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十年梦——我在北大荒的人生路（中）
来源:放飞梦想 作者:钦 鸿 时间:2019-07-25 点击:
（四）工一连的风波
开春以后，连领导和老职工们先后回老农场搬来了家，同时又有一批老三届的女知青从老农场来到荒原，工一连也回到自己的正业——专门从事团部的基本建设。一切都走上了正规。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栋栋房屋建造起来了，团部的面貌日新月异。
与此同时，连队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知青与老职工、知青与连干部、上海知青与外地知青之间的矛盾，等等，最主要的还是上海知青群体与连领导之间的矛盾。
记得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党的九大之后，连领导没及时组织全连学习相关精神，引起知青们的强烈不满。有一晚在帐篷里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就有人领呼口号，大家群起而应之，一时气氛相当紧张。
另一次，是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来红卫团视察工作，由于听了团部领导的片面汇报，对工一连知青提出严厉的批评。知青们当然不服，有的当时便去找颜副司令员，试图面陈实情，但未能见到。有几位知青在讨论再三后，以书面形式向时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司令员的潘复生、汪家道反映对颜副司令在红卫团讲话的不同意见。
在那些日子里，知青之间不免议论纷纷，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晚上下班后还聚集在一起作一些交流和商议。这些知青没有意识到兵团的环境与学校已完全不同，不过大家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希望端正连队的风气，将连队建设成反帝反修的战斗队。
然而，连队领导对知青们持对立态度，他们按照部队的规范，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对有独立见解、不那么听话顺从的知青们非常抵触。记得连里当时曾举办过一次学习班，就连队存在的干群矛盾展开讨论。一些上海知青从大局出发，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连队干部提了些意见。师部政治处的宁守礼主任对知青们的态度倒是肯定的，他特别指出干群双方都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但陈指导员却始终紧绷着脸，未作任何表态。其实，当时的连队和团部的某些领导对知青们早有成见，他们把这一切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并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加以打击。他们先是在 1969 年 6 月开始以组织手段整治上海知青，先后撤了几位知青干部的职务，随后在年末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对知青中的党员进行了批判，并责令他们作自我检讨，以肃清影响。此犹不足，他们还要作进一步整肃，于是，我便中了“头彩”。
（五）厄运从天而降
到工一连以后，我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抢干重活，并积极要求上进，写过入党申请书，也曾被评选为五好战士，特别是，我还曾作为战士代表，被连队送去团部参加连队干部关于创五好的学习班（即红卫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一连的风波中，我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对于连队的一些问题，我与大家的看法相仿，但仅限于与周围三两好友有所议论，从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几位知青给省军区领导写信时，曾应好友之请，对该信的第四节作了修改。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竟成了全连乃至全团的“反动”典型。
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我之所以被连队和团部领导选为开刀的对象，还真是事出有因。
原来早在下乡前等待分配之时，有同学编了一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分寄给已经奔赴天南海北的各地同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掌权的对立派将它作为“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法组织”，对与“通讯”有关系的学生进行追查迫害。由于我收到过几份这样的“通讯”，连团领导获此信息，一下子便将我“提拔”为重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专案组对我的“问题”狠挖深挖，很快又查到了我另外的“罪状”。
一是组织“共产公社”。所谓共产公社，原是俄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与同伴搞的一个组织，他们志同道合，共同生活，不分彼此。中学时代，我们一些要好的同学读了小说后受到影响，也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曾以此相约。毕业分配后大家天各一方，但情谊不断，彼此的通信中有所谓共产公社的“黑龙江分部”、“黄山分部”的戏说，留在上海的同学则戏称自己为公社的“联络部长”。这其实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幼稚和浪漫，并无实际的组织和活动，而专案组却如获至宝，对此大做文章。
二是炮打张春桥。在“文革”中，上海曾发生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1968 年 8月 11 日在我们登车离沪之际，上海北站曾散发过揭露和批判张春桥女儿逃避上山下乡的传单。由于张春桥女儿也是我校高三学生，上海市革会便将此事定性为“由复旦附中发起的上海市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而我事先曾经看过这份传单的草稿，并参与过意见，因此在劫难逃。
三是反对兵团领导颜副司令。如前所述，给省军区领导写信一事原是连里几位女青年所为，我只是应人之邀作一点修改而已，而且我觉得这是按正常途径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然而专案组却将此定性为反对兵团领导的“上告事件”，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兵团的典型案例，并且夸大事实，将我定为该案的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
有此几大罪状，我一下子成为连队和团里“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同时，他们在连队里广泛发动群众，教育和引导“知情者”对我进行揭发和检举，罗织罪证。
另外，专案组还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奔赴各地，围绕着与我有关联的亲属、同学和朋友进行广泛调查。但事实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最终，他们只能是败兴而归。
在长达一年的审查批判中，专案组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所以无论我如何据理申辩，都无济于事。但他们终究无法落实那些所谓的罪证，于是退而求其次，按所谓“非法组织”将我定罪。同时，又无限放大我在工一连的作用，为我强加了一顶“连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煽动者”的帽子。最后，红卫农场党委于 1971 年 3 月 15日决定给予我“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的严厉处分。
（六）营建温馨的港湾
记得是在 1970 年 2 月，陈指导员到采石山传达“一打三反运动”文件时，就放风宣称工一连有“第四国际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由此拉开审查和批判我的大幕。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被妖魔化了。而随着审查的进行，我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因此除了极个别的知己朋友之外，其他人大多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侧目以视，也有的急于向连里和团部揭发以撇清关系。我于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命运的弃儿。
在我最苦闷的时候，也曾想找陈指导员谈谈，毕竟他是党的一级组织的领导。但他早已认定我是反革命，与他还能谈些什么呢。他对我，总是一脸铁青，眼镜片后闪出的光寒若冰霜，还时不时在会上将我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大家，因此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1972 年 2 月，在采石山全排会议上，他指桑骂槐地嘲讽我“读书越多越糊涂，越反动”，我为之伤心，当晚便写了一首《答陈××》：
马列本系真理书，岂有越读越糊涂。
目短不识妖形变，剑利才断毒舌吐。
漫道千程多逆水，何期万里是坦途。
此心早荐山河壮，一笔一划绘宏图。
有一天，我去老党员高建中家串门。老高是我当木工时的班长，他正直善良，一直对我十分爱护，即便我受难之后也一如既往。因此，他的家是我可以稍稍放松心情的一个避风港。那天，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我何不也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呢？回到宿舍，我便马上给时在四连的闻彬写信，商量结婚事宜。
闻彬与我在复旦附中同学五年，1968 年我们一起报名赴疆，又先后来到红卫荒原战天斗地。到北大荒的几个月里，我俩交往密切，发现彼此志同道合，心曲相通。她天生丽质，活泼开朗，又从小品学兼优，能歌善舞，高中时曾任校团总支宣传委员和学生会文艺部长，到红卫团四连后不久便担任了排长，又被作为入党和副指导员的培养对象。本来她前途一片光明，却因所谓“共产公社”之案受到我的牵连。四连领导对她非常爱护，原拟保她过关，团部专案组则要求她与我划清界限。但她对我的所谓罪状一清二楚，也深知我是蒙受了冤屈，因此宁可放弃“前途”，也不肯违背事实和良心。由此，她被革去职务，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接到我提出结婚要求的信函，她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商定：与其各自在难耐的寂寞中互相挂念，不如合二为一，相濡以沫，彼此取暖，共度艰难。
1972 年 5 月，我俩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回团后，闻彬调来工一连，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即便外面天寒地冻，风高浪急，下班后回到家里，仍有我们自己的天地，可以安享一份温馨和快乐。
（七）恶梦接踵而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想要一份平静和安宁，实在也是天真的奢望。
我连的连长听说是“解放兵”，虽自称出身贫下中农，但旧军队老兵油子的恶劣作风丝毫未改。闻彬调到工一连后，便被分配到瓦工排当小工。工一连的基建任务非常繁重，每天上班，各道工序环环相扣，工作十分紧张。闻彬身单力薄，干活却从不含糊，在生产连队时，一百多斤重的麻袋照样抢着扛起就走，到了工一连她依然积极肯干。然而怀孕之后便不免力不从心。但基建工地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她不能也无法稍稍懈怠。我为此非常焦急，便硬着头皮去找连长，要求给她换一个工作，给予适当的照顾。可是，他却阴阳怪气地讲起“大道理”，硬是不予同意。结果，闻彬在怀孕三个月之时，便发生了大出血，被送到团部医院抢救，近七个月时再次出现流血现象。等病情稳定之后，我们坚决要求返沪待产。回到上海没几天，我们的长子便呱呱落地。由于孕期刚满七个月，孩子生下来只有二斤九两，只得在暖箱里哺育长达三个月之久。先天之不足，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终身的影响。而闻彬的身体，也由于这次怀孕生产所受到的严重伤害，埋下了隐患。几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对妻儿有一份深深的歉意。
此后不久，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母亲患了癌症。从小，我就是母亲的骄傲，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曾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即便我违背她的意愿离家去了北大荒，她依然对我关爱备至，并希望我在北疆健康成长。然而曾几何时，她心爱的儿子竟然被当成反革命挨整，这使她心疼万分，又极度担忧，整日陷于担惊受怕之中，还常常夜不成寐，人便骤然瘦得不成样子。为了避免被熟悉的邻居们议论纷纷，她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搬了家。当时家里弟妹尚小，父亲工作非常辛苦，母亲独自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就在这种极端惊恐忧虑而又无可排解的摧残之下，她便遭到了癌魔的袭击，而终至于不治，享年仅五十四岁。噩耗传来，我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遥望南天，内心里充满了强烈的自责。我深知，慈母之病、之死我难辞其咎，但是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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