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涯（之五、六）
来源:上海知青网文库 作者:金圭 时间:2019-04-06 点击:
五、意外
在乡下安全隐患不少，伤痛也是难免的。我第一次骑马进场院，跑到水泥晒场边缘的斜坡时，突然马失前蹄，我迅速抱着马脖子滑下来才避免摔倒。第一次赶马车，因为不懂鞭子甩动的实际意义，差一点儿将车赶进土坑。拉车的四匹马中，右前方的那匹马是引路的，土坑正在它右前方。也许它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危险使劲向左挤，才避免了翻车事故，当然我也增长了见识。第一次在采石场点炮，自以为已经跑得够远了，炸飞的碎石还是疯狂地追上来，落在周边噼里啪啦作响。经过了许多第一次的侥幸，终于发生了意外。那是我第一次骑马远行，因为有一匹小马驹跟随别人的马队跑丢了，有人告知在内蒙某地急需找回来。我随着几位老职工匆匆上马未备马鞍，不过半天便铲破了屁股，只能躺在轮式拖拉机带的拖斗上返回连队，一连躺了好几天。第一次夜晚看守联合收割机粮仓里的麦粒（未来得及运送回连队），受到成群飞虫（当地人称之“小咬”）的冒死围攻。我将脚插在麦粒堆里，用一件外衣罩在头上只露出眼睛，还是难以招架小咬的执着。上唇右侧和下唇左侧都肿了，成了歪嘴巴，狼狈不堪。
常常会有想不到之处。
有一次，在小兴安岭伐木，我站在已经放倒的树干上砍枝丫，被同伴在肩上劈了一斧子。好在隔着棉袄，斧子刚下落速度也还不快，没有造成伤害……
有一次，我正在清除压在树木下的柳条。一根柳条因只砍断了梢部而不是根部，突然弹起打在我脸上，我眼冒金星，满嘴是血，后来发现有颗牙坏死了……
有一次，在割大豆时，田里有一根带刺的荆条，我砍错了梢部，荆条弹起来，钓了我瞳孔边上一块肉，留下了一个白点……
有一次，我站在联合收割机后面的草车上整理草堆。老式机械的草车是分离式的，单轴两轮，用牵引杠挂在主机尾部。在一个山丘顶部掉头转弯时，牵引杠的销子突然脱落，草车因脱离了主机的约束而迅速顺陡坡滑动，差一点儿向前翻倒。我紧紧抓住草车的护栏，差一点儿被甩出草车……
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乘坐卡车送一位知青 去火车站。车开得飞快，我们脸朝后坐在卡车上，看着后面带着的拖车。在一个小弯处，突然拖车被甩得向路边滑动，卡车后部被拽着也向着路边滑动，危机之时拧断了拖车牵引架上的销子。只见拖车在牵引架落地时猛然竖了起来，轰隆隆地摔向公路外。这种只有大片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如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是在小兴安岭伐木。一天我跟随同学走小路去附近的连队看电影，散场时人很快走散了，我发现电影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不敢走那条来时的小路生怕迷路，只好走大路，因为顺着大路总可以回到自己的连队。走到三岔路口遇到了看场的守夜人，总算认清了路，原来走了三角形的两条边。我一人深夜走在空寂的大路上，不免常常四下顾盼。脚下冰雪覆盖，在白天被沉重的车轮碾压过后形成两道深深的车辙相当滑。路两边白雪覆盖的群山连绵起伏，树木高耸入云，月亮挂着树梢，冷不丁还能听到老鸹一两声瘆人的叫声。我不知道附近是否有狼或熊，反正如果相遇也只能拼死一搏。突然我发现后面有个影子跟着，惊慌之余滑了一跤。爬起来后发现是个人，已经很近了，一问是隔壁连队的，终于稍微放下心来。驻地之间只隔着几百米，两人相伴着回了各自的连队。小时候我特别胆小，对黑夜有莫名的恐惧。经过了一次次锻炼，逐渐胆大了起来……
我们兄弟连队有病故的，有翻车致残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连队的知青还都是幸运的。我虽然坏了一颗牙，但它至今还长在那里，保持了我身体的完整性。至于后来丢了一条腿，是那会儿四、五十年以后的事情，同十年下乡应该没有关系吧。
六、自强
我们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始终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学得越多越觉得懂得太少。马列毛的著作、农业技术，各种各样的书都如获至宝。曾获准在连队组建图书室，我和知青荣丽玲是管理员。我们到甘南县采购图书，回上海探亲时买了图书和借书卡，知青和本地青年们又捐了一些书。在好几年里这些书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刚下乡的那几年，连队没有电，宿舍里点了大油灯，昏暗的环境对学习很不利。后来从上海买了小油灯来，一人一个放在自己需要的位置上，看书读报就方便了。金黄色的电化铝制灯壳，非常薄的玻璃灯罩，小巧玲珑很好看。我曾经编了一组歌词，由同学季路德谱曲写成了小油灯组歌，并在文艺汇演中演出。那个歌词是“小小油灯亮晶晶……”还是“小小油灯闪闪亮……”已经记不清了。小油灯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快乐，直到连队通了电。
连队的黑板报原先是由同学方正纯负责的，他到连队小学任教以后将这项工作转交给我。稿件通常由领导提供，我的工作主要是排版和修饰。难点是版面修饰，好在版面不大。我在中学参加过黑板报工作，对过去的排版和美工有不少记忆，正好学过来。贾怡大姐常常来担任抄写，她那公正、娟秀的字迹人人称赞。这块带遮雨顶、黑漆剥落的黑板伴随着我好多个春秋。有好几年我负责在农忙季节出小报。一开始是蜡板刻写油印的，后来为了降低成本，也因为份数可以不多，改为复写。同那块小黑板报相比，出小报的难度大多了。稿件多了还好办一些，少了出现空白怎么办。有时候突然觉得应该写点儿东西，但到了深夜领导又不在跟前，第二天一早又必须出版，只好越权硬着头皮写，还好当时领导比较宽容。我在中学曾经刻写过歌曲集，所以刻写和印刷不成问题，排版也没问题。但我的艺术天分不够，并且同黑板报，纸质小报少了色彩变幻的手段，因此版面修饰深感茫然。我还曾参加过一次营报道员学习班，写了一篇小通讯，同其他学员写的一起发表在嫩江日报上。还模仿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作，写过一首长诗，只记得在诗中对体育健儿用了许多溢美之词。经过这些文化活动的锻炼，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几乎每次开会都需要会标，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宣传标语，有时候还到屯子里刷标语。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写标语，后来有一段时间里，连里的所有标语都被我包干了。因为经常写的缘故，字写得越来越熟练、大气。写得最多的是黑体字，排笔的宽度正好同纸张大小相适应，特别顺手。有一次为了在食堂兼大礼堂里挂会标，一时找不到梯子。我用食堂餐桌下的十字架放在舞台边沿上作底座，将一个课桌叠放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的四个点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只有三个点支撑着桌子且接触面很小，这三个点有高有低，因此桌子只能歪斜着立在支架上。我小心翼翼地站在歪着的书桌上，脚下的支架颤颤悠悠，好像在演杂技。我其实胆子不大，还有些恐高，当时怎么能上得去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动作以后再也不敢重复，摔下来可真是不得了。
有一年开展“评法批儒”活动。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和方正纯等三人一起上台作宣讲。我们根据上级提供的资料作了充分准备，顺利完成了任务。什么董仲舒，什么儒家法家，我在台上其实不甚了了，也看不出来江青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听者在台下自然也只能稀里糊涂。我面对众人常常羞于开口，这会儿第一次面对几百双眼睛讲话，心里不免打怵，不过开了口倒也顺畅了。这样的锻炼对于我以后走上大学讲台不无益处。
陈金元任司务长以后，我接手了他原先科研班的工作，开始了解杂交技术，亲手参与玉米制种，组织一些力所能及的连队科研活动。我们科研班常年六人，一位女知青，一位稳重、经验丰富的老人，一位因小儿麻痹症瘸腿的小伙子，他虽然腿脚不便，但样样能干，能将自行车骑得飞快。还有两个小姑娘，两人一组到青纱帐里作产量预测，一个跟着我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一点儿顾虑也没有，另一个则不敢钻进去，也许是害怕风言风语，也许怕我使坏。有一次根据上级布置，我组织科研班对大豆害虫根潜蝇的生长规律作调查并撰写了报告，后来被汇集到建设兵团的一个科研论文集内。有一年我执笔撰写连队生产规划，也完成得有模有样。我设想在大田南端的丘顶向北建水渠，从太平湖水库取水用于灌溉。虽然未经实地测量和科学论证，即使实施也有许多难处，但是我渴望改变连队靠天吃饭窘境的急迫心情可见一斑。1977年春连队领导好心帮我在实验地块上了底肥，用大车将肥料送到地里堆放，然后再用铁锹向四下里摊匀。这样上底肥的方法很成问题，因为肥堆处的肥力明显比其它地方足，使得长出来的庄稼一片浓一片淡，违反了试验田条件均匀的原则。收获以后我竭力将实验结果提取出来，根据《方差分析》一书的指点采用了协方差分析，计算相当繁杂，看起来深奥无比，但结果还是连我自己都无法信服，白瞎了一年辛苦。我两次到海南参加团里的种子繁殖工作，认识了建设兵团兄弟师团的卢技师，并随他去南宁参观了一处农科所。看着那里一排排置于玻璃器皿中作无性繁殖的农作物，只有羡慕、嫉妒。反观自己无知识、无能力、无条件的现实，怎么才能够有所作为。我渴望学习，渴望有深造的机会，1977年冬天我似乎看到了机会。
随着一年年春秋交替，许多知青脱离了农业第一线，或当了教师或领导，或被送去高校学习。我虽然对这种脱离并不嫉妒，但毕竟是当时社会对个人的表现予以肯定的一种方式，因此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我自认能够自律自强，奋力向上，亮点也不少，但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连共青团的大门都不肯向我敞开，着实感到愤慨。虽然我对社会的前途不悲观，但对我自己的前途无法乐观。除了政治因素和劳作中的高强度以外，日常生活中的高强度也不易适应。比如养猪要打猪草，秋天要搂草集柴，砌院墙要打土坯，这些事没有力气都不好办。在连队里劳作已经常常感到筋疲力尽，回到家还有那么多力气活等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总不能将这些男人的活扔给女人去干。所以我刻意回避恋爱和婚姻，如果要扎根边疆，只能单身。
在乡下安全隐患不少，伤痛也是难免的。我第一次骑马进场院，跑到水泥晒场边缘的斜坡时，突然马失前蹄，我迅速抱着马脖子滑下来才避免摔倒。第一次赶马车，因为不懂鞭子甩动的实际意义，差一点儿将车赶进土坑。拉车的四匹马中，右前方的那匹马是引路的，土坑正在它右前方。也许它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危险使劲向左挤，才避免了翻车事故，当然我也增长了见识。第一次在采石场点炮，自以为已经跑得够远了，炸飞的碎石还是疯狂地追上来，落在周边噼里啪啦作响。经过了许多第一次的侥幸，终于发生了意外。那是我第一次骑马远行，因为有一匹小马驹跟随别人的马队跑丢了，有人告知在内蒙某地急需找回来。我随着几位老职工匆匆上马未备马鞍，不过半天便铲破了屁股，只能躺在轮式拖拉机带的拖斗上返回连队，一连躺了好几天。第一次夜晚看守联合收割机粮仓里的麦粒（未来得及运送回连队），受到成群飞虫（当地人称之“小咬”）的冒死围攻。我将脚插在麦粒堆里，用一件外衣罩在头上只露出眼睛，还是难以招架小咬的执着。上唇右侧和下唇左侧都肿了，成了歪嘴巴，狼狈不堪。
常常会有想不到之处。
有一次，在小兴安岭伐木，我站在已经放倒的树干上砍枝丫，被同伴在肩上劈了一斧子。好在隔着棉袄，斧子刚下落速度也还不快，没有造成伤害……
有一次，我正在清除压在树木下的柳条。一根柳条因只砍断了梢部而不是根部，突然弹起打在我脸上，我眼冒金星，满嘴是血，后来发现有颗牙坏死了……
有一次，在割大豆时，田里有一根带刺的荆条，我砍错了梢部，荆条弹起来，钓了我瞳孔边上一块肉，留下了一个白点……
有一次，我站在联合收割机后面的草车上整理草堆。老式机械的草车是分离式的，单轴两轮，用牵引杠挂在主机尾部。在一个山丘顶部掉头转弯时，牵引杠的销子突然脱落，草车因脱离了主机的约束而迅速顺陡坡滑动，差一点儿向前翻倒。我紧紧抓住草车的护栏，差一点儿被甩出草车……
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乘坐卡车送一位知青 去火车站。车开得飞快，我们脸朝后坐在卡车上，看着后面带着的拖车。在一个小弯处，突然拖车被甩得向路边滑动，卡车后部被拽着也向着路边滑动，危机之时拧断了拖车牵引架上的销子。只见拖车在牵引架落地时猛然竖了起来，轰隆隆地摔向公路外。这种只有大片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如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是在小兴安岭伐木。一天我跟随同学走小路去附近的连队看电影，散场时人很快走散了，我发现电影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不敢走那条来时的小路生怕迷路，只好走大路，因为顺着大路总可以回到自己的连队。走到三岔路口遇到了看场的守夜人，总算认清了路，原来走了三角形的两条边。我一人深夜走在空寂的大路上，不免常常四下顾盼。脚下冰雪覆盖，在白天被沉重的车轮碾压过后形成两道深深的车辙相当滑。路两边白雪覆盖的群山连绵起伏，树木高耸入云，月亮挂着树梢，冷不丁还能听到老鸹一两声瘆人的叫声。我不知道附近是否有狼或熊，反正如果相遇也只能拼死一搏。突然我发现后面有个影子跟着，惊慌之余滑了一跤。爬起来后发现是个人，已经很近了，一问是隔壁连队的，终于稍微放下心来。驻地之间只隔着几百米，两人相伴着回了各自的连队。小时候我特别胆小，对黑夜有莫名的恐惧。经过了一次次锻炼，逐渐胆大了起来……
我们兄弟连队有病故的，有翻车致残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连队的知青还都是幸运的。我虽然坏了一颗牙，但它至今还长在那里，保持了我身体的完整性。至于后来丢了一条腿，是那会儿四、五十年以后的事情，同十年下乡应该没有关系吧。
六、自强
我们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始终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学得越多越觉得懂得太少。马列毛的著作、农业技术，各种各样的书都如获至宝。曾获准在连队组建图书室，我和知青荣丽玲是管理员。我们到甘南县采购图书，回上海探亲时买了图书和借书卡，知青和本地青年们又捐了一些书。在好几年里这些书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刚下乡的那几年，连队没有电，宿舍里点了大油灯，昏暗的环境对学习很不利。后来从上海买了小油灯来，一人一个放在自己需要的位置上，看书读报就方便了。金黄色的电化铝制灯壳，非常薄的玻璃灯罩，小巧玲珑很好看。我曾经编了一组歌词，由同学季路德谱曲写成了小油灯组歌，并在文艺汇演中演出。那个歌词是“小小油灯亮晶晶……”还是“小小油灯闪闪亮……”已经记不清了。小油灯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快乐，直到连队通了电。
连队的黑板报原先是由同学方正纯负责的，他到连队小学任教以后将这项工作转交给我。稿件通常由领导提供，我的工作主要是排版和修饰。难点是版面修饰，好在版面不大。我在中学参加过黑板报工作，对过去的排版和美工有不少记忆，正好学过来。贾怡大姐常常来担任抄写，她那公正、娟秀的字迹人人称赞。这块带遮雨顶、黑漆剥落的黑板伴随着我好多个春秋。有好几年我负责在农忙季节出小报。一开始是蜡板刻写油印的，后来为了降低成本，也因为份数可以不多，改为复写。同那块小黑板报相比，出小报的难度大多了。稿件多了还好办一些，少了出现空白怎么办。有时候突然觉得应该写点儿东西，但到了深夜领导又不在跟前，第二天一早又必须出版，只好越权硬着头皮写，还好当时领导比较宽容。我在中学曾经刻写过歌曲集，所以刻写和印刷不成问题，排版也没问题。但我的艺术天分不够，并且同黑板报，纸质小报少了色彩变幻的手段，因此版面修饰深感茫然。我还曾参加过一次营报道员学习班，写了一篇小通讯，同其他学员写的一起发表在嫩江日报上。还模仿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作，写过一首长诗，只记得在诗中对体育健儿用了许多溢美之词。经过这些文化活动的锻炼，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几乎每次开会都需要会标，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宣传标语，有时候还到屯子里刷标语。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写标语，后来有一段时间里，连里的所有标语都被我包干了。因为经常写的缘故，字写得越来越熟练、大气。写得最多的是黑体字，排笔的宽度正好同纸张大小相适应，特别顺手。有一次为了在食堂兼大礼堂里挂会标，一时找不到梯子。我用食堂餐桌下的十字架放在舞台边沿上作底座，将一个课桌叠放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的四个点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只有三个点支撑着桌子且接触面很小，这三个点有高有低，因此桌子只能歪斜着立在支架上。我小心翼翼地站在歪着的书桌上，脚下的支架颤颤悠悠，好像在演杂技。我其实胆子不大，还有些恐高，当时怎么能上得去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动作以后再也不敢重复，摔下来可真是不得了。
有一年开展“评法批儒”活动。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和方正纯等三人一起上台作宣讲。我们根据上级提供的资料作了充分准备，顺利完成了任务。什么董仲舒，什么儒家法家，我在台上其实不甚了了，也看不出来江青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听者在台下自然也只能稀里糊涂。我面对众人常常羞于开口，这会儿第一次面对几百双眼睛讲话，心里不免打怵，不过开了口倒也顺畅了。这样的锻炼对于我以后走上大学讲台不无益处。
陈金元任司务长以后，我接手了他原先科研班的工作，开始了解杂交技术，亲手参与玉米制种，组织一些力所能及的连队科研活动。我们科研班常年六人，一位女知青，一位稳重、经验丰富的老人，一位因小儿麻痹症瘸腿的小伙子，他虽然腿脚不便，但样样能干，能将自行车骑得飞快。还有两个小姑娘，两人一组到青纱帐里作产量预测，一个跟着我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一点儿顾虑也没有，另一个则不敢钻进去，也许是害怕风言风语，也许怕我使坏。有一次根据上级布置，我组织科研班对大豆害虫根潜蝇的生长规律作调查并撰写了报告，后来被汇集到建设兵团的一个科研论文集内。有一年我执笔撰写连队生产规划，也完成得有模有样。我设想在大田南端的丘顶向北建水渠，从太平湖水库取水用于灌溉。虽然未经实地测量和科学论证，即使实施也有许多难处，但是我渴望改变连队靠天吃饭窘境的急迫心情可见一斑。1977年春连队领导好心帮我在实验地块上了底肥，用大车将肥料送到地里堆放，然后再用铁锹向四下里摊匀。这样上底肥的方法很成问题，因为肥堆处的肥力明显比其它地方足，使得长出来的庄稼一片浓一片淡，违反了试验田条件均匀的原则。收获以后我竭力将实验结果提取出来，根据《方差分析》一书的指点采用了协方差分析，计算相当繁杂，看起来深奥无比，但结果还是连我自己都无法信服，白瞎了一年辛苦。我两次到海南参加团里的种子繁殖工作，认识了建设兵团兄弟师团的卢技师，并随他去南宁参观了一处农科所。看着那里一排排置于玻璃器皿中作无性繁殖的农作物，只有羡慕、嫉妒。反观自己无知识、无能力、无条件的现实，怎么才能够有所作为。我渴望学习，渴望有深造的机会，1977年冬天我似乎看到了机会。
随着一年年春秋交替，许多知青脱离了农业第一线，或当了教师或领导，或被送去高校学习。我虽然对这种脱离并不嫉妒，但毕竟是当时社会对个人的表现予以肯定的一种方式，因此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我自认能够自律自强，奋力向上，亮点也不少，但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连共青团的大门都不肯向我敞开，着实感到愤慨。虽然我对社会的前途不悲观，但对我自己的前途无法乐观。除了政治因素和劳作中的高强度以外，日常生活中的高强度也不易适应。比如养猪要打猪草，秋天要搂草集柴，砌院墙要打土坯，这些事没有力气都不好办。在连队里劳作已经常常感到筋疲力尽，回到家还有那么多力气活等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总不能将这些男人的活扔给女人去干。所以我刻意回避恋爱和婚姻，如果要扎根边疆，只能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