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学生涯从当“摩雅”开始

来源:放飞梦想 作者:褚嘉祐 时间:2020-05-04 点击:

      我是 66 届高中毕业生。从高一开始,我就立志学医。
 
      1966 年夏天, 我积极准备参加高考,憧憬着上一所名牌医科大学,但突如其来的文革打碎了所有的梦想。
 
      学校停课了,而且已经有了要下乡的传说。一天,我和同样想学医的一个同学一起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从上海川沙镇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的方向》,当时我就说,看来我们学医就得从农村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学了医学,常去一位当时正在挨整的陈姓老医师那里请教。他很热心地教我,还送我医学书籍。特别给我讲了他儿子青霉素过敏几乎送命的事,告诫我千万要记住青霉素过敏这一点。所以,我专程去医院学习了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抢救。
 
      下乡是大势所趋。1969 年 2 月,我从昆明来到潞西县遮放公社户拉乡芒瓦寨插队,临下乡前,我和一起下乡的知青准备了一个药箱,我还特别购买了一些急救药品。
 
      我们的生产队是芒市河边一个很美丽的傣族小寨子。傣族老乡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安置在家中,作为他们家庭成员之一开始了农村生活。渐渐地傣族老乡知道我会看一点病,有小病小伤就来找我,毕竟这里离公社卫生所有 12 公里远,看病很不方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用自己购买的药物为老乡治病。
 
抢救彭大妈
 
      1969年11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外面刚回寨子,路过会计家门口时,听到一阵哭声,有人叫:“彭大妈死了!”我立即跑进去问情况,并作了认真检查。原来是村保健员给会计的母亲彭恩宝大妈注射了青霉素,(当地医生平时打青霉素根本不做皮试)我立即判断是青霉素引起的过敏性休克。此时,脑子里背了一百遍的抢救办法立即浮现在脑海里,我给大妈注射了急救药,又请知青赶快到附近的农场医院借来吊瓶给彭大妈输上液。
 
      傣族群众并不知道过敏性休克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彭大妈已经死了,有人把棺材也抬来了,还绑了猪要宰杀准备办丧事,彭家的亲友也哭哭啼啼地赶来了。经我及时救治,彭大妈又活了。这个消息,立即传遍傣家村寨,我也被传为能起死回生的“摩雅利利”(傣语:好医生)。
 
      我很感激当年的陈医生,明白了“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这一真理。
 
      彭大妈遭此磨难后十分长寿。1999年知青下乡30周年,我回寨子时还和她合过影。
 
治疗方小四
 
      芒瓦的傣族小伙子方小四当时16岁,患乙型脑炎留下后遗症,从芒市住院回来,耳聋口哑,全身瘫痪,家里把他放在一张下面挖个洞接大便的床上,用一个破葫芦套住接小便。我去看他时,全身像个皮包骨的猴子,一双深凹的眼睛使人害怕。有人说,不如死了好。
 
      方家找到我的时候,方家爷爷说,既然芒市都没有办法,你就试试,治不好不怪你。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能否治得好,(否则,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个相机记录下整个过程)但既然人家这么信任我,我只得竭尽全力。我查阅医书,请昆明的亲友请教医生,想法找各种特效药,也在自己身上试用针灸、穴位注射等“新医疗法”。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天至少到他家一两次。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同时,为防止褥疮生成,我对他全身进行按摩,帮助他强行活动肢体,从开始用电筒光刺激他眼球活动,到最后教他重新发音。方小四奇迹般地得到了康复,身体好了以后,还结了婚,现在已经当了爷爷。1993年我离开遮放十多年后回到芒瓦时,与昆明医学院的医生一起找到方家,寨子里的小孩在门外通报说“亲戚来了”,方小四立即在里面应声:“是不是小褚哥哥来了?”
 
      回想治疗方小四的过程,与其说是医术,不如说是热忱,就是这一热忱,使方小四没有失去治疗恢复的机会。下乡期间我第一次回昆明时,方家爷爷用托盘托了一盘子钱要给我“添路费”,我当然没有收。我治疗方小四得到惟一的好处是方家把他家小六放牧的壮硕水牛交给我犁田,这使我每天骑牛出工时十分得意,要知道,当时别的知青犁田的牛可都是瘦弱老牛、甚至母牛。
 
切除肿瘤
 
      在农村,我寻找一切可能的学习机会。终于,上海医疗队来到潞西,里面有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的医学权威。我在县卫生局的支持下,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医学学历的大队赤脚医生参加了外科学训练班,在州医院和几个地段医院学了几个月的外科手术,学会了独立进行阑尾切除、疝气修补等手术。学习结束以后,我又得到县卫生局额外的手术器械支持,在大队建立了手术室,做了不少外科手术,其中做得最多的,是疤痕挛缩植皮松解手术,这是为山区群众解决烧伤导致的“鸭子巴掌手”问题, 用手术将手指分开,用小夹板固定,对伤口植皮,让他们的手指重新张开恢复功能劳动和生活。
 
      最难忘的是 1973 年 7 月 25 日,我在大队手术室里,给嘎中南蚌 67 岁的傣族老贫农项牟瓦切除了腹壁上长了 40 多年的肿瘤。农场上海知青卫生员傅晓鸣、嘎中昆明知青杨国华、王松琴都作为我的助手参加了手术。切下的肿瘤块送到德宏州医院进行病理检查。这一肿瘤大约 300 克,体积为 4×5×6 cm。其实手术不算太困难,但想想这一肿瘤在傣族老大爷腹壁上已经长了那么多年,如今能在家门口不花一分钱就解除了痛苦,当然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了。
 
不忘初心
 
      也许因为当年临到高考却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我特别感到学习机会的可贵。我一 直等待着,希望能到医学院去学习,这一等待使我在农村度过了六年半的时光,直到 1975年,我才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昆明医学院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尽管工作不错,又成了家当了父亲,但我还想再次学习,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于是我先后报考了同济医科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后来又做了博士后,还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前后学习又经过了近十年。
 
      结束漫长的学习回到昆明后,1993 年我第一次回到潞西,当芒瓦乡亲看到我还能用一口流利的傣话与他们交谈时,都说二三十年不忘记我们傣话的人,才真正是我们自己兄弟。他们纷纷回忆起我已经忘记了的许多我为大家看病的往事,还说:“你还回到这里给我们当医生吧。”确实, 当年自己并不懂多少医术,但却有着忘我的热忱。记得为了给老乡服疟疾预防药,专门挑下雨的晚上走乡串户,不惜自己常常滑倒摔跤,为的是下雨的晚上大家都会在家。当时给乡亲服药,要亲手把药放在嘴里,提着茶壶倒开水看着他喝下去,还要求乡亲张开嘴看看。担心把药留在舌头底下。这些简单的事,需要的就是热忱和认真。就是这种热忱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影响了我一生的工作。
 
      我从未忘记我的医学生涯是从给傣族人民当“摩雅”开始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不断找机会回到德宏,我曾经为边疆小学赠送了显微镜,希望孩子们从小就能看到微观世界,明白苍蝇会携带细菌传播疾病。就在去年,我还与云南省第一、第二人民医院的大夫和一些当年的知青回到户拉乡进行了几百人的免费医疗。我希望能找一切机会为乡亲们做点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说,当年上山下乡对于我们一代青年人是一种无奈和不幸的话,那么我们能来到傣族乡亲中间却是一个幸运。傣族乡亲以他们的善良、淳朴接纳了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使我们感受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文革的大环境下,能来到傣乡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回归。
 
      【作者褚嘉祐,男,昆明知青,1969 年初到云南省潞西县遮放公社户拉乡芒瓦寨插队,担任赤脚医生。1975 年选送到昆明医学院学习,同济医科大学硕士和博士。主要从事遗传及血液研究,承担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的保存与遗传多样性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曾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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