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14/3《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余玮 时间:2020-02-27 点击:
大智大勇（14/3）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在蒋介石看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22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但是，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迟迟没有发布。《宣言》首先阐述了“国难极端严重”，在民族生死存亡绝续之时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重要性，然后宣布中共的政治主张：发动民族抗日战争；实现民权政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且重申了中共的4项保证。
蒋介石将《宣言》从庐山带回南京后，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和顽固反共分子康泽看。康泽提出要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前面共赴国难一段，以尽量缩小中共的政治影响，压低中共地位。这理所当然遭到周恩来等代表的拒绝，表示：宁可暂不发表，也不能接受康泽提案。
8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西。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
洛川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原来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29日，他到西安。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已根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的提议而作为先遣部队开始进入山西。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西安：“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指阎锡山），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于是，周恩来便折往山西。为此，南京的谈判工作由博古和叶剑英继续进行。
9月3日晚，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乘火车从西安出发，第二天到达潼关，换乘木船渡过浊浪滔滔的黄河。在黄河对岸的风陵渡，搭乘阎锡山派来的由两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小火车开往太原，周恩来等在5日下午到达太原。
这时，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已前往雁门关附近的代县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指挥晋北军事。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在7日凌晨赶到太和岭口。
阎锡山满脸堆笑，在他的司令部院子里迎候周恩来一行。阎锡山与周恩来虽是初见，却不能不对他的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20年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二十几岁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名赫赫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这样的谈判对手，阎锡山不敢等闲视之。
对阎锡山当时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等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第二战区高级参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并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
谈判中，周恩来机智灵活，侃侃而谈，说得阎锡山时而口服心服，时而难以答对。谈判完毕，阎锡山送出周恩来一行。望着周恩来的背影，阎锡山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几天后，周恩来派南汉宸与续范亭一起，带着由自己草拟好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了阎锡山。阎锡山亲笔对纲领做了几点修改后，批准了这个纲领。此后不久，“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南汉宸、程子华、武新宇等共产党代表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9月16日至19日，周恩来同彭德怀到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会见国民党在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徐永昌、程潜、刘峙、冯治安等人，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阜平等县作战的有关事宜。
这时，华北的时局转瞬即变。日本侵略军继续兵分两路，从北面和东面以大迂回的姿态夹攻山西。于是，毛泽东发出改变八路军部署的电报，指示我军于适当时机实行部署上的战略展开，分别开进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境内做这样的事情不通过阎锡山是行不通的。为此，21日傍晚，周恩来同朱德一起，再次前往太和岭口见阎锡山。
谈判首先由八路军的使用问题开始。阎锡山显然想用我军打正面。他的如意算盘是：我军在正面迎着敌人拼上去，既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又消耗了我军兵力，一箭双雕。对此，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有预料。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阎先生，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我们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让敌人前边占，后边丢，永远摆脱不了后顾之忧，使敌人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友军，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阎锡山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下，他说：“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我们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阻住敌人。”
通过谈判，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商谈了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朱德婉辞了阎锡山的宴请，当即乘车赶赴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部署作战。当汽车沿着土路扬起一股尘烟时，阎锡山依然若有所思地站在路边，面对这两位滴酒不沾、来去匆匆的共产党领导人似乎对一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他对身边的人员发出感叹：“怪不得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剿灭不了这支几万人的游击队呢！”
23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进行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命令。一二○师也于次日启程，赶赴晋西北神池地区。此后不久，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26日，南京的中央电台抢先播发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接着全国各大报刊都以大幅标题予以报道。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飞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
蒋介石很久没有听到捷报了，当日即电贺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征官兵如命，深堪嘉尉。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致盼。”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和叶剑英一起同蒋介石、张冲、康泽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谈判时，中共代表敦促国民党尽早发布《宣言》。康泽顽固地坚持前议，为此，博古同他发生激烈的争执。
由于博古、叶剑英的据理力争，同时华北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经过半年多的艰难曲折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审时度势、机智果敢的高超谈判艺术尽显每一个环节！
平型关战役后，由于战局南移，阎锡山离开太和岭口，在10月1日回到太原。同日，他下令其部队从内长城防线全线撤退。
6日中午，阎锡山在太原召集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的作战部署问题，周恩来应邀出席会议。
忻口战役前后，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曾向阎锡山等提出过大量建议：下令平汉退军转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立即派军增援娘子关，与八路军靠近；转变作战方式，实行机动侧击；保卫太原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得胜利；从速部署山西全省持久战局。
阎锡山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周恩来的这些军事建议。结果导致进攻忻口的日军主力受挫之后，日本侵略者转而加强了沿正太铁路向晋东的进攻。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下，接连失利，致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28日娘子关失守。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阎锡山生怕在忻口作战的部队被包抄，于是下令退出忻口。11月2日，忻口守军一退，从忻口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很快便逼近了太原。
忻口失守后，阎锡山命傅作义部死守太原城，自己却悄悄溜出了太原。这时，周恩来仍同彭雪枫、边章五等一起从容地坚持在太原危城中。11月5日晚上，也就是太原失陷前3天，他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太原。这时，阎锡山等早已撤离，四面城门也已紧闭，只能从预留的道路口搬开沙包出城。一出城，就看到汾河桥梁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的状况混乱而凄惨。周恩来又转身回城，到太原城防司令部找到参谋长，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退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在汾河对面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运输汽车，先过汾阳，再转到临汾。
此后，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11月8日夜间，傅作义虽然指挥守城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终于不支，只好将太原放弃，把山西这一军事重镇丢给日寇。
阎锡山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过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到临汾后，同黄绍竑、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问题。卫立煌一见到他，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周恩来向他耐心地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周恩来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向卫立煌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卫立煌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许多顾虑，大大增强他留在山西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他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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