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收集没有止境

近日，我收到老同事的电话，称他98岁的堂兄曾于1949年4月参加上海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国民党逮捕，新中国成立后因参加托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派）被判刑，退休后从内蒙古农场回沪，协助郑超麟整理回忆录手稿。与王凡西也有书信来往。前几天老同事去看望堂兄，堂兄给他看了相册，有陈独秀、郑超麟、王凡西、周仁生等人的照片。郑超麟、王凡西、周仁生都是所谓托派的重要人物，不论是在国内的郑超麟、周仁生，还是远在英国的王凡西，他们留下的资料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他希望我能帮助联系到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部门，将他堂兄手头的资料收去。同时告知，老人对很多事情记忆清晰，但有时会糊涂，所以希望抓紧时间做口述史，做资料抢救工作。这几年，类似的事情还遇到过。市法学会一位老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他保存了一批黄赤波讲话的笔记，以及上海解放初期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资料。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生怕身后家人把这些资料当废纸处理，于是想找能够接受这些资料的单位。市档案局闻讯上门鉴定后，将这些资料悉数收藏了。上海是人文资源丰富的城市，也是革命文物的富矿。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各种思潮在此地激荡碰撞，社会运动也风起云涌。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会留下历史痕迹，只是有的已被发现，有的则还隐没在历史的尘土里，有待发现和发掘。几年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发现了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经鉴定，该书是由陈独秀赠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此本《共产党宣言》的发现，丰富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料，十分珍贵。该馆还将发现的多种馆藏出版物，编成《馆藏红色文献》一书出版发行。他们的经验是做有心人，重视和及时处理相关信息，获得线索后，抓紧时间做好后续工作，使历史的图像拼得更加完整，更接近于当年的真实情况。近几年，上海档案馆和上海通志馆的新馆先后落成，硬件设备一流，两馆都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为荟集和研究人文资料、革命文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何进一步创新史料征集工作，则是面临的共同课题。当下，旧书摊不时会出现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书信甚至档案，拍卖市场的拍品中也经常有一些文史资料，这说明文史资料的收集没有止境。农作物误了农时影响收成，而史料收集不同，只要抓紧去做就不晚，就会有收获。

（作者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原党组书记）本文来源于2024年第7期《上海滩》杂志

（责任编辑 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