有圣贤迎接您……一路走好，那边亦有人等着您上台词课呢……
愿妈妈向着光明，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