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实挤压下的理想主义形象

知青作家梁晓声老师曾称长篇小说《返城年代》是自己知青题材作品的封笔之作，果然，他此次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就不是一部以知青题材为主题的作品。但晓声老师毕竟出生于知青，知青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创作资源，他的作品终究逃脱不了知青的痕迹，总要顽强地从文字的缝隙中挣扎出来，裸露在读者的面前，经受时代的洗礼。

《人世间》以生活在Ａ市的周家三代人为主线展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至本世纪初的一段平民家庭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中国基层百姓近半个世纪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世间的一幕幕充满生活艰辛和幸福的悲喜剧。其中尤以周家老三周秉昆为主要人物铺展故事，并以此展示了以他为代表的小人物的人生轨迹。但周秉昆是周家的老三，上面还有一哥一姐，正因为这两人的存在并相继成为了知青，才得以保障了周秉昆能够在“上山下乡”的浪潮是得以留存在城市中，不必去农村磨砺；也正因为故事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发轫的，势必绕不开那段“上山下乡”的历史，故而有了存于小说中的知青形象——哥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

我一直认为，梁晓声老师的创作风格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在犀利揭示社会现实的同时念念不忘体现理想主义的光芒，因此我很认同中华书局在出版梁老师散文集《原来》时，在腰封上给他下的创作风格定义：“犀利的理想主义”，即在犀利地揭示社会现实的同时，总留给人希望，留下理想的色彩。这希望和理想的存在正如梁老师曾经说过的那样：“看我们国家的希望，就看民间还有没有‘善’的种子。若有，不好的时代终究会过去；若少，就应该加以珍惜，使它多起来；若无，那是最令人悲哀的，就连神仙也拿这个国家没办法了。”在《人世间》中，梁老师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理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优。人与人的竞争，所竞善也。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可以说这是梁老师价值观的体现，也是他在作品中创作人物形象的标尺。比如他的另一部描写知青的长篇《知青》中的知青人物，无论是赵天亮赵曙光兄弟，还是周萍、小黄浦，都具有一颗善良之心，并将原本艰苦的下乡生活染上了理想的色彩。他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包括知青在内的读者的误解，以致他要封笔。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梁老师的作品时才有可能真正沉入其中，读懂内涵。

现在就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解读《人世间》，来看看小说中的知青形象吧。当那场浩劫开始后，学校不再上课，大学停止招生，社会全面动乱，人民遭受劫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工人子弟的周家兄妹和父母已经被打倒成为“黑五类”的郝冬梅、蔡晓光等，竟能躲在光字片的破旧小屋的炕上读禁书、谈名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充满理想色彩的描写。记得那个时候笔者就曾在学校封存的图书馆中带回家一本有关学校历史的画册，里面有国民党时期上海市长吴铁城的题词，吓得我老爸让我立即还回去，更别说去阅读诸如《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之类的外国名著了——那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更何况还敢于谈论人性，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但这就是梁晓声，一个把“善”看作是希望存在的种子的作家！这些描写人性的世界名作，正是“善”之存在的载体。那么这样的事例是否真的存在呢？笔者下乡的连队里就有一位天津知青读过大量的外国名作，至今还记得他每天晚上睡觉前给我们讲《复活》的场景，以及知青们听他讲述时的如痴如呆的情形，而且无从人去揭发领赏。无论在怎样的境地里，善总是均可阻挡地存在的。

对于周家兄妹晓声老师倾注了大量的理想主义的描绘，让善的种子在他们身上极尽散发。这在周家老大周秉义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正是有善的种子的存在，周秉义去兵团后很快就成为了师教育处的副处长；他谢绝了兵团颜副司令要调他去兵团任谢副司令秘书的好意，继续留在基层，为的是纯洁的爱情；当营直属中学知青老师陶平被极左的夏季风检举、诬告后，他先让陶平去了另一团部直属中学当老师，后又想法让陶平回了城，使正义者有了极好的结果，而让极左者自讨没趣，从而平息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变；当兵团取消时，他又因爱情而婉言拒绝了现役军人领导让他去沈阳军区入职成为军队干部的好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学。即使是他和郝冬梅的爱情也充满了浪漫色彩。总之，作者将心中的理想，都赋之于这个英雄般的人物身上。

而对这个理想人物的理想描述，作者并未就此停顿。周秉义考上北大就成了系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不选择读研和留校，毅然回到Ａ市，担任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却又不甘心浮在上层机关工作，最后被任命去正处转型期的有三千多职工的军工厂任厂长。军工厂曾为共和国做出过巨大贡献，如今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人心思动，困难重重，尤其是资金欠缺，连工资都发不出。周秉义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出场了，第一次会议就被军工们来了个下马威。在这样的情景下，周秉义打了两个漂亮仗：一是用陪人自爆的方式解决了老军工杜德海点燃导火索自尽的威胁；二是赴俄罗斯带回苏联的一艘退役巡洋舰，为工厂赢得近百万的拆舰费，为此他付出了喝成胃溃疡的代价。在调任省内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期间，“他与老百姓说话时说得下去，与青年们说话时说得进去，与知识分子说话时也说得上去”，以致当他要调离时“市民一批又一批联名上书省委，希望能让周秉义再留任三年”，临行前他又处分了十几个喝“花酒”的干部，得罪了人，遭受了匿名揭发，在赴国家教育部任职过程中被调回省里接受审查，最后更证明了他的廉洁，他也因此去了中纪委任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历任高职期间，没有为家人开过一个后门，用过一个私权，哪怕是他亲弟弟秉昆最最困难的时候。小说最后还安排了他平调回Ａ市担任市里排名靠后的副市长的情节，而又偏偏是在他外甥女周玥充当“小三”之事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刻，社会上充满了对他的负面报道和舆论。即使这样，他仍然能坦然面对，泰然处之，并在一个下雪之夜在弟弟秉昆的陪同下视察了光字片地区，开始规划光字片的改造蓝图，哪怕回家途中在光字片被劫，最后在人们的非议声中实现了光字片的新生。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被作者极为理想化了的人物。

这理想的光芒还在周家另一个知青老二周蓉身上得到了体现。周蓉从小就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叛逆性格，作为学霸她可以采取故意考砸的方式不愿保送去市里的重点中学，而到离家近的一所普通中学做了收容生，随后却又能在中考时毫不费力地进入了重点高中，任性得很；她可以利用假期博览群书，读遍了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她欣赏《红楼梦》《聊斋》，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甚至细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还有梁启超、鲁迅的作品，想方设法去偷阅了《胡适文集》；她还会口无遮拦地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发表奇谈怪论；她甚至偷偷离家去了贵州的偏僻山区插队，为的是追随她心目中的偶像“右派”诗人冯化成，并与他结婚；她也会与冯一起为心中的理想，在回家途中因朗诵悼念周总理的诗歌而被人打伤；她在同样考入北大后，会不顾身为系学生会主席的哥哥的劝告以“邹小容”的笔名在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论好人与好大学生》文章，引起了轰动。这样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女子，自然是作者心目中十分推崇的理想人物。

随后，作者继续着对周蓉的理想化构建：面对冯化成回城后的花心，周蓉毅然决然地与之离了婚，一人回到Ａ城去大学任教并成为学校里最年轻的副教授；她也可以为了被冯化成带去美国的女儿，不惜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到美国做最底层的工作，一去就是十二年；回国后在无法回到原先大学任教的情况下，又能委身去民办中学任教，最后又在任副校长的位子上光鲜下毅然退了休。在周蓉身上，完全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美丽、聪颖、独立又多才。

作品中知青还有春燕、国庆等人的姐姐，作者对她们着墨不多，但依然能看知青们在艰难之中努力奋起的形象。比如国庆姐姐回城后从一个打工的服务员做到领班；经周秉义帮助回到城里的陶平，从农村上学的吕川，都通过他们不同的经历表现出知青们在历史的大潮下，沉浮跌宕的命运，无不体现着作者心中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化的人物形成，正是源于周家上一代老工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为代表的老一辈善的传承。理想的存在源于善的尚存，善的种子尚存，国家、社会就有希望。这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和文学观！

当然，作者的创作风格并不仅仅停留在理想主义上，正如中华书局腰封上所说的那样，是“犀利的理想主义”。他在作品中对理想主义的表达上是建立对现实的犀利揭示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写光字片地区环境的恶劣、百姓的小市民气，写文革对青年学生学业的摧残，写知青初下乡时少数人比如夏季风心中尚存的红卫兵意识，写农村中的落后现象比如郝红梅所在村子里的曹会计的委琐；还是写改开后企业体制改革中的阵痛，军工厂职工的下岗，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化、倾轧，冯化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堕落，纯文化杂志生存的艰辛，周秉昆等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春燕两个知青姐姐返城后工作难以落实的困顿、为占用父母房屋引起的不睦，孙赶超那护士学校毕业的妹妹的投河，周玥、楠楠的早恋，周玥的充当第三者等等的这样的社会现实，作者均毫不回避地写来，犀利地揭示，让它成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成为典型人物成长的典型背景。即使是周秉义这样的理想人物，作者也不回避他的谨小慎微，为了保护自身的羽毛不受玷污而保持着与外甥女的距离，怕在选举中被别人打上Ｘ而不愿进入人大和政协，等等，这不但没有削弱了周秉义的形象，而是让他更加的真实、可信，更加立体地表现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善”而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骨感的现实常常沉重地打击着丰满的理想。周秉义、周蓉常常被骨感的现实搞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甚至打趴在地，连生他们养他们的光字片上的百姓乃至他们的弟弟的朋友们都不信任他们甚至非议、讽刺、打击。但他们一次次地从地上爬起来，舔干净身上的血迹，抚平了身上的伤疤，继续为理想而奋斗，在努力改变社会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了升华。

小说的结尾仍然是丰满的理想主义与骨感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交融与搏斗。周秉义们终于团聚于周秉义的家中，一家数口结伴去了荷兰旅游，周秉义的书法展举行了，一切向着中国人最理想的方向发展——大团圆。然而，周秉义遭龚维则、曾珊案牵连被调查了，有“如雪片似”的举报信揭发他，最终因胃癌晚期而死了。但作者仍然留下他“善”的一笔：让已经进入晚年的妻子郝冬梅再嫁！最后还得到当年由他帮助回城的陶平的赞誉：正派诚信。周蓉呢？辛辛苦苦写成的小说《我们这代儿女》虽历经曲折，但也终于出版了，成为热议的话题，却又拒绝了出版商让她去外省签售、评奖的提议。真的完美。而整个出版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又岂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呢？

作者将挤压在骨感的社会现实之下的理想主义的知青形象丰满地描绘了出来，使两者十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用理想化的笔触写出了人世间最为真实的一面，造就了这部获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作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