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粟裕的这场胜仗 毛泽东兴奋地吃了一大碗红烧肉（中）
来源:掌上风云 作者:张雄文 时间:2019-01-26 点击:
原题：74军与两任军长王耀武张灵甫
选自《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作者张雄文，东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三、抗战期间74军里的张灵甫并非首屈一指
但一段时间以来，抗战期间多半仅为74军中高级军官，最高职务的实职也仅师长，且诸多重大战役并未参与的张灵甫，被人为歪曲取代了王耀武的位置，受到虚化的推崇，大有登上“神坛”之势。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字灵甫，1903年8月生于陕西长安，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两年后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与他履历相似的中共将领是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他于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5年5月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和张灵甫是同期同学。
同样是所谓“文北大，武黄埔”的才子，且都能写一手好字，但伍中豪远不如张灵甫一样受后人推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张灵甫生得身材高大、长相俊美，有“美男子”、“帅哥”的雅称。
抗战结束之前，张灵甫的人生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过四任妻子，曾停妻、杀妻、休妻，被原74军人事处处长吴鸢称为“登徒子”。
张灵甫北大读书期间，与陕西老家的邻村女子邢凤英第一次结婚。近8年后的1933年，他在国民党军第1军团长任上停妻再娶，又与四川广元一名才貌双全的富家女子吴海兰结婚。
但好景不长。两年后，因同事一个玩笑，怀疑吴海兰与一名东北军军官有染，张灵甫怒而将其枪杀，一时舆论哗然。
吴家人自然不服，四处告状伸冤，最后幸运地通过张学良夫人于凤的帮助“上达天听”，将状子转给了正在倡导“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
蒋介石不免怒其不争，下令严肃处理。但最终顾及黄埔学生的情面从轻发落，只让法院判处张灵甫10年徒刑，两年后又借抗战即将开始，正当用人之际予以释放，准其官复原职，“戴罪立功”。
期间，张灵甫第一任妻子邢凤英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与被杀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后，仍然与邢凤英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是典型的即便国民党也明令禁止的一夫二妻。
这场轰动一时“杀妻”案的来龙去脉原本清晰明了，张灵甫也坦然承认，从无异议。但70余年后，尚在人世的张灵甫最后一任妻子王玉龄，将张灵甫杀妻的原因翻案为吴海兰是“共谍”，因偷拿机要文件被枪杀，来源则是当年张灵甫告诉她的。
从小肚鸡肠的猜忌而草菅人命，到义无反顾地大义灭亲，张灵甫一时重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当年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曾想到的开脱理由，多年后的王玉龄轻轻巧巧便找到了。
张灵甫
这不仅是死无对证、迟到数十年的“孤证”， 而且极不道德，让当年无辜被杀的吴海兰雪上加霜，又蒙深冤，再度成为张灵甫美化所需的牺牲品。九泉之下，自然更难瞑目。
对张灵甫而言，女人的确有如刘备所说的“衣服”，随时可以轻松更换。1937年，获释出狱的他以其堂堂仪表与团长的官阶，很快又与西安妙龄女子高艳玉相识，娶回了第三任妻子。
这件“衣服”张灵甫也仅“穿”了七年多。1945年，这位42岁的关西大汉又看上了长沙某中学念书年仅17岁的富家女子王玉龄，很快便在尚未休掉高艳玉的情形下迎娶了王玉龄，成就了一些人津津乐道、歆慕不已的“名将与佳人”的“绝配”。
然而，这段婚姻只存在了两年多。1947年5月，一马当先进攻中共华东根据地的张灵甫，在孟良崮上被华东野战军击毙，王玉龄也开始了长期孤凄的守寡生活，从此只能生活在无尽的怀想里。
结婚之初，王玉龄听说张灵甫枪杀吴海兰一事后，曾天真地问：“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久经情场的张灵甫自然轻巧地应付过去了。对王玉龄而言，张灵甫的离世虽然难免哀伤，却没有了更换“衣服”的风险，也不会再有吴海兰的遭遇了。
多年后，原74军人事处处长吴鸢回忆说：
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在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当了空中小姐多年。有友人自美国来，说她虽年逾半百，风韵不减当年，依然还是很活跃。
吴鸢最后感慨地说：“张灵甫若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灵甫第二个特点是抗战前的10年表现平淡，未见特异之处。
1926年10月，张灵甫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担任见习排长，追随团长、黄埔一期学兄胡宗南，开始了将官生涯的起步。随后10年，他累官至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这一升官速度并不慢，与多数黄埔四期同学的履历相似。但黄埔军校毕业生前6期的升迁，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部队短期内急速扩充，黄埔生迅速被屡屡拔擢占据军中中级主官职务有关。
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军虽是蒋介石最早的嫡系部队，但在北伐战争和“围剿”红军期间未见卓异战绩，随着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倍受信任逐渐升迁，1936年担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的战绩便更差强人意，每况愈下。
因而，后来的蒋介石五大精锐主力名单里没有第一军。胡宗南表现一般，追随他的张灵甫也就更无可圈可点之处了。
这与胡琏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胡琏与张灵甫是黄埔四期的同学，1926年10月毕业后先被分配到20师，北伐战争中升至连长。随后他转入后来的五大主力之一18军（含其前身11师），随陈诚参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及三次“围剿”中共江西红军。因胆识过人，作战勇敢，他深受陈诚赏识，相继被提升为营长、团长。
抗战之前胡琏的官阶虽与张灵甫持平，但战功有迹可循，早期的军旅人生便精彩多了。
张灵甫的第三个特点是抗战开始才进入74军及其前身部队，直至日本投降前他从未做过74军军长，多半时间为团长、旅长和师长。也就是说，74军的象征与灵魂是其战绩的主要创造者军长王耀武，而非与下属师长周志道、李琰、蔡仁杰等人并列的张灵甫。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南京“模范监狱”轻松坐监，几乎等同于修身养性的张灵甫被提前释放。
回到陕西老家与邢凤英母子团聚，享受天伦之乐，闲居一段时间后，不甘老死林下的张灵甫一度悄悄运作，试图重回原来熟悉的老部队——胡宗南已担任军长的第一军。
或许张灵甫杀妻恶名过盛，胡宗南未予接纳，他又转而投奔正准备与58师合编为74军的51师，被厚道慷慨的师长王耀武“拉了一把”。因暂无合适的实缺，张灵甫只被授以51师师部高参的虚职。
但毕竟返回了离别两年的军队，张灵甫依然很满意。为表自己“洗心革面”，缩小杀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将原名改为“张灵甫”，“钟麟”则成为不需要常用的字。
令王耀武没想到的是，他于困窘之际急公好义接纳的这位黄埔学弟，后来不仅将他一手创建和抗战8年心血倾注的74军毁于一旦，70余年后还被人为抬高到取代他的位置，成为了74军的化身。
1937年8月，王耀武奉命率51师从汉中开赴上海参加淞沪战役，开始了74军抗日的第一场血战。
张灵甫此时远在武汉，没有随王耀武参战。退一步说，即便张灵甫随军到了上海，仅仅是高参虚衔而非实兵指挥，作用和战绩也将极其有限。
战后的1937年10月，51师所属的153旅新组建了第305团，王耀武任命张灵甫为团长。张灵甫此前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事，这一团长之职得来是因为有了王耀武早已内定的实缺，而非所谓“因功”。
随后，王耀武率51师参加为期6天的南京保卫战，张灵甫生平第一次接触日军。因整个战役中国军队一方部署紊乱，指挥错误，最终被迫匆忙撤退，酿成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痕——南京大屠杀。
1938年7月，国民党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74军等部10万余人，在江西德安万家岭巧设“口袋阵”，毙伤日军近万人，史称万家岭战役。
这一战役中，74军军长俞济时奉命负责核心阵地张古山战场。率51师参加后期战斗的王耀武下令各团机关枪集中使用，同时指令张灵甫率部攻打张古山，最终毙敌800余名。
战后，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或许因为张灵甫的实职是团长，便于树立基层抗日典范，鼓舞民心士气，田汉没有将总指挥薛岳、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军长俞济时和师长王耀武等人的真名写入其中，唯独写上了张灵甫。
张灵甫一时声名大震，这也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唯一风光的一次。这年9月，他被提升为51师153旅旅长。
1939年6月王耀武就任74军军长，开始创造74军更为精彩的传奇。张灵甫依然是旅长，居于三个师长李天霞、余程万和廖龄奇之下。
此后数年，王耀武率74军先后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雪峰山战役，几乎每战必胜，为 74军赢得了“抗日铁军”称号。蒋介石不仅曾当面接见王耀武，还赞赏其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
这些战役，1941年冬才因廖龄奇被蒋介石处决而接替其职升任为师长的张灵甫，或者仅仅奉王耀武之令冲锋陷阵，没有大兵团作战中的全局部署与战役指挥之权，或者根本没有参加。
譬如惨烈的常德会战便只有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参加，而张灵甫的58师未能躬逢其盛。
最终歼敌27000余人的雪峰山战役，从1945年4月9日开始到6月7日结束，会战的中国军队主力是王耀武为总司令的第四方面军，下辖74军（军长施中诚）、18军（军长胡琏）、73军（军长韩璇）、100军（军长李天霞），其余还有汤恩伯的27集团军与王敬久的10集团军参战。
而张灵甫1945年2月便以少将副军长的身份保送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直到6月18日毕业才返回湘西正在战后休整的74军。
甲级将官班主要轮训军长以上的将领，黄埔一期的李仙洲、李延年、侯镜如及非蒋介石嫡系的35军中将军长董其武等50余人都是甲级将官班第二期的学员。原本无资历入学的张灵甫经蒋介石特批进入该班后，还常常引以为荣。
虽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镀金”机会，但张灵甫在陆军大学时并不勤奋，与他同班的董其武后来回忆：
“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
董其武还说，张灵甫“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可以说是“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他曾应张灵甫之邀前去做客，多年后还不禁感慨：“我到了一看，简直象一座王宫。”
张灵甫除了与这班新结识的同学交游，还与正在重庆的陕西籍高级将领关麟征、党必刚等老乡往来频繁。他们时常聚集到陕西籍国民党元老、张灵甫的书法老师于右任的家中，“契阔谈宴”，相见甚欢。
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的学兄，又是陆军总司令，书法也臻于化境，素好此道的张灵甫泼墨助兴之余，还曾毕恭毕敬地请他挥毫题字。
一时觥筹交错，宾主尽欢，放佛昔日王羲之的兰亭聚会，早已忘记了远在湘西血战的74军。
当然，即便张灵甫中途返部参战，作为国民党军队中虚职的副军长，他也不会是70余年后所谓的“因雪峰山战役大获全胜被称为常胜将军”。这个荣誉合适的对象是指挥四个主力军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最起码也是74军军长施中诚。
还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是，与张灵甫同时起步的黄埔四期同学胡琏1944年8月已是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军长，而张灵甫依然是74军虚职副军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74奉命担任南京守备，号称“御林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依然是施中诚。
因而，近来盛传的所谓张灵甫是日本人眼中“支那第一恐怖军军长”的说法极其荒谬，即便日本人说过74军是“支那第一恐怖军”，军长也只能是王耀武，至少也是俞济时和施中诚。
纵观抗战期间74军师级以上的将领俞济时（黄埔一期）、施中诚、王耀武（黄埔三期）、冯圣法（黄埔一期）、李天霞（黄埔三期）、余程万（黄埔一期）、廖龄奇（黄埔四期）、周志道（黄埔四期）、李琰、蔡仁杰（黄埔五期）与张灵甫（黄埔四期）等人，没有根据认定张灵甫可以首屈一指。
1946年4月，经过老上司王耀武的暗箱运作，非黄埔系的施中诚被明升暗降，调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张灵甫被任命为74军军长。从这时起，74军的战功才终于可以与张灵甫划等号，但抗战结束已8个月了。
一个月后，74军整编为74师，张灵甫改任师长，踌躇满志率军进攻粟裕负责的华中解放区，开始了这支五大主力之首王牌军的覆没之路。
（责编：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