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篇章13《周恩来：永远的榜样》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李洪峰 时间:2020-05-03 点击:
李洪峰 著 人民出版社 2018年出版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的杰出代表。青年时期，他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在南开经历了中学和大学生活，是南开大学文科第一期学生。20世纪20年代旅欧期间，周恩来始终与严修、张伯苓等南开先贤保持通信联系，与旅欧南开同学保持紧密联络，并积极推动留欧南开同学会的成立，曾被推选为南开同学会法国干事。新中国成立前，尽管时局动荡，工作繁忙，周恩来始终积极参加母校的有关活动，如向南开师生发表“抗战救国与南开精神”演讲、观看南开剧社演出、出席南开校友聚会、支持出版张伯苓教育言论集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如既往地关心南开大学和南开师生，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1949年10月1日，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受邀出席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地向毛主席介绍了杨石先，说“这是教育界的代表，南开大学负责人、老科学家杨石先同志”。毛主席紧紧握住杨石先的手说：“你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这件小事，让南开师生深受感动，备受鼓舞。1950年春，张伯苓向周恩来表示，希望返回北方。周恩来不仅派专人到机场迎接，还指示政务院做好接待准备。张伯苓抵京后，周恩来立即前往问候，嘘寒问暖，还动员张伯苓的在京旧友前来叙谈，打消大家对张伯苓当过国民政府高官的顾虑。张伯苓十分感佩，曾对亲友说：“我活了70多岁，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个人能像周恩来那样推心置腹。”1951年，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亲赴天津吊唁，中肯评价了张伯苓献身教育的一生，深情地指出：“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咱们都是他的学生。”周恩来特别关心张伯苓遗属的生活，1961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的高干购物证和500元钱送给张伯苓夫人，并嘱天津市政府多加关照，直到张夫人去世。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接见杨石先、滕维藻等南开教师，叮嘱杨石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行政事务的矛盾；他还自己掏钱在天津邀请一些老同学吃饭，席间，勉励在天津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黄钰生、冯文潜做好工作、保存好文献资料，鼓励严氏后人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文革”期间，南开园遭受劫难，教师干部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特意嘱托天津市委书记，称“南开大学杨石先这些同志是搞科学研究的，要关心保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周恩来仍牵挂南开师生。1975年1月，他抱病接见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天津代表。周恩来对杨石先说：“我的病已经大有好转，基本控制住了。回校后，代我向南开大学的同志们问好，将来有机会我还会到南开看望大家的。”这是周恩来留给母校的最后一句话。
周恩来豁达大度，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他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批评一些人对党外人士另眼看待，指出，党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画个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
周恩来对人向来是尊重的，从他内心自然地流露出对别人的尊重与平等。他认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是低级趣味，干部被人看成是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这是一种耻辱。“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被批斗，错误地对刘少奇口诛笔伐，但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不得体的话。他对工作人员说，即使有错误也要注意从政治上去批评，不能侮辱人格。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女排独霸世界排坛。周恩来认为与训练得法有关，就把日本女排教练请来帮助训练。这个日本教练很严厉，如果哪个女队员的动作达不到要求，他有时会动手打人。因为他是周恩来请来的客人，事情就传到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就亲自去看女排训练。看完以后，就对日本教练说：“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我们的制度不容许打人。”
周恩来作风民主，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说，只有听取不同意见，才能使你及早发现问题和执行中的困难，使你的工作计划和方案更加周到全面。“总理”这个职务对他来讲，就是意味着责任和服务，意味着为人民的幸福努力工作，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含义。对周围的同志，不论其职位高低，总是以平等态度相处，同他们谈问题，鼓励他们谈看法，提意见。秘书呈送请示文件，或口头请示时，他经常要问：“你怎么看？你有什么意见？”他研究讨论问题，不仅要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讲意见，也要一般同志讲意见，既听取多数意见，也很注意听取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的意见。他常说：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多听不同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坏处，相反可以和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比较，互相补充，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有一位同志长期搞水利工作，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很尊重他，在开会谈重大水利问题时，经常要找他参加，征求他的意见。为了研究长江修建葛洲坝工程问题，周恩来又把这位同志请来了。经过反复讨论对比各种方案，多数同志的意见趋向一致。但是，这位同志在有的地方还保留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说：“不同意见你可以保留，但决定之后，要积极配合做好工作。”尽管这样，总理仍要这位同志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连同大家同意的报告一起报送党中央、毛主席。
周恩来情系人民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广大党内外人士的称赞。彭真说：“周总理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民主作风好，识多、见广，又经常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党内外高级干部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请教、找他解决，是我们党一位杰出领导人，是一位好总理啊！”陈叔通深情地说：“周恩来对人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工作做到家了。”张治中深有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张学良说：“我在中国人里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我是非常地佩服他。”宗教界著名人士吴耀宗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融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赵朴初满怀激情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周总理的怀念是终身的。”孙起孟说：“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了化境，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1973年6月，已重病缠身的周恩来陪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激动而深情地说：“我又回到老家了！”在延安，周恩来特地请来当年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模范杨步浩，亲切握手，问长问短。当杨步浩说“党中央对我们延安很关心”时，周恩来立刻说：“我们对你们关心还不够，是延安的土地、延安的水哺育了我们，哺育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杨家岭，他很想见一见当年的邻居杨大嫂，却见家家户户紧关大门。经再三追问，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说了实话：“乡亲们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说是叫外宾看见了会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脸，不如白天躲出去，晚上再回家。”周恩来一听，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多么淳朴的老区人民啊！这位党支部书记难过地低下头，说：“总理啊，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没有搞好生产，辜负了您的希望。”周恩来一听，连忙用手势止住他，沉重地说：“我们国家建设这么多年，老根据地的人民还过着这么贫困的日子，我作为一个人民哺育的战士，一个国家的总理，对不住延安乡亲们啊！”说到这里，他再次难过地流下了泪水。周恩来送走越南贵宾后，又专门留下中共延安地委和专署的几位领导，详细询问延安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语重心长地说：“延安人民支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有责任把延安建设得更好。”地委的同志表示一定要努力奋斗，“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周恩来告别杨家岭时，握着地委书记的手说：“你们要说到做到，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到那时，我一定会再回延安的！”然而，遗憾的是，从此周恩来再也没有回过延安。
1975年2月，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一天，他刚做完手术，还没有下手术台，就把医院负责人李冰叫到跟前，用细微的声音吃力地说：“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李冰一听，愣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在同癌症作斗争的总理，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惦念的却是万里之外的广大矿工啊！她强忍住眼泪，急忙走出手术室，站在走廊里，大颗大颗的泪珠流下面颊。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所有在场的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痛苦，默默地转过身，任泪水滚滚流下。谁知道，这就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几句话！10小时以后，他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他走了，他没有带走人民的一草一木，两手空空地走了。他没有遗产，他把平时节省下来的薪金，作为党费交给了党；他没有子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后代；他没有坟墓，没有留下骨灰，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千山万水。他似乎什么也没留下，但是，他拥有中国，拥有几亿儿孙！诗人臧克家说：“你会觉得心的太阳到处向你照耀，当你以自己的心去温暖别人。”“我以为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少想到自己，处处时时关心别人。”“他的遗爱像阳光，普照人心”。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周恩来豁达大度，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他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批评一些人对党外人士另眼看待，指出，党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画个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
周恩来对人向来是尊重的，从他内心自然地流露出对别人的尊重与平等。他认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是低级趣味，干部被人看成是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这是一种耻辱。“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被批斗，错误地对刘少奇口诛笔伐，但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不得体的话。他对工作人员说，即使有错误也要注意从政治上去批评，不能侮辱人格。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女排独霸世界排坛。周恩来认为与训练得法有关，就把日本女排教练请来帮助训练。这个日本教练很严厉，如果哪个女队员的动作达不到要求，他有时会动手打人。因为他是周恩来请来的客人，事情就传到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就亲自去看女排训练。看完以后，就对日本教练说：“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我们的制度不容许打人。”
周恩来作风民主，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说，只有听取不同意见，才能使你及早发现问题和执行中的困难，使你的工作计划和方案更加周到全面。“总理”这个职务对他来讲，就是意味着责任和服务，意味着为人民的幸福努力工作，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含义。对周围的同志，不论其职位高低，总是以平等态度相处，同他们谈问题，鼓励他们谈看法，提意见。秘书呈送请示文件，或口头请示时，他经常要问：“你怎么看？你有什么意见？”他研究讨论问题，不仅要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讲意见，也要一般同志讲意见，既听取多数意见，也很注意听取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的意见。他常说：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多听不同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坏处，相反可以和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比较，互相补充，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有一位同志长期搞水利工作，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很尊重他，在开会谈重大水利问题时，经常要找他参加，征求他的意见。为了研究长江修建葛洲坝工程问题，周恩来又把这位同志请来了。经过反复讨论对比各种方案，多数同志的意见趋向一致。但是，这位同志在有的地方还保留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说：“不同意见你可以保留，但决定之后，要积极配合做好工作。”尽管这样，总理仍要这位同志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连同大家同意的报告一起报送党中央、毛主席。
周恩来情系人民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广大党内外人士的称赞。彭真说：“周总理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民主作风好，识多、见广，又经常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党内外高级干部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请教、找他解决，是我们党一位杰出领导人，是一位好总理啊！”陈叔通深情地说：“周恩来对人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工作做到家了。”张治中深有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张学良说：“我在中国人里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我是非常地佩服他。”宗教界著名人士吴耀宗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融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赵朴初满怀激情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周总理的怀念是终身的。”孙起孟说：“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了化境，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1973年6月，已重病缠身的周恩来陪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激动而深情地说：“我又回到老家了！”在延安，周恩来特地请来当年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模范杨步浩，亲切握手，问长问短。当杨步浩说“党中央对我们延安很关心”时，周恩来立刻说：“我们对你们关心还不够，是延安的土地、延安的水哺育了我们，哺育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杨家岭，他很想见一见当年的邻居杨大嫂，却见家家户户紧关大门。经再三追问，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说了实话：“乡亲们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说是叫外宾看见了会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脸，不如白天躲出去，晚上再回家。”周恩来一听，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多么淳朴的老区人民啊！这位党支部书记难过地低下头，说：“总理啊，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没有搞好生产，辜负了您的希望。”周恩来一听，连忙用手势止住他，沉重地说：“我们国家建设这么多年，老根据地的人民还过着这么贫困的日子，我作为一个人民哺育的战士，一个国家的总理，对不住延安乡亲们啊！”说到这里，他再次难过地流下了泪水。周恩来送走越南贵宾后，又专门留下中共延安地委和专署的几位领导，详细询问延安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语重心长地说：“延安人民支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有责任把延安建设得更好。”地委的同志表示一定要努力奋斗，“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周恩来告别杨家岭时，握着地委书记的手说：“你们要说到做到，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到那时，我一定会再回延安的！”然而，遗憾的是，从此周恩来再也没有回过延安。
1975年2月，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一天，他刚做完手术，还没有下手术台，就把医院负责人李冰叫到跟前，用细微的声音吃力地说：“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李冰一听，愣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在同癌症作斗争的总理，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惦念的却是万里之外的广大矿工啊！她强忍住眼泪，急忙走出手术室，站在走廊里，大颗大颗的泪珠流下面颊。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所有在场的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痛苦，默默地转过身，任泪水滚滚流下。谁知道，这就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几句话！10小时以后，他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他走了，他没有带走人民的一草一木，两手空空地走了。他没有遗产，他把平时节省下来的薪金，作为党费交给了党；他没有子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后代；他没有坟墓，没有留下骨灰，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千山万水。他似乎什么也没留下，但是，他拥有中国，拥有几亿儿孙！诗人臧克家说：“你会觉得心的太阳到处向你照耀，当你以自己的心去温暖别人。”“我以为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少想到自己，处处时时关心别人。”“他的遗爱像阳光，普照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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