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二十《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树德 时间:2019-12-19 点击:
第五章 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1）
担架上的“密谋”—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从酝酿到举行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与张闻天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1969年4月10日在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和我合作的。而这种合作，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路上的“密谋”。
1934年9月，毛泽东来到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后来红军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全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路线。
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这两个纵队分别以“红安”、“红章”做代名。当时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以及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在中央队。在长征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毛泽东、张闻天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而未分散。
15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在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并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了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当时，毛泽东正患恶性疟疾，体质虚弱，走路极为吃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主要靠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骑马行军。由于三人成天在一起的缘故，使得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对过去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为什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原因，进行探讨和争论。他们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
11月中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的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分还没有靠拢的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然而，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
进入湖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等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
通过与毛泽东的讨论和交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思想上、观点上以及感情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近，进一步认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
对于这一点，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此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其余全部渡过湘江，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灭。但这时红军的数量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长征以来红军的损失又一次证明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彻底破产。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
湘江战役失败惨重，使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在思考着其中的原因，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例如，刘伯承在其回忆录中就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此时，毛泽东、张闻天等感到，不能再让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持续下去了。
12月上旬，红军翻越广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住区。从过了老山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便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担架上的“密谋”—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从酝酿到举行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与张闻天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1969年4月10日在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和我合作的。而这种合作，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路上的“密谋”。
1934年9月，毛泽东来到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后来红军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全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路线。
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这两个纵队分别以“红安”、“红章”做代名。当时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以及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在中央队。在长征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毛泽东、张闻天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而未分散。
15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在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并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了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当时，毛泽东正患恶性疟疾，体质虚弱，走路极为吃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主要靠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骑马行军。由于三人成天在一起的缘故，使得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对过去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为什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原因，进行探讨和争论。他们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
11月中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的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分还没有靠拢的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然而，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
进入湖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等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
通过与毛泽东的讨论和交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思想上、观点上以及感情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近，进一步认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
对于这一点，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此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其余全部渡过湘江，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灭。但这时红军的数量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长征以来红军的损失又一次证明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彻底破产。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
湘江战役失败惨重，使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在思考着其中的原因，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例如，刘伯承在其回忆录中就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此时，毛泽东、张闻天等感到，不能再让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持续下去了。
12月上旬，红军翻越广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住区。从过了老山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便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