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丨“鲁迅拒绝诺贝尔奖”的真相是什么？
来源: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时间:2019-01-11 点击:
问：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是真的吗？
“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情，主要依据是如下三份材料。
第一份，是鲁迅的书信。
1927年9月25日，鲁迅给台静农写信，如此写道：
“静农兄：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①
这是一封给友人台静农的回信。鲁迅在信中自称“诺贝尔赏金，……我也不配”，是因为台在来信中提到刘半农有意向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推荐鲁迅，以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情，主要依据是如下三份材料。
第一份，是鲁迅的书信。
1927年9月25日，鲁迅给台静农写信，如此写道：
“静农兄：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①
这是一封给友人台静农的回信。鲁迅在信中自称“诺贝尔赏金，……我也不配”，是因为台在来信中提到刘半农有意向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推荐鲁迅，以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图：刘半农
第二份材料，正是台静农的回忆。
1989年，台静农在台湾接受陈漱渝的采访，如此回忆这段往事：
“那年九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订婚宴，北大同人刘半农、钱玄同都前往祝贺。席间半农把我叫出去，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半农以为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但是，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拦，他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我出面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结果，鲁迅回信谢绝，下一步的工作便没有进行。”②
台静农的回忆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说的是——斯文.赫定“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但斯文.赫定的视野里并没有鲁迅；真正想要推荐鲁迅的人是刘半农，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
图：晚年台静农
第三份材料，是台静农回忆中提到的魏建功所留下的一段文字。
1956年，魏建功在《文艺报》上刊文回忆鲁迅往事，其中如此写道：
“刘半农托付静农这件事，我还在场。这一件事情的发动是由于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关系。斯文.赫定名义上是个瑞典地理学家，实际上是在我国大西北做侦探工作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他曾经在蒙古新疆一带单独地进行过若干次的旅行；就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当儿，他又通过瑞典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要做飞渡蒙古新疆沙漠地区的‘科学考查旅行’。那时国内正是大革命前夕，北京政府是保护不了本国主权的。斯文.赫定的要求被留在北京的大学方面以及其它方面的文化人士听到了，就向当时政府表示了意见：要作科学考查旅行必须有中国学者参加，否则不能允许他的要求。这样就成立了一个‘西北科学考查团’，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是对斯文.赫定谈判的负责中心，担任着常务工作的就是刘半农教授。这个团的组织情形不需要絮说，只要读斯文.赫定自著的‘长征记’就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改变态度接纳中国学者参加的了。这斯文.赫定是用阴谋手腕的老手，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刘半农向先生动议就是斯文.赫定给他谈后的事。这一段经过回想起来，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仅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在还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斯文赫定的‘诱惑’。”③
魏建功这篇回忆文字写于1956年，他对斯文.赫定的评价，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责备斯文.赫定“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这种指控并不成立。
理由很简单。
1927年，斯文.赫定的科考计划，确实遭到了北京学术界的抵制。为了消弭这种抵制，斯文.赫定在这年春天，与由北大、清华等10余个机构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了谈判，最后于该年4月26日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刘半农作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常务理事，参与了整个谈判，“折冲最多”。④
试想，如果在谈判过程中，斯文.赫定确有“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刘半农自当知情。如此，他不希望梁启超入选，想要推荐鲁迅，托人去询问鲁迅的意见，就断不会延迟到近5个月之后的9月份。9月份时，斯文.赫定与西北考察团已经深入蒙古高原，与刘半农之间没有书信往来，刘显然是自其它信息源得到的消息，极可能与告知刘“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者是同一人（具体是谁，后文会有一点考据和推测，这里暂且按下）。
也就是说，以上史料，无法证明鲁迅进入到拥有推荐诺奖候选人的斯文.赫定（他是瑞典学院院士）的视野，只能证实：刘半农想要将鲁迅运作为诺奖候选人。
真正进入到了斯文.赫定视野的中国作家，是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
赫定想要提名中国作家为诺奖候选人，始于1920年代中期。1924年，他写信给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任职），询问他“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卫礼贤在回信中，向赫定重点推荐了梁启超，并将胡适和徐志摩作为第2和第3候补，且表示愿意将他们的作品翻译到西方。⑤
不过，赫定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努力告知中国人。在给卫礼贤的回信中，他提到，梁启超“完全可以作为人选”，但他的作品需要翻译，而且“这件事情得保密，别让中国人产生或许无法实现的期望”。
在征询卫礼贤的意见的同时，赫定也寻求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帮助。与卫礼贤不同，高本汉认为，目前的中国，“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梁启超不够资格，胡适也不行。不过，高本汉也未把话说死，他告诉赫定，自己“将和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教授讨论此事——当然我不会提及诺贝尔奖——他是语言革命的领袖之一，也是我的密友，他目前正在巴黎学习语言学。”
这位搞语言学的来自北京的年轻教授，无疑正是刘半农。须注意的是，高本汉向赫定承诺，他询问刘半农的意见时，“不会提及诺贝尔奖”。高本汉有无咨询刘半农的意见，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说明。刘半农直到1927年9月份才想要运作鲁迅为诺奖候选人，显示他在1924年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确实不知道赫定与诺贝尔奖提名一事。高本汉遵守了“不会提及诺贝尔奖”的承诺。
1925年~1926年，赫定与卫礼贤继续就中国候选人之事进行书信往来。他们讨论的对象，包括了梁启超和徐志摩。而在1927年9月，斯文.赫定真正属意的诺奖候选人，并不是鲁迅，而是胡适。
这年9月17日（与台静农写信给鲁迅是同一天），丁文江自北京写信给胡适：
“适之吾兄：谢谢你寄给我你的文章。我本来很希望你来，雷兴在此地，常常问起你来。他十月初要到蒙古去，十一月才回来。Hedin提议给你运动Nobel Prize。雷兴极愿意帮忙翻译你的著作。但是自从你寄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倒不愿意你就来，没有这种主张，倒无所谓，既然如此，似乎不值得受嫌疑。孟曾[真]打电报，是他提议、我赞成的。我今天到哈尔滨去替人家看矿，五星期以后回来。”⑥
丁文江这封信提到，赫定提议运作胡适为诺奖候选人，同时建议胡适现在不要北上（胡当时身在上海），因为胡适刚刚寄了一篇文章过去，这个时候北上，容易落下特意去为自己运作诺贝尔奖的嫌疑，遭人嘲讽。显然，丁文江也是刚刚得知“Hedin提议给你运动Nobel Prize”这个信息，之前胡适计划北上时，丁并没有反对意见。
丁文江是从何处得到的信息？自然不会是赫定本人，他当时远在蒙古高原。信中提到的雷兴，则是一个极大的可能。
雷兴（今天一般译作“莱辛”），即Ferdinand Lessing，是一位德国汉学家，当时在北大做德文学教授，与胡适交往颇多。同时，雷兴也与赫定关系密切，后来成为了赫定考察团的重要一员。信中提及雷兴“十月初要到蒙古去”，很可能正是要去与赫定会合——1927年9、10月份，赫定的西北考察团正在蒙古。⑦赫定想推荐中国作家为诺奖候选人，征询雷兴的意见，是很自然是事情。而信中言及，雷兴愿意帮助翻译胡适的文章，显示他确实知晓赫定对胡适的看重。
如果消息源是雷兴，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丁文江给胡适通报诺贝尔奖的书信，与刘半农让台静农给鲁迅通报诺贝尔奖的书信，发出的时间如此一致（都是1927年9月17日）——雷兴是他们共同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可能是在同一场合得知了讯息。
丁文江信中提到的“不值得受嫌疑”，所关乎者，也正是鲁迅。
1927年的鲁迅，与胡适之间已经处于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1925年，因女师大事件，鲁迅曾嘲讽胡适是一个“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的人，“催人呕吐”。1927年的4月28日，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要去北京，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顾的话或有夸张之处，但鲁、胡二人不和，已是文化圈众所周知的事情。⑧
刘半农是胡适与鲁迅共同的好友。他希望运作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应该也知道赫定的视野里已有胡适。所以，他找台静农去询问鲁迅的意见，真实原因是自己不方便给鲁迅写信，而非如台静农所言是“怕碰鲁迅的钉子”。他传递给台静农的讯息里，只提到“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对胡适也在赫定的视野里只字未提，也是顾虑到鲁迅与胡适的紧张关系，不欲造成误解乃至冲突。
赫定一生著作丰富，但始终严守诺奖规则，从不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中透露评选内情。不过，在消息已经于1927年泄露之后，他确实当面和胡适谈过诺奖候选人之事，时为1929年2月25日，是在列车之上。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hedlin同我谈：他是瑞典皇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为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⑨
因为胡适未曾积极翻译自己的著作，所以，直到1939年，赫定才正式提名胡适为诺奖候选人；失利后又于次年提名了林语堂。
综上，所谓的“鲁迅拒绝诺贝尔奖”，实际上是“刘半农希望鲁迅成为诺奖候选人，但被鲁迅拒绝”。在事件中，鲁迅的立场是冷静而理性的；不冷静、不理性的，是中文知识界不负责任的神话和演绎——比如，把事情扭曲成“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通过在中国考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在中国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⑩
图：斯文.赫定所提名的诺奖候选人（来自诺奖官网查询结果）
注释：
①《致台静农》，1927年9月25日。收录于：《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73页。
②陈漱渝，《丹心白发一老翁——怀念台静农教授》，《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2期。
③魏建功，《回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收录于：《回忆伟大的鲁迅》，新文艺出版社，1958，第56~57页。
④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⑤以下斯文.赫定与卫礼贤、高本汉等人的往来史料，均转引自：万惊雷，《斯文·赫定 ：给文化古国做一件真正美好的事》，南方周末2015年10月17日。
⑥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 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第239页。
⑦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戈壁沙漠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第01~60页。
⑧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
⑨胡适日记，1929年2月26日。《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357页。
⑩这类错误表述，可参见： 倪墨炎，《鲁迅和诺贝尔文学奖》；程争鸣，《鲁迅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思齐，《由诺贝尔文学奖而起——鲁迅与台静农往事》等。
（责编：日升）
