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好榜样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赵雯 时间:2020-05-21 点击:
——纪念伯父赵朴初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赵朴初书法 （上博供图）
赵雯
神州五月，大疫甫胜。百业复苏，人心安定。纵是环球瘟魔肆虐，已是风景这边渐好。
伟哉，中华民族凝聚力！伟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匆匆又到5月21日——伯父赵朴初先生的逝世日，世事如涛，心事如潮。
年末岁初，为确保“薪火传承后继有人”，我承继伯父无尽愿，主动提前辞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上海主委职务。
抗疫期间，在日夜关注、关心、激励武汉抗疫前线的同时，为筹备并确保纪念朴老逝世二十周年《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展》如期举行、《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精粹》纪念册如期出版，我和上海博物馆的同志们一起，学习朴老文集，对照朴老年谱，参阅纪念文章，撰序言、选展品、校释文……殚精竭虑，不舍昼夜。
百余日中，反复拜读伯父的文章诗词，回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多少次，伯父爱党爱国、弘法护教、利乐有情的伟大精神注到心头；多少次，伯父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好榜样的伟岸形象如在眼前。
敬爱的伯父，我们深深地怀念您。
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20世纪30年代起，伯父与共产党人相识相知、风雨同舟，参与抗日、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与党的几代领导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爱党爱国、参政议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弘法护教、利乐有情，始终是中国宗教界的杰出领袖。
伯父“做了差不多六十年宗教工作”。佛学造诣高深，熟悉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亲历了中国佛教“正常发展、曲折反复、严重挫折、恢复振兴”的不平凡历程，深知中国宗教“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面对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五大宗教、数以亿计的信众，坚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宗教团体和信众的合法权益、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基石。1954年6月，伯父参加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亲见草案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十分激动，欣然作诗赞颂。终其一生，坚定不移地拥护、贯彻、落实，殚精竭虑、建言献策，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作用。
大力提倡人间佛教思想。
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里有“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伯父告诉我们这句话就是毛主席加的。他多次指出：“人间佛教就是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以人为中心，建立人间净土，就是不做恶事。”强调“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大优良传统”的基础是爱国爱教，常常教育佛教徒“不应当把佛教和政治对立起来看。参加政治生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正是行菩萨道，也正是修行”。告诫我们：“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人间佛教“实际上就是从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角度提的，这在佛教教义上有根据”。
始终注重佛教团体自身建设。
佛教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宗教，在恢复、振兴的过程中，伯父清醒地看到佛教界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时时处处要求佛教团体、佛学院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五个方面的建设。特别指出：虽然1980年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继后成立了灵岩山分院等十几所汉语系佛学院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但“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尤其在质量上远不能适应佛教事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反复强调“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合不合格，将决定将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他呼吁佛教界：“从现在起不把主要的精力、财力投入到佛教教育事业这方面来，就有负于佛祖和古德，对不起前人，就会犯无可弥补的历史性错误。”
伯父的教诲，正如明镜台，尽显时弊，恰似狮子吼，直击人心，余韵至今，慧炬长明。
全力以赴重振佛教文化。
他坚定地认为，“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房山石经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乾隆《龙藏》重刻重印，《法音》杂志创办发行，特别是承周总理之令，经十余年真诚努力，“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遂使藏经重阁，再现法宝之庄严，巍然重光，与国永隆”。数十年来，佛教文化建设可圈可点，成果丰硕。
对毁坏佛教形象的行为，他坚决斗争。曾拍案而起，针对某电影公司“借佛教六祖之名，以武斗为中心，搞些惊险武打加一些虚构的迎合观众的情节的影片”，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名义，上书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并转中央统战部，指出“对佛教祖师抹黑即对佛教抹黑”，要求“应立即制止这个影片的继续拍摄”。
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建设，他大声疾呼奋力推进。十年浩劫后，以推动全国142座重点寺庙恢复开放为起点，无数次反映宗教界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迫切要求，推动各地区解决久拖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建设道风纯正、法务昌隆、住持正法、饶益社会、利乐人群的清净庄严道场。20世纪90年代，不顾体弱多病、耄耋老迈，数次赴香港、到无锡，成就香港“发心伟大、艺术伟大、技术伟大”的天坛大佛和无锡“身与云齐施法雨，目垂诲众底示深慈”的灵山大佛，为中国佛教徒构筑了“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五方五佛具足协和”的佛教信仰体系。为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努力推动三大语系佛教发展
放眼世界，唯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得以健康发展。
伯父非常重视藏语系佛教发展，热情支持十世班禅发展藏传佛教文化，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反对境外势力分裂祖国，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他与大师有着深厚的因缘，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称赞“大师对宗教政策的落实，无比关心，对佛教事业，无比忠诚，他的热情像火炬一般的照耀人心”。曾多次“共同向政府提出各项建议……都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一起联名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成立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一直支持、指导、帮助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坚持办下去、认真办好。1988年1月8日，班禅大师曾往伯父家中拜访，不料伯父正在午休，而班禅大师行程安排紧张，他遂要来一页便签纸，写道：“朴老：我看你来了，你睡得已香，不打扰了。”对年长自己30多岁的朴老，班禅大师极尽恭敬爱护。1989年1月28日，日升中天的大师突然示寂，伯父感到异常震惊和悲痛。回向会上，伯父亲自致辞，号召各民族佛教徒，“以班禅大师为典范……竭智尽忠，勇猛精进，继承大师遗志”。1990年，针对藏传佛教地区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出现了一种扣紧的‘左’的苗头”，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陈述意见，吁请中央重视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的落实。1994年，在班禅大师示寂五周年回向法会上，充满感情地追念“班禅大师的一生，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谱写了活佛、大菩萨悲智双运、权实圆通、行化人间的浩歌，他为佛教所做的工作是难以尽述的”。1995年，伯父为实现大师生前的遗愿，确保金瓶掣签确定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做了大量工作。他教育引导佛教徒：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报“四恩”，报国恩就是爱国。佛教又常说转轮圣王，说的就是仁王要护法治国，法王要弘法护国……不爱祖国，忘记根本，何以报恩？何以教为？伯父从教义的高度，从爱国的高度，谆谆教诲佛教徒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佛教正信，维护藏传佛教健康发展。
他非常关心巴利语系佛教发展。在云南视察时，伯父指出巴利语系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为云南省独有。“为六个少数民族群众所信仰，其中全民信仰的有四个民族，主要分布在边境沿线。”他强调，“上座部佛教的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还兼有传授民族文化、群众聚会议事等多种功能”，要求云南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教制宜，对上座部佛教的一些特殊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措施，积聚力量，帮助其发展。
他对中国台湾的佛教事业更是关心备至。1987年，他与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在曼谷举行首次会晤，迈出了两岸佛教恢复交往的第一步。1988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上，与断绝关系近50年的台湾佛教组织正式恢复了联系。1989年，积极邀请星云法师率领台湾佛教僧众来大陆弘法探亲。1998年，促成了将三藏顶骨舍利分赠台湾玄奘大学供奉，成全了了中法师的宏愿，在台湾佛教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进一步促进了两岸佛教和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倾力构筑佛教“黄金纽带”。
伯父认为，“佛教这种超越国界的以世界为本位的平等慈悲精神，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宝贵财富。”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领导中国佛协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多次带团赴日本、韩国、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参加佛教界活动和世界和平活动，留下大量优美诗篇。1956年、1961年受周总理嘱托，两次护送佛牙，巡礼缅甸和斯里兰卡。1962年、1963年首倡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以此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1980年，在邓小平、邓颖超的关怀、支持下，组织日本唐招提寺保存一千二百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中日友好新的热潮。1993年，日本佛教界人士于京都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中日友好、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及祝贺伯父八十八寿诞，会上伯父首次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构想，得到了韩国和日本佛教界一致认同，轮流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推动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世代友好。1995年，陪同江泽民主席接见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代表。1999年，以九十三高龄再次亲送佛牙巡礼香港……尽平生，舍身弘法，促进中外友好交往，坚定安详仁且勇，千回百折能无碍。无愧当代维摩、佛门龙象。
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好榜样
伯父是长于咏志抒怀、讽喻导扬的诗词大家，常常用诗词颂扬祖国壮丽山河、伟大成绩，也用以表达对领袖、对战友、对同志的真挚感情。
1976年，日坠中天、大星殒地，含泪命笔。1月悼周总理：“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7月悼朱老总：“史垂不朽功……无语泪如绠。”9月悼毛主席：“当年立志拔三山，终见神州奋翮翰。”哀思不绝，怀念不已，翌年初即集有关颂扬、悼念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诗词，以“永忆之什”为名出版。后，再作：“缓缓灵车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岳降逢辰，瞻遗像、威光不灭。思教诲、言犹在耳，终身鞭策。”“和心和血祭丰碑”，吟咏哀悼，久久在心。他曾两度《题万松图》，期盼邓小平：“不惮三番彻骨寒，要凭巨臂挽狂澜。”他与陈毅情深谊厚，“岂徒知己感”，陈老总生前，以棋为媒三度为之题词，赞道：“乾坤黑白。尽扫寻常格。奇正相生神莫测。一着风云变色。”陈老总逝后，悼曰：“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他怀念胡耀邦：“悬镜雪千冕，挥帚扫万障。”悼念老友张执一：“唯君正且直，乱流岿然立。”情深意切，感人肺腑。
伯父爱领袖、爱战友、爱同志，是慈悲圆融、和蔼可亲的菩萨，更是贞刚有质、敢怒敢言的金刚，针砭时弊，不作违心之言，批判邪佞，敢为警世之语。讥讽“文革”造反派“谁识雌雄辨假真，沐猴而冠俨称尊”，斥文攻武卫谬论“上不慎言，下者之冤”，哀两派武斗“风起花非昨，螺旋古又今。玄黄龙野战，汗雨风晞翎”。
更难得的是，他时时牢记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始终维护、捍卫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是挚友，更是诤友。
时时将维护国家荣誉、捍卫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1961年3月，伯父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会。当会议主席诽谤、攻击中国内政和宗教政策时，伯父登台即席发言，用流利的英语严词驳斥，伸张正义为国争光，话音未落掌声四起。会后，作新体诗《如果泰戈尔还在》，记录当时“谁料到橄榄枝头，出现了阴谋诡计”，表明自己“决不让诬蔑毁谤，破坏人民的友谊”，登台演说“摆事实、讲道理”，赢得“满堂的掌声，潮水般涌起”，畅言“如果泰戈尔还在”，一定会“表示衷心的同意和欢喜”。
1995年，针对达赖喇嘛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伯父作为寻访班禅转世灵童工作班子的总顾问，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义正词严地指出：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认定班禅转世灵童，正是大师生前的遗愿。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历来都是把国家权力、中央权威摆在第一位，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完全符合佛法根本教义的。金瓶掣签还是免掣，历来权在中央，因为中央不仅代表国家的权力和群众的信力，而且也代表了活佛的愿力（尊重活佛的本愿，比如我们尊重十世班禅的遗愿），代表了佛的加持力（正确执行宗教政策，比如我们尊重执行藏传的佛制）。反复强调：我们和达赖，包括十世班禅和达赖喇嘛的根本分歧就在如何对待祖国这一根本点上。班禅大师爱国爱教，达赖则搞分裂，殊不知企图分裂祖国，实质上也会分裂佛教。详细介绍：六年来，班禅转世灵童工作班子按国务院的决定，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程序，做了大量细密周致的工作，成绩斐然。我们寻访和认定工作之所以受到阻碍和延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达赖的干扰和破坏。伯父从爱国爱教的高度，维护中央，批判达赖，保证了“通过金瓶掣签，经中央批准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伯父关心祖国的统一。1992年，针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亲自致信王任重：“我的太高祖赵文楷（字介山）于1800年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时，曾有一卷《槎上存稿》诗集。集中从福州开船，过五虎门，过钓鱼台（即钓鱼岛）皆有诗。过了钓鱼台之后的一首诗才说‘手持龙节向东指，一别中原今始矣’，明明指钓鱼台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中原之内，甚至谈不上边界地方。这也可以当作一件历史证明。”1997年，伯父九十高龄，欣逢香港回归。六月始即每天“书林则徐焚鸦片词，以庆吾民志事之竟成，并和作一首”，赞邓小平“一国两制”之构想：“远略精思，光焰腾千古。紫荆花长伴五星旗，教重洋翘首观吾土。”1999年，耄耋高龄、久卧病榻的老伯父，郑重发表谈话，严厉谴责李登辉“两国论”；严厉批判法轮功是“一个最大最毒的附佛外道”。
伟哉斯人，爱国爱教，凛凛风范，令人敬仰。
时时为推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而努力
回望历史，伯父作为杰出的宗教领袖、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不仅关注佛教事业的发展，也一直关心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曾“数次政协发言，上书国务院李总理、党中央江总书记，获得中央派遣工作组来豫调查了解”，使得“历时达六十五年之久之相国寺问题始得圆满解决”。曾在历年中共中央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上、历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民族宗教委员会会议上，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等重要问题，直指问题和不足，尖锐批评。1997年3月4日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年逾九十的老伯父慷慨陈词、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来一些迹象使我感到，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待宗教问题在理论导向、宣传报道、政策执行上随意性很大，脱离经过科学总结形成的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轨道。”高屋建瓴地提出：理论政策性的提法要科学、精确、严谨；处理宗教问题要特别慎重；要牢牢把握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当今我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明确指出：我国宗教从整体上和主流上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而不是异己力量。
诚哉斯人，铁骨铮铮建言诤诤，如黄钟大吕经久长鸣。
漫漫岁月，起伏跌宕。伯父建言，如金石之镂、锲而不舍。党和政府领导人虚怀若谷、从容纳谏。互相监督、肝胆相照的统一战线、合作情谊，照古腾今、永垂史册。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伯父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初心不改，一辈子做好事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好榜样”。
“百折千回终不退，无畏才能施无畏。”其精神、其执着、其坚韧，其爱国之志、护教之心、弘法之愿，真是感天动地、可昭日月。
一代宗师，道融真俗，千秋功业，国念股肱。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追念伯父参政议政、庄严国土，护法弘教、利乐众生的无尽愿，吟诵伯父大病几殆“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身”的宏愿，鲐背之年“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的高歌……明月清风，高山景行，永生难忘。
仰遗德，迎风拜，伯父爱党报国之志当承，报恩无尽之行当继，唯期薪尽火传，慧炬长明。
遥望九天，在慈悲济世中得到永生的伯父，一如既往地观照人间，悲悯苍生，期盼着五洲泱莽，砥柱中流，灯塔高标，誓把魔氛尽扫。
朝天报，赖习近平总书记掌舵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军民同心闻令迎战，舍生忘死奋勇抗疫，已赢得病毒被控、万象复苏，神州大地风景独好。
侄女谨以此为瓣香之献，告慰伯父。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