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妈妈的裙子》

来源:原创投稿 作者:万曼影 时间:2016-07-25 点击:
      1994年8月13日,一个布满阴霾的日子。
       这天中午饭后,我在走廊通风口放上一把躺椅,想打个瞌睡。母亲病重住院已八个月,近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我们几个子女日夜守护在病榻旁,一连几天没睡过囫囵觉了。这天排到我夜班,所以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正迷迷糊糊睡去,忽听电话铃声大作。“该不是医院打来电话?”心里这么想着,可眼皮就象灌了铅,又重又涩,怎么也睁不开,任谁去接吧。不一会儿,东风把我推醒,一脸的悲戚:
      “刚才医院来电话,妈妈去世了!”
       “……?!”我一下跳起来,睡意全无。第一个感觉是头脑一片空白。母亲,母亲,生我养我的母亲,您就这样去了?!虽然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因多次抢救,医生在与家属谈话时早已暗示了这一点,我们也表示过有这个思想准备,可当这一刻到来时,我还是不能接受。我冲进小房间,扑倒在写字台上,大放悲声。哭着哭着,我忽然想到:我这是怎么了?母亲还等着我呢。这样一想,脑子渐渐清晰,考虑起下一步该做什么来。回到大房间,我给父母的老战友周斯明伯伯打电话,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听到周伯伯妻子周克俭阿姨那亲切的声音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挂掉电话,我登上自行车,以最快速度向医院冲去。一路上红灯闪烁,耳边风声呼呼,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点见到妈妈。
       冲进病房,死一般的寂静向我扑来。还是那熟悉的房间,八个月中,我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一切摆设依旧,可是,却没有了母亲那沉重的喘息声。只见她静静地躺着,曾经那么富有生气的脸上没有了表情。护工王阿姨红着眼圈告诉我,母亲是2点15分停止呼吸的,姐姐出去吃饭刚走一会儿,母亲去世时身边没人。我顾不得悲伤,盘算着:现在是13点10分,心脏停止跳动后,人的体温要下降,等冷了,衣服就不好穿了。我赶紧拨通了妈妈的老战友戴诗瑞阿姨家的电话,她说要陪我去买寿衣。我又一次冲进炎炎烈日之中。
当我提着一大包衣服回到病房时,姐姐已经在为母亲揩洗了。周阿姨刚赶到,正坐在椅子上休息。我连忙和姐姐一起为母亲穿衣服。在与死神搏斗了八个多月之后,母亲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身体显得那么单薄、瘦弱。我抚摸着母亲那尚温热的身体,想到那里曾孕育过我们姐弟四人的生命,而现在正渐渐变冷,眼泪一串串地滴落下来,周阿姨在一旁用手巾为我揩去。
      穿好衣服,我俩又为母亲梳理好头发。一切料理停当,坐下来,等着弟弟。刚才医院已经打过好几个电话了,说他在工地上。护士长非常体谅我们,破例让遗体继续停放在病房内。七点多钟,弟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说他先到家忙着找衣服,“可是好衣服一件也没有!”当看到我们已经为母亲穿戴一新时,弟弟点点头,然后扑上前去,把脸贴在母亲额头上,深情地叫着:“妈妈!妈妈!”
      车来了,我们小心地把母亲抬上去,跟着电梯到了地下室,把母亲送进了太平间。曾经是母亲教导队战士的周阿姨轻轻地呼唤着:“教导员,慢慢走!”
      一道铁门落下,把我们和母亲隔在了两个世界。
      以后的几天,如打仗般紧张:布置灵堂,通知亲友,接待一批批前来吊唁的人们,和财经大学的领导商量有关事项,撰写母亲生平事迹,起草答词,酝酿挽联,订购花篮、花圈……。一个星期内,我只睡了不到20小时,我惊异自己何以有那样的精力,居然没有倒下。
     8月22日,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大厅内举行。与会者近300人,有母亲在四明山打游击时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有解放后母亲在教育部门工作多年的同事,有她在各条战线工作的学生,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为的是最后看一眼母亲,向她道别。会开得庄严而隆重,气氛热烈而悲壮。大家事后都说,与母亲那轰轰烈烈的一生很相适应,对死者、对生者,都是一个安慰。我从来不相信天公能使六月飘雪的神话,但那天的情形着实叫我诧异:头天后半夜雨还哗哗下个不停,天一亮竟出了太阳。整个上午晴空万里,因地上的水汽未完全散去,所以是今年夏季少见的凉爽天气。告别仪式结束,我们送走所有宾朋,最后一批离开殡仪馆。刚到家,还未坐定,大雨便倾盆而下。我惊叹老天爷的绝妙安排,莫不是苍天也在哭我母亲?!
      几天后,我们领回了母亲的骨灰。按规定,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的革命干部骨灰堂。财大党委派出了组织部长、老干部处处长等参加了安放仪式。古朴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这是母亲生前的心愿,也是她一生的追求。母亲若有灵,当会含笑九泉。
       母亲离去已整整两个月了。有人说,死对死者是一种解脱,对于生者,尤其是照顾亲人而精疲力尽的子女,也是一种解脱。可对我却不是。两个月来,母亲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浮现,从儿时到现在的一些记忆,此刻显得那么清晰。于是,我要写,把它永远地保留下来,用文字,而不仅仅用记忆。
 
《妈妈的裙子》
      小时候,我从没见妈妈穿过裙子,再热的夏天,也是一条长裤。爸爸给妈妈买了一套全毛西装套裙,豆沙色,既高雅又端庄。我想妈妈穿了一定好看,可妈妈还是不穿。后来国庆十周年大庆,妈妈要上观礼台,才穿了一次。回到家,马上又把它放起来,从此再没拿出来过。
那个年代,穿裙子的人很多,也不会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可妈妈为什么就是不穿呢?是她不怕热,还是不爱美呢?我实在纳闷,有一次忍不住问了妈妈。妈妈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黯淡了,她慢慢地撩起裤腿,呀!两条腿上,坑坑洼洼的,满是疤痕。妈妈叹了口气,向我讲起了心酸的往事。
      妈妈小时候,一家四口,外公聪明能干,外婆勤劳节俭,还有一个弟弟,长得活泼可爱,生活虽不富裕,倒也其乐融融。不想10岁那年,一场大病夺去了舅舅和外公的生命,从此家道中落,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妈妈辍了学,在家种田。才十几岁的女孩子,整天水里来泥里去,加上蚊叮虫咬,腿上长满泡,一抓就破,黄水流到哪烂到哪,到了晚上,更是疼得钻心。家里穷,看不起医生,外婆只好到庙里求一把香灰敷在妈妈的腿上。穷人的命就像野草的根一样顽强,后来妈妈的病好了,就留下这满腿的疮疤。
      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妈妈想不通。村里有一个小学教员,妈妈常向他借些书,晚上偷偷地看。那些书里,她最喜欢写秋瑾的书,也最崇拜她,一心想着有朝一日成为秋瑾那样的救国女英雄。后来,妈妈听说附近有个抗日政工队,专收女青年,就去报名参加。那是一个国民党办的抗日组织,里面有不少有钱人家的小姐,她们娇滴滴的,妈妈跟他们合不来。而妈妈土里土气,又犟头倔脑,国民党教官也看不顺眼,不久就以精简为名,把妈妈等一批人开除了。
      妈妈在政工队不过几个月时间,她的表现已引起了一个女教官名叫黄慧基的注意。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组织,黄教官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员。妈妈回家后不久,黄教官就来看妈妈。那天,妈妈正在田里干活,裤腿卷得高高的,两手两脚都是泥,见了黄教官,又惊又喜,不知所措。黄教官不像其他教官,她一点架子也没有,亲热地拉起妈妈的手进屋坐下,谈了很久。以后黄教官又来过好几次,每次都带来书给妈妈看。妈妈渐渐懂得: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要救国,只有参加共产党。后来黄慧基成了妈妈的入党介绍人。从此,妈妈投身于抗日,参加了新四军,用她那满是疤痕的双腿走上了革命道路。
      听了妈妈的故事,我唏嘘不已。我明白了妈妈不穿裙子的原因,并写过一首题为“疮疤”的诗。妈妈的那套裙装,一直锁在箱底。因我和姐姐中学未毕业就下了乡,一去就是好多年,所以也一直没有机会给我们穿。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考上大学,妈妈才把它拿出来给我。我长得比妈妈高大,那裙装不合身,我就把它拆了,改成一件上衣,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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